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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6日讯】
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到挑舋。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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