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23日讯】当下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不过是畸形的、代价惨重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于是国外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中国通”。他们大都是不远万里来去匆匆地到中国跑了几圈甚至数十圈，采访了他们所到之处一些允许他们去的地方、或允许他们见的人，以及听取陪同他们的人和各级政府官员向他们介绍的情况，掌握了一些他们这样耳闻目见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到图书馆、资料室研究一番有关中国的各种情况介绍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等资料之后，他们便自以为对中国已十分了解，于是便对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大发议论，他们便以“中国通”自居，对中国毫无认知的外国一般民众，见他们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也就尊他们为“中国通”。
笔者看了这些洋“中国通”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谈话和文章之后，深感这些洋“中国通”实际上对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几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顶多可以说是一知半解。例如：北京市一向以歧视外地人、歧视农民工、高校歧视外地考生……而著称；北京人一向以享有许多外地人所没有的特权而著称，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不平等的城市，在2008年10月22日居然被联合国人权署的“中国通”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畸形发展且后患无穷的中国经济，居然被一些外国的“中国通”们认为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火车头；更有甚者，一些外国的“中国通”或发表演说，或著书立说宣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二十年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无不显示这些洋“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无知和认识的浅薄、荒诞。
仔细想来也不能怪这些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学者、记者的洋“中国通”们智力有问题或是方法不对头。按照这些洋“中国通”们所采用的研究了解中国问题的方法，及他们所花费的精力、时间去研究了解世界上除中国（还包括北朝鲜、古巴这两个共产极权国家）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有可能成为“该国通”，唯独在中国不行，为什么？以笔者分析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中国实在太大、太复杂；各地区之间、多达五十六个的各民族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习惯、伦理道德、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大，笔者可以断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中国这样复杂、这样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之大即使是一个一辈子生活在中国，并长年在中国走南闯北、游东走西，并且能在各个地方生活时间足够长的人，都无法完全了解清楚的。你说，一个外国人他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吗？显然他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国人在行动相对于过去已经方便、自由多了的今天亦难以做到这一点，在过去就更不必说了。
笔者对此有深切的亲身体验，笔者早年求学时期是为数不多的从中共极权政权和独裁“伟人”对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之中觉醒过来的青年学生之一。面对当年惨不忍睹的无情现实，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一种肩负改变这一悲惨现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当时深感要拯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首先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探寻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然后才能找到解决这些社会、政治、经济、民生问题的办法。
为此，笔者费尽苦心、历尽艰苦终于找到了一种在当时那种严格限制、禁止人员，特别是农民随意迁徙、流动的时代（笔者当时是农民），可以到全国除军事禁区和边境特区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并且居留时间的长短基本不受限制的行业，当时那种行业每年东西南北要跑十几个省，每个地方要停留在那里劳作、生活十几天至两、三个月不等，而且这个工作一干就是将近十年。为笔者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多年在全国各地的潜心观察、了解、研究，至今我仍只能说我对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各种问题比一般没有我这种经历的人有多一点、深一点的了解。我尚且不敢自称为“中国通”，一个外国人他能具备笔者的条件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外国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的第一个原因。
在这里为说明中国各地差异之大、情况之复杂，要真正弄清楚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难（外国人就更不必说了）。笔者自幼生长在城市，在校读书时除在中学时代寒、暑假或春、秋假期间偶尔到家住在农村的同学家里去玩过两、三次（每次也就两、三天）之外，对解放后农村的困苦是没有什么了解的。后因不满当局的独裁专制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给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无以穷尽的深重灾难，而立志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不料竟因此而被当局扣上“思想反动”的大帽，被强制遣送某国营农场劳动改造“反动思想”。
平生第一次正式走进农村生活，我见当地的农场职工每月只有二十多元工资（刚招进的每月工资二十元、一级农工二十二元、二级农工二十五元、三级农工二十八元、四级农工三十二元，农场生产队职工大多为一、二级。三级很少，四级基本没有）再加上老婆、小孩在农场生产队做一点临时工每月另有十来元收入（农忙时可达十几元）要维持一家五、六口，甚至七、八口人的生活（当时由于毛泽东对马寅初先生关于要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的远见卓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拒绝推行计划生育造成家庭人口过多）按照我从小在城市生活的经验和标准看，农场职工的生活实在是已经到了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步，比这再穷就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了。
到1969年初，我又被当局把我跟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到南方某县丘陵地区的一个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继续劳动改造思想。我在那里看到的情景不禁令我耳目一新，我原以为已经穷得不能再穷的农场职工的生活，与当地公社社员的生活比起来，农场简直成了“天堂”。农场职工收入虽少，但能吃饱饭有自留地，菜不需花钱买，衣着虽破旧，但因每月都有点工资除支付油、米钱之外，一年到头每人尚可添置件把衣裳；大约一半以上的小孩还能上得起学；口粮也全是大米没有杂粮；地里的棉花杆、稻草和沟渠边的野草作燃料，也可满足做饭烧火的需要。
而当地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年只能吃到两、三个月的大米，其余时间只能吃红薯、红薯干、红薯渣（红薯捣碎洗去淀粉后的残渣，其主要成分为不能消化吸收的木质纤维，除了能塞塞肚子之外，已经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由于山上的森林植被均在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时几乎砍伐殆尽，残存的小树枝桠早已被劈下作柴火烧，燃料只有稻草，不够烧到了往往连饭都无法煮熟的地步，社员们为节省燃料，只得把白菜、萝卜切碎后分别放在两个瓦罐内加点盐、放点水盖上瓦盖，分别放在灶堂的两边以便在煮红薯、红薯干或红薯渣时顺便也就把白菜、萝卜煮熟了。
由于一年一人只能分到3～4两油，所以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菜里面是没有油放的，当地人称之为“吃红锅菜”（农场职工包括家属在内每人每月有半斤油），社员们一个工日只能分到一角多到二角钱，许多社员家庭辛辛苦苦一年起早摸黑辛勤劳动，到头来还要倒欠生产队数十元到一百多元（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工只有1～2角钱社员家庭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堪承受的巨大数目）。社员家里一年能喂上一、两头猪，由于出产红薯通常的做法是从县城买回30～40斤大小的猪崽子喂上五、六个月，长到一百五十多斤（达到国家收购的二级标准）或一百入十多斤（到三级标准）送去收购，大约能卖得90～110元左右，除去买猪崽的钱，大约还能余下50～60元左右（所谓的红薯、瓜菜、野菜及人工均未计入成本，把这些除掉，社员家喂一头猪实际上赚不到一、二十块钱），往往不够还生产队的欠支，偶尔有点节余，也只能用来更换那些已经破旧到已不能再缝补的衣裳。我当时便认为这里的社员们已经穷到了极点，再穷就真的无法生活下去了，我自以为我已经在那里看到了中国最穷困的现象。
可是后来到1980年夏天，我浪迹到了宁夏固原县六盘山麓的一个回民小山村。我们在一个姓穆的回民老汉家公路对面的小河边上搭了一个帐蓬暂往，穆大爷六十多岁、高个、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瘦得好像就是一层黑皮包着的一付骷髅骨架）、虽然是盛夏仍穿着一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若不是从他那深陷的眼窝里镶嵌的一对大眼里射出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显示出一点生气，你便会以为站在你面前的穆大爷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具僵尸。此后，穆老汉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帐蓬里来坐一坐，除了拉一拉家常之外，主要是为我们每天泡给他的一、两杯茶和拿给他抽的几支一角三分钱一包的香烟而来。据穆大爷称：他们这里在解放前和“农业合作化”以前也是经常喝茶的，烟也常抽，“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后便很少有茶喝、烟也抽得少了，到1958年之后，直到你们现在来这里之前就基本上没有喝过茶，烟也难得抽上一支。
大约在七月中旬，有一次我发现每日必到我们帐蓬里来喝喝茶、抽抽烟的穆大爷已连续三天没有到我们的帐篷里来了，我们好奇怪，他是不是病了？我和住在一起的吉林的小顾、小李便跑过马路到对面穆大爷家的泥坯房子里去想看个究竟。一进门便看见穆大爷卷曲著身子躺在泥坯炕上，我连忙问他：“穆大爷！您不舒服？”穆大爷没有吱声，而是艰难地伸出他那只不断抖动的瘦得皮包骨的黑手，先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然后伸出三个指头表示他已经饿了三天了，他已经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一下子便涌了出来，举目四顾，屋内穆大爷仍然穿着那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曲身躺在一床用高梁杆皮编的、已经发黑的破炕席上、炕上有一床又黑又破的旧棉絮，还有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箱，穆大爷一家三口（还有穆大娘也是六十多岁，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孙女）一年四季的衣服全在其中、炕旁的土灶上有一口缺了一块的铁锅，因长期没有油已呈现銹迹、门左侧的墙上挂着一只用肥皂箱改成的碗柜，里面有三、四个都缺了一两块的破菜碗和几双筷子、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只装杂物的篾丝箩筐，因年代久远和炊烟的熏陶已呈酱黑色（据穆大爷后来讲这还是解放前，他在当地开马店时，一个国民党的四川藉的逃兵住在他开的马店，没有钱、没有吃的穆大爷见他可怜便给了他一些吃的和一点路费，那个逃兵临走时送给他的，已有好几十年了）。看到穆老汉的家我这才感到什么叫真正的贫困，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一贫如洗”，我不得不由衷地惊叹我们那位创造“一贫如洗”这一成语的先人，这个“洗”字用来形容极度的贫困是何等的精准，穆大爷的家不就像大水冲洗过一样一无所有吗？
据穆大爷后来告诉我们，他们这里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一百二十来斤毛粮（即没有去皮、去壳的原粮）主要是杨（洋？）麦（一种产量低、磨出的粉呈灰白色口感很差的粗粮）和玉米，没有油，由于气候、土质关系蔬菜也很少，一年所分口粮即使省着吃不到四个月就吃光了，余下的时间就只能靠吃政府的返销粮，劳动力每人每月二十六斤玉米，像穆大爷这样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只有二十斤，都要自己拿钱去买（每市斤八分钱）政府只提供玉米指标。由于没有油、没有任何其他副食品，蔬菜也很少，所以往往不到月底就吃光了。因家里的玉米早已吃光，穆大娘被迫回娘家要饭去了、大孙女因没有饭吃也已回穆大爷儿子家去了，所以只留下奄奄一息的穆大爷一人在家。我们见此状况，连忙跑回帐篷拿来半锅中午吃剩下的玉米碴子（玉米磨成的绿豆大小的小颗粒）粥给穆大爷，他也顾不得客气便一口气把它吃光了。考虑到距穆大爷领下月的返销玉米指标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小顾、小李一商量决定再拿十几斤玉米碴子给穆大爷，以防他饿死。
第二天中午，我看见远处山边的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娘提着一个小口袋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摇一歪地走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穆大娘提着从五、六十里路外的娘家讨来的七、八斤玉米赶回来送给穆大爷吃，因为怕穆大爷在家饿死，穆大娘把那讨来的七、八斤玉米送回家后，怕穆大爷不够吃，只喝了一大碗水，饭也没有舍得吃，就又空着肚子艰难地迈着她那双缠过的小脚，沿着来时的山路一摇一晃地走回娘家要饭去了，我站在帐篷前的一块大石头上遥望着穆大娘那瘦弱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远处的山路上，一种钦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深为穆大娘的坚强和她对穆大爷那种无言而深沉的爱所感动。
大约又过了八、九天，穆大娘又带着从娘家讨来的十来斤玉米回来了，我们见穆大娘去娘家要饭，她那双缠过的小脚每次往返要走一百一、二十里山路实在太辛苦，那时离秋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就对穆大爷和穆大娘说：我们再给你们二十来斤玉米碴子，估计你们可以吃到秋收，穆大娘就别再去娘家要饭了，他们老俩口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此后我们与穆大爷一家关系大为改善，穆大爷也对我们刚到时我想借他家泥坯房旁边一口空着窑洞住一下遭到穆大爷惋拒一事表示歉意，并诚心邀请我住到他家的窑洞去。我当然十分乐意接受，一是住在夏季烈日照射下的帐篷里实在令人难受；二是好奇心特强的我从来没有住过窑洞，真想住进窑洞亲身体味一下它那冬暖夏凉的滋味。
后来我看到穆大爷、穆大娘在夏天都一直穿着那套胸前和袖口已经黑得发亮了的破旧棉衣裤，皮肤上也好像有一层黑壳，看得出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洗过澡、洗过衣服了（那身已破旧到那个程度的棉衣裤确实已经不堪一洗了），其实回民是一个十分讲究清洁的民族。我便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洗衣粉也有、肥皂也有，现在天气又好，你们何不洗洗澡，顺便也把衣服洗一下，这样，人也精神、衣服穿起来也舒服一些”。他们连忙点头称：好。
次日早饭后，穆老太提了一桶水进屋去烧热让穆老汉洗澡，不久穆老太把穆老汉脱下来的那一套发黑的破旧棉衣裤拿到我们帐篷外的小河边来洗，我们把洗衣粉和肥皂拿给她，让她洗穆老汉的衣裳，结果洗了好多盆黑水出来，又在小河里清洗了好多遍脏水还是没有完全洗清，穆老太害怕再洗下去就不能穿了，只得小心翼翼地拧干水，挂在我们凉衣服的绳子上凉晒，我这时才发现穆老汉的那套“黑色”棉衣原来竟是深蓝色的。这一天就没有见穆老汉出过门，原来那套发黑的破旧棉衣裤竟是穆老汉一年四季唯一的一套衣裳，由于没有一件可供替换的衣裳，洗完澡后的穆老汉，只能赤身裸体地躺在炕上用那床发黑的破烂棉絮遮羞。幸亏那个地方空气干燥，当时又时值盛夏白天气温又高，穆老汉那身洗过的破旧棉衣裤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干了。当洗净了身上的陈年污垢后的穆老汉穿上这套洗干净了的深蓝色衣裳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顿时感到他已经是焕然一新，不仅衣服干净而且皮肤也显得白净了许多，我们和他开玩笑说：“穆大爷，您今天真精神啊！”他笑着说：“见笑！见笑”。第二天轮到穆老太洗澡，穆老汉替他洗衣服，由于同样没有一件替换的衣裳，穆老太洗完澡之后，也只好躺在炕上用那床破旧棉絮遮羞，直到下午衣裳干了才拿进去穿上才能出门。
好不容易穆大爷一家总算熬到了秋收，正当我为穆大爷一家终于可以暂时摆脱饥馑的困扰而高兴时，更加令人心酸的一幕又无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一天，我从穆大爷家的门口经过，忽然听到穆大爷在坑上呻吟，并喘着粗气，我以为他病了，走进门一看只见穆大爷躺在炕上，便问他：“穆大爷，您病啦？”穆大爷摆摆手，然后指着自己的肚子说：“哎呀！撑得难受”，一边说一边还往嘴里塞炒熟的蚕豆。我说：“撑得难受，您不会不吃呀！”他说：“肚子是撑得难受，但嘴里、心里还想吃，控制不住呀！”我怕他撑死，便一把抢过他手边盛满炒蚕豆的大破碗交给穆大娘，并告诉她别让他再吃了，再吃会撑死人的。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涌上我的心头，其中有怜悯、有悲凉、有痛苦、有沉重、有愤怒……。
我为长期的饥饿和对食物的强烈渴望所造成的人们对食物近乎贪婪的、不可遏制的强烈精神需求，与人们对食物的生理需求之间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深感震惊和悲哀。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异往往使一个长时间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一旦获得充足的食物时不顾自己生理、身体的需要和承受能力不停地进食而被胀死。
看到穆大爷家的状况，与原来我认为穷得不能再穷，再穷就没法活下去了的我所下放的那个生产队的状况相比，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也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个“天堂”。在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虽然只能吃上三、四个月的大米，但红薯、红薯干、红薯渣总还是能填饱肚子不致挨饿、油虽然很少但一年四季蔬菜还是有吃的、社员的衣衫虽然破旧但换洗的也还有几件、社员家里桌椅板凳、锅盆碗筷多多少少也都有一点。我想如果让穆老汉一家突然搬到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去生活、劳动，穆老汉多少会有点进了“天堂”的感觉。
正当我自以为在宁夏固原六盘山麓的这个小山村、在穆老汉家看到了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状况，自以为对中国的贫困状况有了很深切的了解时，后来读到一篇报导不禁让我感到有些羞愧，那篇报导是说，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前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一次和秘书一起去安徽某贫困地区视察，因口渴想到小路旁边的一所破茅房里去讨水喝，万里和那位陪同他的秘书一走进门，见一老汉和两个女孩围坐在灶台旁取暖，万里叫了几声：“老大爷”，那三人没有什么反应，秘书见状忙对那老汉说：“这是省里的万书记在叫你呢！你怎么不吱声？”那老汉听说是省委书记来了，不得不勉强站起来，要去倒水给他们喝。这时万里和他的秘书才发现，原来那个老汉和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裤子穿，所以不好意思站起来，万里和他的秘书一看这个破草房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看到这里我才知道，万里和他的秘书在安徽某贫困地区那个小路旁的破茅房子里看到的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贫穷的状况。穆老汉一家虽然一年四季都是穿一套破旧不堪的棉衣裤，没有可替换的衣服，但穆老汉一家三人还各有一条虽然破旧但尚可免强遮羞的裤子，而安徽的那个老汉一家三口不仅和穆老汉家一样，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备受饥饿的煎熬，而且竟连一条可以遮羞的裤子都没有。
从笔者本人以上对中国贫困状况的认识逐渐不断加深的过程，就可以明白以中国地域之广大、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的差异之巨大、各地区情况之复杂，使一个有心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人要弄清楚中国的一个问题有多么艰难，更何况一个外国人。
二、中共极权政权一贯的严密的保密制度和愚民政策。中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保密制度最严密的国家，事无钜细当局对民众一概严加保密。国人只能看到当局让你看到的事物、只能听到当局向你灌输的东西。这种保密制度、思想灌输手法和愚民政策，使国人根本无法及时、准确、真实地了解到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请，更无从判断和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外国人就更不消说了。
举一个例子：在1959～1960的三年期间，由于1958年毛泽东及其中共帮伙的好大喜功、狂妄无知、独断专行、不尊重现实、不尊重科学、压制不同意见而发动的近乎疯狂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局称之为“三面红旗”）和大炼钢铁运动，从而导致工农业生产几近完全崩溃，造成人民生存必需品（特别是粮食）极度匮乏，使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史无前例的严重后果。
面对这一无情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毛及其中共帮伙不是冷静地坐下来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以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情（如果能这样，那毛也就不是毛、中共也就不是中共了；如果能这样，那五年之后也就不会发生更加疯狂的、为害更加深远、后果更为恶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了。令人遗憾的是，毛及中共的本性已经决定了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而是通过他们掌控的新闻媒介和宣传机器，把这一切完全由毛及其中共帮伙人为造成的空前巨大的惨重灾难完全归咎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这两个凭空捏造出来的原因头上，绝大多数国人都被毛及其中共帮伙对真实情况的保密、隐瞒和捏造的“事实”所欺骗、所愚弄，对此都信以为真。因为中国这么大，民众明明知道本地这几年气候条件很好，虽然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在当局严格保密的情况之下，又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只能听到当局反复宣扬的“严重自然灾害”，便信以为别的地方大概是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每个地方都以为别的地方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而“苏修逼债”这类当局严加保密的外交问题，普通民众就更摸不着头脑，只能听由当局胡编乱造，一概信以为真。而事实的真相直至四十多年之后才被揭露出来。
据前几年有气象专家对“解放”以来数十年的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出乎绝大多数国人的意料：被毛及其中共帮伙称之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1959、1960和1961这三年却是“解放”以来全国气候条件最好的三年。而所谓“苏修逼债”更是当局颠倒黑白扭曲事实的无耻谎言，据近年揭露出的资料显示：原来在1959～1961年中国大量饿死人时，被毛其中共帮伙骂为世界“修正主义”总头子的赫鲁晓夫曾主动向中共当局提出：中国所欠苏联债务（十亿卢布用农付产品和矿物原料偿还的债务），苏联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困境，可以延缓五年偿还，而且这五年不另计利息。对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出于人道主义的这一建议，竟遭置数以千万计中国饥民（主要是农民）的生死于不顾，硬要在国际上打肿脸充胖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的“严词”拒绝。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又提出愿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也遭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拒绝，仅同意接受50万吨古巴糖（毛同意接受50万吨古巴糖并不是考虑国内饥民的需要，而是出于拉拢古巴支持毛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目的）；不仅如此，毛在已饿死1～2千万人、还有数千万人濒临饿死的情况之下，为了显示其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富足、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存在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竟然毫无人性、毫无怜悯心地提出要提前偿还所欠苏联的债务，硬是从城乡饥民的口中强行夺走他们本已少得可怜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由于除了饥民口里极少的、赖以活命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之外，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已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去还债）提前三年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债务。这一愚不可及的毫无人性的行为不知为中华大地又增添了几百万饿殍？尽管如此，在中国东北饥饿最严重的时候，当时的苏联仍在其远东地区就近向我国东北提供了二十多万吨粮食（这至少可以使那一年内少饿死二百万人左右）。
不过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这种严格保密氛围内的、又密切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人，还可依据多年观察、思考总结出来的规律、经验，从当局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的字里行间，和前后对某事某人的宣传，在用词上的微小差异、出现频率的变化之中判断出一些当局秘而不宣的已经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事。例如：如果报纸上、广播、电视上反复强调“安定团结”，那么国人可以据此推断：要么是当局上层各帮派之间狗咬狗式的内斗愈演愈烈；要么是什么地方民众或少数民族不堪当地官僚集团、黑帮势力的欺压起而闹事（实为反抗）；如果某头面人物在新闻媒体上的曝光率突然下降甚至消失，那么国人则可据此推断出：此公已经或将要成为中共内部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均可能就此终结……，如此等等。要“修炼”出这种工夫，没有连续多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不断地仔细观察、分析和研究是不可能的。请问一个外国人，哪怕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或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他能做到这一点吗？答案是明摆着的。
中国这种严格的保密制度和什么都不让民众知道的愚民政策，实为一个外国人，甚至一个中国人要成为一个“中国通”的一大障碍，而且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发展，这种保密制度已有所松动，国人已能从媒体中看到一些诸如自然灾害、矿难，和一些有关贪污腐败……等方面的报导，较以前更多地了解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但许多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政治、军事、经济现状、社会现状、民族矛盾……等重大问题仍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之中。我们离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社会还有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这是一个外国人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的第二个原因。
三、中国所公布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所有的的统计数据，几乎可以说无一例外地含有数量不等的“水分”，有的统计数据甚至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详情可参考拙文《我国GDP增长数据完全没有注水吗？》及《茅塞顿开》两文）。
有志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政治家、专家、学者面对中国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他们完全相信这些统计数据是真实的、可靠的、可以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依据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人对中国的现实是一窍不通。他们依靠这些充满各种水分的虚假数据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的过去（指“解放”以来）会得出什么样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人怎么能成为“中国通”？另一种是他们对这些统计数据完全不相信或半信半疑，仅凭这一点便可以断定这些老外对中国还算得上有一点起码的了解，那么，这些老外在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可作依据的情况下，他如何能对中国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使自已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呢？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个外国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的第三个原因。
四、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封建极权专制的统治之下，并拥有长期在这种极权专制统治之下形成的思想、文化、传统、观念的社会，与西方在希腊文化的民主传统，和基督教平等、自由、博爱精神共同孕育出的民主与法制社会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以致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西方民主法制社会里的人，无论他有多么高的智商、无论他具有多么丰富的知识、阅历，也不论他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他都不可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举个例子：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报导，广东揭阳市市委、市政府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项，不惜由市委市政府出面牵头组织工商、税务、银行、质检、技监、海关、外贸、交通运输、海运……等所有与外贸和出口退税有关的部门串通一气，伪造数百家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的出口创汇工厂、企业；伪造出每年产值数以亿计的数百上千种出口产品（实际上一种出口产品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出口）。每年从国家骗取数千万元出口退税款，以维持揭阳市委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运转。
如此骇人听闻的怪事，连我们这种对国内各式各样弄虚作假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感到无法想像，这一新闻若不是由中央电视台报导出来，简直就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按照常理，这种事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就算哪个市的“一把手”头脑发昏想出这一怪招，按常识和常理也完全不可能成功。然而一个涉及的部门如此之多、涉及的人员如此之广、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大、涉及的金额如此之巨、涉及的时间如此之长（长达数年之久）的由揭阳市党政领导牵头制造的这一场弥天大骗局，不仅“成功”地在揭阳上演，而且取得每年从国家骗取数千万出口退税款项、时间长达数年之久的惊人“业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惊天大骗局，涉及的党政职能部门数以十计，涉及的大小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达数千乃至上万个，按当局一贯的说法是：这些官员和干部中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然而在揭阳市这95%以上的成千上万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官员干部之中，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居然没有一个站出来对这场惊天大骗局进行揭发或抵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这位国家工作人员具备一点国家工作人员必备的、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即“忠于职守”，或“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揭穿这一荒唐的大骗局。只要有一个部门对这场骗局进行抵制或不予配合、只要有一个官员干部出来揭发，这场骗局就玩不下去而中途破局。令人遗憾的是，揭阳市居然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官员干部这样做。相反，这些部门和官员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制造了这场惊天大骗局，才得以使这场惊天大骗局能延续数年之久，并造成每年骗取国家数千万元出口退税款的严重后果。揭阳市党政官员干部们的表现给了当局关于国内干部素质的“英明”论断：“我们的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记无情而响亮的耳光。
揭阳市发生的这件事令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都无法想像、难以置信，作为一个在西方社会受教育并长期生活在其中的外国人，他哪里想像得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若不是中央电视台报导，你私下讲给他听，他准会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并会认为这是对中国抱有成见或敌意的人恶意编造出来对中国进行丑化、污蔑的无稽之谈。然而在中国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八年前的一件往事：正是当局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过苦日子”，全国大量饿死人的1960年前后，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国访问过两、三次，尽管当时中共对外一直否认中国大陆发生饥荒和饿死人的事，不过因发生饥荒的地域太大（几乎遍及全国）、饿死的人也太多，国外对此也略有传闻。在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谈中，蒙问及有关大饥荒及饿死人的事时，毛、周遮遮掩掩告知蒙：虽因“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粮食产量有所减少，但在党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救灾措施和合理安排之下，并未对人民的生活造成重大困难（连重大困难都没有造成，更不用说饿死人了）。
办事认真、老于世故的蒙听后并没有轻易相信毛、周的说辞，蒙自作聪明地提出要到北京普通的澡堂子去洗一次澡，以亲身体会一下在北京普通澡堂子洗澡的滋味。周是何等精明老道的角色，一眼便看穿蒙要到北京普通澡堂子去洗澡的目的，无非是想从澡堂子里赤身裸体的北京普通市民身上观察他们是否骨瘦如柴或出现浮肿，以判断是否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况，以核实外间所传中国发生大饥荒和饿死大量人的事是否属实。经周及其手下的一番精心安排之后，蒙如愿以偿终于在蒙自己随机选定的时间、自己随机选定的一家澡堂子去洗了一次澡，结果蒙在北京澡堂子里看到的赤身裸体的北京“市民”一个个庞大腰圆、红光满面。于是蒙回到英国后，在四处发表访问中国的观感中称：他在中国没有发现营养不良的现象（连营养不良的现象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饥荒和饿死人的现象？有关中国出现大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报导岂不是谣传？蒙不自觉地成了中共当局花钱都请不到的颇具影响力的辩护士）。
蒙在中国访问之后，得出“在中国没有发现营养不良的现象”的这种与事实大相经庭的结论是由于他轻信吗？不是，他听了当局“没有发生饥荒、没有饿死人”以及“形势一遍大好”的一番“宏论”之后还能想到要到北京的普通澡堂子去洗澡，以便从在澡堂子里洗澡的赤身裸体的北京普通市民身上观察核实中国是否存在饥荒和饿死人的现象。蒙不在他所住的国宾馆的澡堂去核实可以看出他的精明老道，蒙知道能住进国宾馆或能在国宾馆工作的人，饥饿是轮不到他们头上的，而且国宾馆也便于当局制造骗局来欺骗他；是蒙缺乏想像力、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力吗？更不是，仅凭他在二战中统率英军第八军团，大败不可一世的德国名将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于北非并将德意联军逐出非洲、与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军登陆意大义、登陆诺曼底、率领盟军与苏联红军一起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卓著战功便可知道，蒙是一个有着高超智慧、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力的军人。他不仅擅长制造各种骗局以迷惑敌人，而且也擅长识破对手的种种骗局。
那么像蒙这样精明过人的人，何以轻易便被中共当局骗得晕头转向，带着满脑子错觉离开中国呢？蒙能想出要到北京普通的澡堂子去洗澡以核实在中国是否存在饥荒、饿死人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仅说明了蒙的精明，而且蒙的这一招到任何其他国家确实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普通民众是否存在饥荒和营养不良的状况，唯独在中国不行。因为从蒙从小所受的教育，从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社会、家庭环境、他的人生经验，都使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以瞒和骗起家的中共当局，可以在蒙所指定的任何一天、蒙随机指定的任何一家北京普通澡堂子去洗澡时，他所见到的赤身裸体的洗澡人，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北京市民，而是中共当局精心安排的由运动员和解放军战士（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粮食和副食品得到充足供应的部门之中的两个）扮演的伪“北京普通市民”。蒙从这些进进出出澡堂子的“伪普通市民”身上看到的当然是一个个庞大腰圆、红光满面，哪里还存在营养不良的现象？在蒙看来时间是蒙自己随机选定的、澡堂子也是自己随机选定的，中共当局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按蒙的惯性思维，这样中共当局便不可能事先设局骗他，那么他在澡堂子里看到的必定是真实情况。蒙哪里想得到，就在蒙提出希望到北京的普通澡堂子去洗一次澡的愿望时起，中共当局便已为蒙设好骗局。
根据中共当局蒙骗外国领导人和记者的一贯伎俩，我们不难推断出这一骗局的整个程序：当毛、周得知蒙提出希望到北京一个普通洗澡堂子去洗一次澡的愿望之后，立即爽块地答应了蒙的要求，并且一眼就看穿了蒙的真实目的，告诉蒙：他可以在他选定的任何时间、北京的任何一家洗澡堂子去洗澡。接着老谋深算、事必亲躬、擅长弄虚作假的周恩来立即召集北京市、驻京部队、国家体委、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要求驻京部队和国家体委选出一批庞大腰圆、红光满面的解放军战士和运动员，并配备好北京市民日常穿戴的衣、帽、鞋、袜，随时作好准备，以便随时装扮成普通市民去北京各洗澡堂子洗澡；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回去召集各机关、厂矿、学校、各级政府，直至居委会开会通知所有北京市民在接到通知的某月某日一律不得去洗澡堂子洗澡；同时通知所有的澡堂子老弱体瘦的员工在近期内一律回家休息工资照发，他们的岗位临时从服务行业内抽调身强身壮的人员（各饭店的炊事员是最佳人选）作短期突击培训后顶替。
一旦蒙哥马利元帅确定了哪一天去澡堂子洗澡，由周导演的这一场大骗局的程序便紧急启动。从上直到最基层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居委会都得到电话通知：今天立即通知所属人员及其家属任何人不准前往澡堂子洗澡。各洗澡堂子也得到通知：一律换上刚洗净的或新的床单、浴巾、员工，及临时顶替人员一律穿戴整齐；通过驻京部队和国家体委领导紧急通知事先安排的解放军战士和运动员穿戴好早已准备好的北京市民日常穿载的各式衣帽鞋袜，装成普通市民，依次按各自预定的时间进入预定的澡堂子浇澡。这样，在蒙随机选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所有澡堂子从早上开门直到晚上关门都陆陆续续不断有装扮成北京普通市民的解放军战士和运动员进进出出在那里洗澡，以致蒙哥马利先生在他所随机选择的那一天的任何时间，进入北京的任何一家澡堂子去洗澡时，他在澡堂子里所看到的都只可能是装扮成北京普通市民的、一个个庞大腰圆、红光满面的解放军战士和运动员。所以蒙从这些“假北京普通市民”身上当然没有发现营养不良的现象（当然更不可能从这些人的身上发现饥荒和饿死人的迹象）。
像蒙这样精明干练、见多识广的人之所以这么轻易地就被中共当局所骗，究其根本是由于蒙所成长生活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相差太大，一个像蒙那样长期生活在他们那个社会里的人根本无法想像到、也无法理解我们中国这种共产极权社会里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没有在中共极权独裁社会里长期生活过的人，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像中共这样的极权独裁社会，当局为了欺骗一个他们认为有影响、有价值的人，可以在多么大的范围内、多么长的时间内、可以不惜成本地制造出多么大的骗局。以上便是一个外国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的第四个原因。
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提醒国人，由于上述四个主要原因，目前在外国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通”；更不可轻易相信他们有关中国的胡说八道，他们对中国各种问题的知识很可能连你都下如。
不过在公开、公正、透明、民主、自由、法制、消灭独裁专制、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差距、缩小民族发展差距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浪潮，已呈不可遏制的趋势席卷全球的今天，我深信我们离世界产生真正的“中国通”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
2008年8月30日一真溅雪于弥勒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