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值得在此简短地回顾一下，金融市场中出现的错误究竟错得多么离谱，而这些错误又以多快的速度发生。
目前这场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起因是信贷过度膨胀，是金融体系内部出了问题。这就是这场危机会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对市场而言，信贷就如赖以维生的空气。
有毒的信贷感染所有资产类别，而美国的市场如此巨大，以致于感染已传播到全世界。经济学界没有发现它的到来，即便在经济已出现疯狂失衡之际，他们也对此视若无睹。
其实有很多证据透露事情出了差错。企业获利在二○○○年代出现强劲成长。从一九六○年到二○○七年，税后的企业获利平均达到国民所得的六．五％。从二○○四年到二○○七年这四年当中，这项比率平均为一○．八％，二○○六年和二○○七年更高达一一．八％。
但是，尽管获利成长强劲，企业投资比率却出现下降，所以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急剧成长。
国会当然顺势变更税法，鼓励对股东进行现金分配。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企业从二○○四年第四季到二○○七年年底，获得二．一兆美元的净盈余。他们将这些盈余以股利或股票回购的方式还给股东。股东分配额大约超过资本投资的三分之一。
那些巨额的自由现金大多流入机构和有钱投资人手里，基本上都投资到金融工具上。资金大量涌入股市和债市，拉抬了资产价格，造成收益急剧下降。
收益下降又鼓励大型银行里的杠杆交易资产激增这类危险行为，也助长对从消费者债务中获得更高收益的偏好。
联准会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做法制止资产膨胀；事实上，联准会长时间维持极低的利率，反而大大鼓励这种情况的出现。
金融业很快成为经济的主要引擎，到二○○七年时，金融业的获利就占所有企业获利的四○％。
令人不安的是，一九二○年代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企业现金流量的成长速度，快过投资或工资的成长速度，而过多的现金就涌向金融工具的投资。
创新的消费性贷款大量涌现，有的透过房贷，有的透过分期付款消费借贷的形式，像只管收利息的抵押贷款这类金融工具也包括在内，这种情况让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这类银行陷入财务困境。
当银行开始担忧他们岌岌可危的贷款时，它们把这些贷款进行包装──或“证券化”──使其成为高度杠杆化的“投资信托”，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这种情况就跟这次的金融海啸相似。
以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资金洪潮把美国消费支出推高到占国内生产毛额的七二％，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比例，也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个人储蓄率却下降到零。
很快地，美国人在华尔街擅长进行的融资商品上变得投资过度──买更大的房子、休旅车、以及亚洲生产的电子玩具。
由此催生的繁荣随之而来，包括新开张的卖场，银行家喜欢的明亮新办公大楼及豪华饭店和餐馆，随着这波资金浪潮来的高度杠杆化企业收购，例如：连锁酒店、零售业、赌场、家俱店和营建业。
当再也找不到好的资产可以当成借款抵押，有信用的借款人也愈来愈少的时候，金融业还在继续放贷，发明“零”抵押（“无收入、无工作也无资产”）贷款、“无责任”公司收购贷款（如果你不能付款，放款机构也不能起诉你）等让金融局势持续恶化的手段。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美国人花费他们产出的一○五％，超额的部分大多出现在家庭账户上。
换句话说，经济已经完全失常。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发现？他们当然发现了；但是，由于他们的模型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他们建构新的理论来解释市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其中最受欢迎的说法是“全球储蓄过剩”，这不是由别人，而是由伯南克自己在二○○五年用有些夸张的语调宣布。
这种说法的内容是，美国国际债务和贸易逆差持续高涨是由“全球储蓄过剩”所引发，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储蓄过剩，例如：中国。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全球储蓄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时，根本处于持平状态。只不过，全球储蓄的场所改变了，因为美国人花光自己的存款购买消费品和石油。
美国的信贷狂欢为新兴市场贸易顺差构建渠道，而且几乎完全失常的抵押借款和信用卡借款也成了帮手。
（从二○○○年到二○○七年，美国人以房屋抵押权益的方式提取四．二兆美元，这相当于同期个人可支配所得的六．一％。在同一时期内，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是四．五兆美元。这可不是一个巧合。）
就算没有现代统计学的帮助，甚至无法依据任何总体经济模型，但是尼可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华特．巴格霍特（Walter Bagehot）或其他十九世纪中央银行的领导者应该都知道，倘若经济出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泡沫情况，应该怎么做。
调高利率，减缓成长，不让贸易失衡的情况变得如此严重，严格控管政府借款，这些都是常识性的问题。
但是，美国的监管者并没有采取类似行动。当然，对于不断扩大的资产泡沫踩下刹车，可能让经济成长速度减缓，甚至可能让经济陷入不景气──但是，葛林斯潘已经被神化了，大家认为他有办法避免不景气。
况且，就算政府插手干预，华尔街可能大叫这是血腥谋杀。所以，政府干脆坐视不管。而且，这种循环一旦被锁定，它就开始自我放大，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是让这种循环持续运作的主因。
但是，基本的因果关系是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而不是从全世界蔓延到美国。像“全球储蓄过剩”这样的论调，根本是一种过度乐观的合理化说辞：一切都受更大的市场力量所驱使，不在监管者的控制范围内。
但是用不着担心，这只是效率市场重新寻找平衡的良性过程。在现实中，这些理论只是效率市场重新寻找平衡的良性过程。
在现实中，这些理论只是胆怯的自我辩解，是学术界为了掩饰管理当局为何袖手旁观，放任华尔街摧毁世界。
经济学家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比方说：追踪贸易流量或设法找出货币重估值后果的蛛丝马迹。
但是，这个领域还不够成熟，无法囊括整个经济的所有运作；或者依据记录显示，这个领域甚至无法对整体趋势做出准确预测。
（而且，如果经济的个体变数彼此间的关系像凯因斯怀疑的那样持续处于变动中，那么经济学将绝不可能做出可靠的预测。）
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跟物理学不一样。经济学所用的方式主要是推论和隐喻，采用的数据粗略又容易出错，而且经济交互作用的模型跟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只有些微关系。
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其“法则”──大多都是想像的产物，很少能获得精确的证明。此外，经济学的内容和概念通常从意识型态的假定推论而来，不然就是透过观察而得。
这就是那些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面对一个问题，总能左右逢源的原因之一──很像十八世纪的医生闻病人的尿液，就能证明病因是黑胆汁还是黄胆汁。@(本文结束)
摘编自 《大师的智慧：巴菲特、索罗斯和沃尔克教你洞悉市场的真相》 商周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