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谢如慧编译报导）今年5月，中国大陆网路曝光了湖南邵阳隆回县“计生办”干部，以计划生育的名义，抢劫村民婴儿贩卖海外牟利事件，《纽约时报》在8月份进行了实地采访，揭示了当地居民10年来的惨淡遭遇：生活在失去以及随时可能失去亲生骨肉的痛苦和恐惧中，却无人为他们主持公道。地方政府不仅指使媒体保持沉默，而且强迫失去孩子的家长噤声。
2005年12月的一个早晨，当时19岁的袁新权（音译）抱着52天的女儿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正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突然从一辆白色政府巴士车里跳下数名男子，要求其出示结婚证。袁没有证明，因为他和他的妻子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他也拿不出6,000元人民币的罚金（当时相当于745美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从自己手上被人抢走，留下的只是一个装着婴儿衣和配方奶的塑胶袋。将近6年过去了，袁还在苦苦寻找女儿，希望她能尽快回家。
从1999年到2006年期间，隆回县被计生办官员抢走的婴儿至少16名。当地干部把这些刚出生的孩子作为谋利的商品，打着执行公务的名义动辄处以1,000美元以上的罚金（相当于当地普遍家庭平均年收入的5倍），如果父母无力支付，就只能任由孩子被“没收”成为海外家庭收养的对象。收养费自然成为当地官员一笔可观的收入来源。
46岁的胡佘莲（音译）是另一名受害者。她在1998年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之前她所在地区的计生办干部允许头胎是女孩的家庭再生一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砸开她家门抢走了电视机作为处罚。1999年她的第三个女儿出生，这次计生办要她支付5,000美元，她无力支付，4名人员就从她手中抢走刚出生的宝宝，并把她押进车里送到县医院强行进行输卵管结扎，而她的孩子则作为弃婴送入了邵阳孤儿院。
贩婴利润可观
邵阳孤儿院表示，他们对每一名新接收的孩子都要在《湖南日报》上刊登60天的告示，无人认领的孩子统一改姓为邵，并获得被领养资格，而每一个海外家庭在办理领养手续后都必须要向孤儿院缴纳5,400美元的捐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那些订阅了《湖南日报》的人才能看到报纸，这个机会对于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说等于零。
抢婴行为持续了将近7年，直到2006年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在当地计生办人员和其母的争抢中从二楼阳台坠地重伤后才被迫叫停。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偷盗孩子，殴打家长，强迫妇女绝育，推倒民房的事情屡屡发生，将当地笼罩在无声的恐惧中。即使现在，这种恐惧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碎和愤怒依然让村民们不寒而栗。
更令人寒心的是，媒体对该事件始终避而不谈，甚至有意压制，直到今年五月《财新》杂志（以敢于大胆报导闻名）将其曝光后政府才开始予以过问。当地居民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地方部门不是帮助他们找回孩子，而是对那些说出事实的人实施惩罚。
两名最敢说话的父亲，47岁的杨理兵（音译）和34岁的周应合（音译）就因所谓的嫖娼罪在邵阳拘留所关了15天，他们在释放后表示，这整个就是一个圈套。杨说他经常被政府眼线跟踪，而周之前就被村支书警告说，不要再对记者谈论2003年3月女儿被拐卖的事情，否则就会遭到惩罚。周形容说：“他们简直就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杨理兵的遭遇让人心酸。他的第一个女儿杨玲在2005年5月被强行“没收”时，杨正在南方深圳打工，女儿只有9个月。地方计生办官员显然是看到了杨玲的衣服找上门来，她奶奶无奈带着孙女藏身猪圈，但当过兵，入了党的爷爷杨秦正（音译）却要求她们出来，因为他要服从那些官员的指令。
杨秦正回忆说，那些人告诉他，由于杨礼兵没有领结婚证书，要保住孩子，要么当场交1,000美元的罚金，要么就在一份假的书面声明上签字，声明他不是孩子的亲生祖父。杨秦正最终照办了，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说“我非常愤怒，但我没有勇气反抗，他们不依法办事。”
事隔多日，杨理兵通过每月一次的电话知道了实情，连忙赶回家，请求计生办让他支付罚款，但回答说已经太晚了。他的抗议招来了10多个人的一顿毒打。后来计生办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允许他再生2个孩子。
杨理兵对记者说：“我对这些计生办干部有无法形容的恨，简直恨之入骨。他们是不是也为人父母，为什么就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呢？”杨现在还没有放弃寻找孩子的下落。
和这些与亲生父母天涯各方的孩子比起来，熊超（音译）也许算“幸运”。他是被抢的最后的一个婴儿，但也是少数被送回来的一个。他今年已经6岁，上了一年小学，但还不会数123。2006年9月，当时只有8个月的熊超因父母付不起1,000美元的超生罚金而被抢走，他的妈妈杜春华（音译）冲到计生办讨回公道。当她和两名干部在二楼阳台争抢的时候，孩子从手中滑下，从二楼掉到水泥地上。
熊超在医院里昏迷不醒，而他的前额永久畸形再也无法恢复正常。面对重伤的孩子，计生办干部提出，他们可以不要罚金，但熊家必须自行负担医疗费，他们也同意熊超和家人住在一起。
地方官员滥权
隆回县的抢婴事件直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1979年以来，实行了30多年的强迫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拥有兄弟姐妹在中国成了非法的事，大量妇女被迫堕胎，而地方官员对手中权力的大肆滥用更是让老百姓生存无路。北京清华大学Brookings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峰（音译）指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如此极端，这使得地方干部为所欲为，变得毫无人性。”
该事件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和其他海外家庭收养的孩子是否是真正的弃婴或孤儿。目前，至少已有一家海外收养机构和绍阳孤儿院有关。负责美国波士顿一家收养机构的张女士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他们在2006年为6名邵阳儿童找到了养父母，他们都是女孩，统一姓“邵”。
张女士说，这些孩子都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符合收养条件，而他们现在不可能对这些孩子的背景展开独立调查，除非收到有证据支持的明确要求。张女士说：“我只是一个收养中介，不是员警。”
事件曝光后，案件调查组牵头人邵阳市监察局局长曾定保承诺将开展详细调查，但他在6月份在官方媒体人民网上称，实际情况并不是媒体所报导的那样，“邵阳弃儿案”中不存在非法买卖婴儿的情况。
（责任编辑：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