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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4日讯】 美国明尼亚波利市一个阴沉的早晨，谭美与朵梅躺在美景大学附属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和自己的先生说笑话壮胆，等待被医护人员推进开刀房。
病房的另一端躺着卅一岁的金珀莉，她是谭美的妹妹与朵梅的朋友。金珀莉苍白瘦削，身上插着氧气管，也在等着动手术，不过她是真有需要，因为她罹患遗传性的囊性纤维症，肺脏功能几乎停摆，唯一希望是器官移植手术，但是要从死者遗体取得肺脏至少需等待两年，金珀莉肯定撑不了那么久，她只剩一条生路：活体器官移植。
因此这三位女士的命运紧密绾合，谭美与朵梅捐出自身的半片肺叶，医生把金珀莉的病弱肺脏摘除，然后以捐赠者的两副半片肺叶取而代之，新生的肺脏虽然小了一点，但是仍足以让金珀莉恢复健康。
肾脏、肝脏与肺脏的活体器官移植近年来在欧美方兴未艾，早已不是骇人听闻的医学冒险，但是随之而起的伦理、情感、医学问题却日趋复杂。虽然没有人会质疑捐赠器官的活人能拯救那些苦等器官移植的病患，但是为一个健康的人进行他自身并不需要的重大手术，仍然违反“医生不可伤害人”的医界金科玉律。更有甚者，美国与欧洲都已传出器官捐赠者在手术后死亡的案例。
金珀莉的主治大夫帕克自己就曾捐赠一枚肾脏给妹妹，但是他说：“器官捐赠者令我相当困扰，他们是非常健康的人，却要接受大手术 ……有些人捐赠后感觉很美好，但是有些捐赠者在吃尽苦头之后，受赠的病患依然回天乏术。我们正在制造没有答案的问题。”
活体器官移植手术让许多病患及其亲友饱尝天人交战之苦。病患必须决定是否要向亲朋好友开口，恳求他们为了自己而冒生命危险，这份恩情将永远无法回报。而病患的亲友也必须做出抉择，是要忍受手术的巨大痛苦与风险？还是要眼睁睁看着所爱的人撒手人寰？有些捐赠者的动机是源自亲族间的压力，并非完全自愿；有些人拒绝捐赠后，终身愧疚不安。
美国近年来从死者遗体取得的器官严重短缺，活体器官移植应运而生，以去年和前年相较这种手术就增加了一六％，达到五千五百余例；其中最常见的是肾脏移植，这类手术相当安全，成功率极高，已占全部肾脏移植手术的四 ○％至五○％。至于肝脏与肺脏移植，捐赠者的手术过程远较肾脏移植复杂且危险，争议性更高，而且肺脏移植还需要两位捐赠者，但是这两类手术近年来仍然日渐增加。
任何手术都有其风险，尽管绝大部分活体器官移植手术均属成功，不过医界仍然忧心忡忡。知名医学期刊从未讨论捐赠者死亡案例，确实的死亡数字也难以掌握。
越来越多的医师会主动告知需要做器官移植的病患，他们的亲人、配偶与朋友都是可能的捐赠者，大部分病患的医疗保险公司也会支付这类手术的费用。各大医院纷纷为病患与可能的捐赠者设立教育课程与支援团体。但是许多医院的社工团体与医师之间会为了活体器官移植而角力，医师急于进行手术，但社工团体却希望捐赠者充份了解风险，三思而后行。
许多医界人士特别关注肝脏活体器官移植引发的问题，这类手术最大的受惠者是儿童，如今已经很少有儿童因为枯等肝脏移植而死去。但如果器官受赠者是成人，情况可能大不相同。一方面捐赠者因为要切除较大片的肝脏，手术危险性昇高；另一方面，许多成人肝脏病患不仅年龄偏高，而且其肝功能衰竭原因可能是吸毒而感染的C型肝炎，也可能是酗酒所引起，这些情形都会令器官捐赠者与受赠者相当为难。
在明尼亚波利市，金珀莉、谭美与朵梅的漫长手术总算顺利完成，谭美与朵梅捐出的肺叶在金珀莉小小的胸腔中像汽球一样鼓胀，医疗团队大感欣慰。金珀莉手术后康复缓慢但确实，新肺脏功能正常，让她重获新生。至于谭美与朵梅，虽然手术引发的痛苦与疲惫远超乎想像，所幸两人都迅速康复，手术后两个月就开始正常上班。救回自己妹妹的谭美说：“我一点也不后悔，这道疤痕令人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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