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1日讯】花了几个晚上，终于持续看完三十五集的《蜗居》。它在中国被禁播的理由，据说是因为“黄”。然而即使是涉黄台词，也是用双关语，例如“鞭长莫及”、“你来咬”、“小钢炮”等等，如果不是心存“邪念”，很容易就溜过去了。有的人说是超过三级片，那是太恭维了，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性感诱人的动作出现。因此，它的被禁，根本原因是迎合时下高房价所引发民众的不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路线下，它被“和谐”了，虽然实际上是更不和谐。
宋思明有上海贪官的影子
我没有看六六的小说原文，只是根据电视剧来看，犯驳的情节还比较明显，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美化贪官！
剧中主角贪官是江州市长秘书宋思明。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要求，这个人物既是经过艺术加工，但也是现实的反映。可以说，他就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长的黄菊或陈良宇的秘书艺术加工出来的人物，因为他们的秘书都已先后落网。而几个角色毕业于当地的复旦大学，明摆着这个江州就是上海，何况还有车水马龙、灯火璀璨的大都市一面。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自然是禁演的又一个原因。
问题是像宋思明这样的贪官，在中共庞大的贪官群中，可以说是好贪官。他“好”在哪里？
第一，他贪污了多少年，才在这次与郭海藻“乱搞男女关系”，而且对她是真正动了真情，成为固定而唯一的“二奶”，而且并不是简单的所谓“权色交易”。而海藻貌不出众、身材一般，纯粹是像以前他倾慕的导师的女儿。可见还有“纯情”的一面。
第二，他对她有情有义。不但一再帮她解决姐姐、姐夫（海萍、苏淳）买房子、租房子，甚至找工作的难题，而且做好事（解决海藻姐夫的冤枉官司）也不让她知道，做“无名英雄”。在他的贪污行为被揭发前夕，不但给她五百万元存折安排她与孩子以后的生活，还委托他的美国朋友帮她到美国去。
第三，对原配与女儿，也还有一份愧疚之心，比当年老革命抛弃糟糠之妻，要文明几分，至少比毛泽东抛弃罗氏原配，借刀杀杨开慧，与把贺子珍送到苏联精神病院要文明许多。
第四，对拆迁户，例如对钉子户李老太太一家，他也是用“王道”的手法，还适当照顾他们的困难，体现某些人性，而不是凶神恶煞的逼迁，把人赶到绝路。
第五，工作能力当然不要说了，四平八稳，面面俱到。
有人愿意做宋思明的二奶
因为如此，有些女网友公开表示愿意做宋思明的“二奶”。如果说有“流毒”，这就是。但是中宣部的老爷们不敢批这个问题，因为这将公开现在 “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价值观，而且如果把贪官描绘的更加不堪，那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因为一旦他们被揪出来的时候，他们不也希望有些人会同情他们，犹如“盗亦有道”那样。
也因为如此，《蜗居》中的光明面，就是在贪污市长后面，还有清廉的市委书记，第一把手必须清廉！《蜗居》离不开这公式，如果不这样，作品不但早被“枪毙”，连作者、编剧、导演都会遭殃。
而作品中的积极意义，不只是沦为“房奴”的凄惨，揭露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而且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夫妇，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没有“关系”，没有“权力”，都难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海外的“爱国人士”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是回国住酒店接受招待，就是身上有钱享受那里的低廉费用。如果按照国内普通人的收入与消费，看看能否那样“爱国”？因为可能处处行不得也哥哥，就像海藻刚毕业出来工作，吃一口进口冰淇淋也舍不得。
然而剧情也有一些犯驳或不通之处：
第一，宋思明不是大款，因此他有大房，有许多钱，自然是贪官无疑，然而海藻似乎一直天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这一点，或者想到一旦东窗事发怎么办？也许，中国太多贪官，不能解释的收入太多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剧情有犯驳与不通之处
第二，宋思明身为市长秘书，进去找他应该门禁森严，但是似乎找他都如入无人之境，也不必通报；手机非常普遍，但是找人都不必事先约好而突然出现。
第三，纪委已经监视、跟踪很多时候，也知道宋思明与郭海藻的关系，在收网前宋思明车祸出事后，也有查下去，抓了他的太太及与他勾结的奸商，但是为何没有对郭海藻追查那个宋思明从他太太那里“偷”来给海藻的五百万元款子，为了这笔款子，宋太太还把海藻打得流产；而是到海藻临去美国上飞机前在飞机场要她姐姐还给“组织”？
除了这些，作为当年在上海度过十六年的我，也不妨谈谈那时的“房事”。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以后，共产党又再开展统战要“落实政策”了。虽然主要对象是美、欧、日华侨、侨眷，我也试试东南亚华侨在中共眼里还有没有统战价值。当时我还住在工厂里的集体宿舍，也想解决自己的房事，于是以华侨身份到延安东路一号的上海市房管局，诉说自己家里的困难，能否照顾照顾分配房子给我。
当时经办人员的回答，可以归纳三个方面：
首先，他问我，我的爸妈在国外的“影响力”大不大？想起杨振宁、李政道、赵浩生、韩素音之流，我只好说“不大”。
其次，他就对我说：“上海市目前住房的紧张，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问题，你是否承认？”我哪敢不承认？如果不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难道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那是反革命言论啊。我一旦承认后，接下来是：
第三，目前上海困难户很多，每人居住面积平均不到两平方米，才算是需要解决的困难户。我一算，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单人床位的大小，我即使在集体宿舍里，也不止两平方米，于是只好哑口无言。于是他要我耐心等待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后给我分配房子。
当年我在上海的“房事”
中共的统战对象，是属于“拉一拉”或“推一推”的角色。如果老爸是名人，“拉一拉”就成为自己人；没有一个好爸爸，推一推就成为外人了。我的华侨朋友说，你别傻了，现在申请出国，比申请房子还容易。当时我还不想出国，因为开始批判林彪，我还有幻想，以为可以批判极左路线， “落实政策”；哪里想到林彪是“形左实右”，继续反击右倾，才让我死了心，申请出国到香港。
《蜗居》中海萍、苏淳夫妇的居住条件当然比我那时好，这当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成就。问题是世界是进步的，如果现在还维持两平方米，冰箱往哪里摆？且不说洗衣机。但是就全国来说，困难户也还有，例如那个到处流浪的“犀利哥”，以及民工及“蚁族”等等。
在那段时间，一位出国的华侨把他原来住的房子私下让给我住，地点就在现在“新天地”附近的嵩山路，与郭沫若的亲家住在同一个楼里（文革期间被强迫分出房子给别人住）。因此引来当地济南路房管所对我的封杀，详细故事就不说了，从房事中我认识到了许多社会的黑暗面。
到了香港后，经过十年奋斗，从无壳蜗牛变成在铜锣湾闹市有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斗室，至少不必再仰共产党的鼻息了。但最后还是要感谢九七前中资大炒香港楼房，让我可以在高价脱手，成为我的“养老金”。至于接我火棒的新加坡人，上帝祝福她，现在应该已经回到原价位。
《动向》月刊 2010年7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