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舅说：“在当今的时代，中共上层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了修‘真、善、忍’的是好人，可就是怕丢乌纱帽，昧着良心，顺从‘指鹿为马’！”
唐舅对妈妈说：“现在民众逐渐觉醒了。咱们也来个温故而知新，把遭蛇咬的事都抖落抖落。”
华姨亲切地对妈妈说：“玉坤，那你就讲讲‘反右’时的事吧！我们都没经历过。”
妈妈说：“这一晃五十年了，不愿想，也不愿讲。总想忘了它，可就是忘不掉，那些事情就老像在眼前似的。”
华姨又像是电影里的旁白：“这就是中共给善良的老百姓，造成的心灵上的创伤。”
妈妈憋在心底多少年的话，为什么不愿意说呢？因为那是痛苦的回忆，因为过去的年月要讲出来，说不定又会遭到什么麻烦。而时至今日，当着这些善良的老人们，也还是想唠出来的：
“那时，我和晓灵她爸爸刚结婚不久。说‘说明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说‘四不’：‘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秋后算账’。她爸心眼实呀，给党支部书记提了两条意见，就成了反党，说是‘攻击党的领导’。因为那时讲出身，她爸是贫下中农，在厂里任劳任怨，当过劳模，批判一气拉倒了，也没定啥。可是后来，听内部说：‘没达到指标’，大面上却说：‘漏划’，硬顶上一个右派名额！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共产党不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吗？咋出尔反尔呢？不让人讲理呀，忒邪性了！挑明了，就是平白无故想整人！”
“再说陆大嫂——唐姐，就说了一句话：农村有拉马退社的。呵！这个批判：‘农业合作化掀高潮，农民都欢天喜地，哪里有拉马退社的？造谣惑众！’唐姐说：我讲的就是咱村子的事呀！”
唐舅接过来说：“就是‘老山叔’，是实在的！”
妈妈继续说：“有好心人说：调查调查呗！调查去了，回来说确有其事。那也不行啊！有那句话，叫‘无限上纲，无限上线’：你戴着有色眼镜，太阳里面找黑点。为什么你看不见大好的革命形势，专挑毛病来攻击？因为你是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了。结果就一句话，定了个‘中右’，比右派强点。也都是一律下放农村。
“下放，其实就是过去说的发配、流放，到贫穷落后的偏远地区。我们两家都被发配到紧靠内蒙的逃荒屯，共产党来了说怎么还能叫这个名子？改成了陶屯。说让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原来，我们两家只是一般的认识，患难之中见真情啊！”
“做为下放户，陆大哥和我都是陪绑来的。陆大哥呢，因为厂里还需要他这个搞技术的，下去不长时间，又被抽调回来了；我原来是教师，又让到小学去代课。唐姐和她爸就不同了，‘五类分子’，那可太难当了！和社员一样干活，还不许乱说乱动。大夏天头顶烈日铲地，真是苦啊！特别是唐姐，有生以来也没干过这么累的活。人家到地头了，她却拉后半条垄，别人歇气了，她还在干，她爸就帮她铲到头。还没等喘口气，又开始拿垄干上了。就这样，一天到晚收工回家，腰酸腿疼得都有些爬不上炕。得我帮她拾掇点饭，不然她连饭都吃不上。”
“那地方干旱，吃水很困难。她爸懂打洋井的技术，就给人们打洋井，也带上唐姐做小工，后来就又在大地领人打电井。其实越偏远的地方，人的心眼越实在，老百姓对他俩还都挺好。”
“大跃进、征过头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没进去，却迎来了三年大饥荒。说亩产三万斤放卫星，把牛皮都吹上了天。没有粮吃什么？拿苞米瓤子、树皮磨碎了当淀粉。人都饿得面黄肌瘦，腿肚子浮肿，小孩子饿得哇哇叫，老年人一个一个往下倒。真出了人吃人，现在说起来都有点吓人，揪心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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