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1月10日讯】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上次节目我们谈到了经济学上通胀的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应用。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的通胀和经济决策。
草庵：物价是怎么涨起来的?是从哪儿开始涨的?当国内学者激烈地探讨着“到香港打酱油”、“在社区绿地种蔬菜”的时候，还真难理清一年中的通胀脉络。尤其是有了2008年那次的大通胀背景，居民们对价格上升并不敏感。那次是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外有原油步步为营地推高，内有猪肉的呼应，最终形成了本世纪前10 年里最
高的CPI，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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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这次显然没有如此明显的主线。这次的上涨，由点及面，由暗到明，步步潜入，和3年前国际大宗商品海外高调引导，国内被动拖曳的方式大有不同。但实际上，中国正在经历中的通胀兼具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双重特点，这一过程中，超发的货币拉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住”的价格，继而带来了诸多生活必需品价
格的上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伍凡：物价涨得让消费者气短，还是秋天之后的事。房价涨一倍，购房者可以先拖一拖再购买，况且全国85%的家庭拥有自住房，涨价等于财富增厚。杂粮涨价，消费者可以选择替代品，多消费主粮;夏天，植物生长季节，个别地区虽有灾荒，但全国范围内蔬菜供应充足，且旺季的价格，再贵也有限度。铁矿石涨一倍，可通过炼钢厂和制造商的消化，终端消费者感受甚微。
10月，全国CPI涨幅达到了4.4%。其中食品价格更上涨了10.1%。本来是收获的季节，蔬菜、水果大量上市，价格本应回落。按统计局的解释，自然灾害的多发、重发是主要原因。 10月份海南还在发洪灾，海南是很重要的蔬菜供给地，故而对10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问题是，除了蔬菜，食品和日用品的两个最基本的原料 ──大米和棉花均开始涨价，并且来势迅猛。农产品的齐涨才引发了食品等的大面积涨价，消费者恐慌心理才蔓延开来。
草庵：经济学理论上，物价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指的是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 。一种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乃是由厂商生产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如果简单地归纳，“蒜你狠”可谓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的结果，大米则是成本推动的典型。
但放在物价总水平的尺度上，我们正在经历中的通胀兼具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双重特点，是需求和成本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过程中，超发的货币拉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住”的价格，继而带来了诸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又成为工资上涨的理由，工资上涨又形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伍凡：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中国每增加1美元的外储，央行就要相应发行相应数量的人民币。外汇占款便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起初，这样做的目的是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为外向型经济服务，可近年来，随着外储的膨胀，央行的货币政策几乎被美元“绑架”。
2010年9月，外储2.65万亿美元，增长1.06万亿美元。若按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汇率，对应的基础货币投放便是7.28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这笔7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即使按照保守的货币乘数，也足以衍生出20万亿~30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存量。
草庵：信贷危机后，货币当局无一例外地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并用的刺激方法，结果是货币泛滥。只不过，西方的高人力成本和低储蓄率，再宽松的货币环境也留不住资金。资金于是单向流动，造成了东西方过热和过冷同时并存的局面。在中国增加的1.06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中，并非所有的盈余均来自实物贸易的顺差，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直接投资乃至“热钱”千方百计的渗透。
货币的超发，当然也和央行两年来的货币政策有关。每年的信贷额度更比几年前翻了一番。而对央行，既要保增长，又要保转型，回收流动性的困难显而易见。要知道，货币一经发行，是无法没收的。无论怎样提高存储率，无论提高多少次利率，央行所能做的，无非是暂时扣留而已。上一次，央行一年中10次提高利率，最后救CPI于水火的，也是海外大宗商品的崩盘。现在，这一外力基本没可能了。
伍凡：面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各种物价上涨，很多人归咎于过去两年政府为救市而采取的超常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果关系固然是显而易见。作为全球范围内复苏最为强劲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价格上涨，其实不过是快速复苏所必须承受的必然代价。
经济学的选择从来都是两难，如果过去两年没有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中国经济或许可以避免今天的通胀困局，但跷跷板的另一端则将是经济低迷、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
草庵：不过，随着危机逐渐散去，市场机制已经逐渐恢复活力，当初在金融危机下体量迅速膨胀的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空间还给市场本身，而不是将危机时刻的大政府角色，延续为市场经济的常态。比如近期有关部门的行政限价、对于房地产市场过多的调控，以及煤炭、航空等领域的国进民退……政府体量在危机之后继续膨胀，干预市场的热情依然高涨，这对中国经济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伍凡：除了财政政策的刺激，货币政策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足够的弹药，不过也为今天的通胀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政府刺激政策的争议之处。 2009年的新增信贷数量高达9.6万亿元，同比2008年增长接近翻番，2010年前11月的新增信贷也高达7.45万亿元。
回顾一下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失去的10年内所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日本政府作为量化宽松政策的鼻祖，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但由于经济复苏无望，市场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日本企业即使在零利率，也就是信贷成本为零的背景下，也不愿意向银行借贷，进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今天中国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走日本的老路。
草庵：由于政府力量较为成功地抵御了金融风暴的冲击，这使得一些政府部门产生出去，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常态，但是行政力量依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比从前更热衷干预经济运行。最显着的例子就是有关部门在本轮物价上涨中扮演的家长角色。今年11月份，中国的 CPI涨幅达到5.1%，创下过去28个月来的新高。但其中最核心的因素还是过去几年释放了过多的流动性所致。
伍凡：过去两年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物价上涨是必须承受的后遗症之一。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追索谁制造了今天的通胀，而在于通胀形成后该以怎样的方式化解。为了应对本轮物价上涨，一些政府部门延续了金融危机时刻的家长风格，米袋子和菜篮子的责任再次交到了省长和市长之手，而不是市场之手。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今年11月份中共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重提“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虽然这样举措的初衷是维护民生，但一旦菜篮子、米袋子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控制物价演变成政治任务后，对于具体落实的各个地方政府而言，必然选择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物价，短期而言，自然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调节。
这种简单的行政管制虽然能在短期内抑制物价，但在压制了合理的涨价要求后，随后必将迎来报复性上涨。政府应该尽量减少配置资源的活动，而是交于市场之手，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另外一方面在于，当政府掌握了过多配置资源的特权，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腐败。还有，过多的干预还会带来行政成本的提高。
草庵：本轮物价上涨除了流动性过剩和部分游资炒作因素外，供给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企业涨价有其合理诉求。如果合理的涨价要求被行政压制，企业的成本压力无法转移，必然会陷入亏损的局面，如果企业大面积减产，也就会带动物价更快上涨。
近期国家发改委和媒体关于“食用油厂家停产”的争执，预示了行政限价可能带来的后果。从历史上看，大规模的行政限价很少收到过显着成效。过多过早的行政干预，反而可能会恶化通胀局势。另外，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物价指数也会随之下降，如果现在对物价控制过紧，将来经济减速之后，反而有可能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2009年的通缩就是例证。
伍凡：通过两期节目的讨论，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共并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决策，开始时惊慌失措，结果造成了这次严重的通胀。而在通胀产生后，中共再次实施错误经济决策，不是从前自由经济政策，而是再次采取大政府路线，只顾眼前，不看长远。
但是，除去这些政策由于原因之外，中共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企图利用通胀来掠夺百姓财富。今天时间到了，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