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综合报导)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宣布，将于本月底来到中国，并邀请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因为二人在美国劝募成绩斐然，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对此很多受邀的中国富豪在接到邀请后反应冷淡，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与比尔‧盖茨来华的时间表就定在今年9月底。主办方称受邀参加晚宴的人员名单已经敲定，受到邀请的绝大部分是财富榜排名靠前，且对慈善事业态度积极或正在做相关的慈善事业的中国富豪，也有部分是没有出现在财富榜中的“隐身富人”。
盖茨基金中国项目主任叶雷表示，在他们发出邀请后，“有一小部分人最后拒绝了参加聚会。”近10天内，受到邀请的人反应不一，“但绝大多数人都打来电话确认是否会在现场被要求进行捐赠承诺。”叶雷说。“他们最担心的恐怕是在现场感到难堪。”
为了排除富豪们的误解，叶雷说，盖茨和巴菲特将会尽快发来亲笔信，说明此次活动只为结交朋友、寻找伙伴，不会给中国富豪们带来捐献上的压力。他说，“盖茨和巴菲特最初的本意只是在他们访华办理其他事务期间，组织一次与慈善事业相关的聚会，并没有打算要说服中国富人进行慈善捐款，更不会像在美国那样，动员富人进行财富捐赠承诺。”
叶雷透露，“巴比”二人来华虽然不是来募捐，但也是带着任务来的。一个任务是倡导慈善理念，尤其是富人的慈善理念。另一个任务是要了解中国慈善发展的状态。“了解中国做慈善比较有经验的人，对慈善问题的看法。”
专家：“半裸”要求高可年捐百万 响应者寥寥
在当前国内自然灾害频发时期，慈善二字，再度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巴比”晚宴自然牵动了各届人士的眼球。
对于这次“巴比”晚宴，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认为，巴菲特和盖茨来华以后，如果能打动一个人，能让一个人做出捐赠行为，不管他捐赠多少，不管他用什么方式，都会是一件好事。
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新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巴菲特的“慈善誓言”在中国及世界上的影响都很大。“中国国内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响应，毕竟这是好事。让中国富豪一下子捐一半资产要求也过高，但让中国的亿万富豪年捐百万还是可行的。”
王振耀发出倡议，请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每年贡献一百万元来做慈善。这个金额比起巴、比的“半裸”之议只能算裸个脚趾头，但仍然是响应者寥寥。
富翁比乞丐还穷的两种境界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后，出现许多家财万贯的大富豪，许多富豪甚至跃登国际知名的富比士全球富豪排行榜之列。中国内地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已紧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大陆官方媒体曾在一篇“赈灾榜上一些富翁怎么比乞丐还穷？”的文章中表示，汶川大地震后人们纷纷捐款。一个名叫徐超的乞讨老人，在捐了五元钱后，又找遍身上的零钱，特地到银行兑换成一张百元现钞，放进募捐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大陆富豪至今捐款仍然不多。
“华尔街日报”曾描述一个大陆富豪：四十五岁的浙江金轮集团董事长陆汉振戴着一个大型的玉指环和钻石手镯，以一百五十万港币的价格购得一个装饰有蝴蝶的清朝陶瓷花瓶。有国内媒体刊出中国顶级富豪惊人挥霍排行榜，例如中国巨力集团总裁杨子，奢侈记录包括手上戴的是四十六亿年才出一块的祖母绿戒指，每张名片价值四十五美元，是瑞士军刀厂订制，ARMANIA时装一买就是九套。
社会体制不同 影响慈善事业
据海外媒体报导，与中国社会体制不同，由于美国社会财富透明度高，慈善法规健全，运作的社会监督体系——尤其是诚信体系是完整的，足以保障慈善行为的质量和效果。而在中国诸多声势浩大的慈善行动，经常沦为欺世盗名的秀。
《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说，“诺而不捐”是中国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捐款的到账率一般仅为7%。近期媒体报导的“诈捐门”不断，甚至救灾捐款，有明星也开出了未曾兑现的“远期支票”。这些现象都反映了慈善制度不健全。
有媒体表示，隔一段时间翻阅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榜，可以发现，一长串的富豪名单与经济囚犯名单惊人的重叠，红顶富豪纷纷落马，一夕从座上宾变成阶下囚。当年黄光裕在三十五岁第一次当选中国“胡润”首富时，有记者曾问他这个头衔是否花钱买来的，黄听后哈哈大笑：“我烦死“胡润”了，还给他钱？他的这个榜就是个 ‘通缉令’，谁上谁倒楣！”不曾想一语成谶。
胡润研究院日前曾发表研究称，由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内地各类富豪榜向来被称为“杀猪榜”，意谓上榜中人特别容易“出问题”，年年都有首富落马者。
有评论认为，对于这次“巴比”夜宴，各阶层对结果均未抱太大希望，原因与民众对报导历次官办赈灾捐款被“鲸吞”有关。官办衙门式的垄断性慈善组织，由于限制竞争，只要它们内部稍微出一个小的污点，就会极大地损害全体国民的善心，因为即使撤职、甚至枪决了当事官员，这个组织的信誉还是不能不令人怀疑，原因就在于它的排他性，况且这还是在中国这样一样随处可以见到暗箱操作的权大于法的政治体制里。
评论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老百姓捐的钱，最后实际上是被直接划拨给了被救助地的政府，与当地的财政混在一起支出，仿佛这是一笔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似的，其实这只是“官办慈善”虚构党恩浩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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