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专访王静梅:在没有杨佳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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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2月16日讯】最近,有大陆媒体采访了杨佳的母亲王静梅。2008年7月1日杨佳在上海杀死了6名警察,此后的5个多月里,王静梅消失被“精神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杨佳被执行死刑11月26日的前3天,稀里糊涂的她才得以前往上海见了儿子一面。匆匆一晤,即成永诀。两年多过去了,在没有杨佳的日子里,王静梅是如何度过的?

这两年来,杨佳已成为中国民众抗议中共暴政的“英雄”象征,他说的一句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也成为经典名言,传遍大江南北,在互联网上,见不到同情警方的言论,取而代之是称赞杨佳“为民除害”,他的事迹可以纳入“武林列传”。在杨佳案二审时,首次出现民众公开齐呼“打倒共产党”,此后,全国各地“打倒共产党”的呼声此起彼伏。

2008年7月1号,28岁的杨佳一个人闯进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在几分钟内,挥刀连续袭击警察,有6人当场死亡。据报导,杨佳曾被上海警方指控偷窃自行车,他多次投诉反应冤枉,却反而遭到警方的暴力殴打,甚至造成他生殖器功能受损。

“我觉得杨佳还在呢”

《南风窗》2月15日报导,1月24日,除夕前一周,该报记者采访了王静梅,倾听一下在没有杨佳的第三个新年到来的时候,她的心声。

王静梅说:“这两年都是提前和网友约好,三十晚上在外边吃饭,过12点我就回去了。都是单身的,有的家在外地,不回家的,就聚在一块儿。然后我带着杨佳,把他的照片挂在边儿上。吃年夜饭时,我就给他准备一个碗筷,大家也都给他夹菜。我就说,反正在我有生之年吧,我是不会改变这种习惯了。每年三十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他。”

她说:“今年看看他们吧,有人要是年三十那天愿意跟我一起过,出去聚聚什么的,都是单身,也行。要是不愿意,那就是我自己,我就带着杨佳在家里,还是守着他。”

“以前过年,没想这么多(没什么过年心愿)。过年他只要在我身边儿,我就非常开心,甭管干什么吃什么。但是他现在不在了,我自己呢,不那么想,比如看烟花,我还觉得我们俩儿在看呢,吃饭的时候我还依然给他放个碗筷,给他夹过去。”

“以前两个人过,我还快乐,现在我一个人过,我不快乐。”

杨佳的“这些东西就伴我终身了”

刚出事的时候,王静梅家里几乎不断人。她说:“我当时都傻了,一年多吧,都是家人陪着,不然我一个人呆不了的。(虽然)一年后也需要人陪着,但是我能支撑着自己了,以前他那房间我不能看,他那东西我也不能摸,甚至一点儿也不敢去想。去年吧,我才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收拾一遍,把他的大部分衣裳都洗了一遍,然后放到他柜子里头。”

“他房间里所有东西我都没有动,还是那样,有时候我进去后会觉得特亲切,甚至他的裤子这么长时间都没动,还挂着。他举的哑铃,锻练用的两个大长板凳,那些器具什么的,都在那儿摆着。以前小时候玩的滑板、旱冰鞋,他动过的、玩儿过的,我都给他搁到屋子里了。进他屋里,还能感觉到他的味道,还是他在的样子。这些东西就伴我终身了,在我在世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动它了。要是归置得太干净了,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这是我相依为命28年的孩子啊。28年最长一次我们不在一起,是2006年他去山西,被警察打过一次。他从山西回来,我说你自己出去转了一圈儿了,你下次出去是不是得带着点儿我啊?他说行,结果还是没带我去……我都没想到,唉,这么快。”

“我现在就一个信念,好好活着。我还是为我儿子。”

“特别遗憾 不知道是最后一次”

王静梅说:“到现在,我为什么特别遗憾?我没听到我儿子亲口跟我说一句是怎么回事儿?

“事情发生后,把我放到安康医院,在里头呆了143天。突然有一天,那里头的人问我,王静梅,你要不要见你儿子?我说当然要见了。2008年11月23日两点的飞机,直接飞往上海。等到我出来了,孩子的事儿结束了。”

“11月24日早上起来,让我见杨佳。我真的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什么都没说。当时不许说案情。我也没敢问,心想下次来再问吧。第一次见,人家有规定,咱不要破坏人家的制度,(不然)下次人家要不让我见了呢?”

“我就问问他在里边儿的情况。他跟我学了学,每天在那屋里关着,戴着手铐脚镣。我现在唯一安慰我自己的是,我进去以后隔着玻璃把手放在上面,和佳佳在那儿握握手。他想到我要跟他握手,因为戴着手铐,可能不好意思拿出来,怕我看见,又不可能不握,他就两只手同时放过去。这时我发现他了,是戴着手铐的。”

“没怎么说话,还是话也不多。精神状态还行,给我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我会有要求的。你知道最后一次说的和不知道的能一样么?”

“不相信事情就结束了”

王静梅说:“回北京后,第二天(25日)晚上就来了两个上海人,向我宣读最高法的(死刑)核准书。但是我不相信,不相信事情就结束了,就执行了。26日早上起来,很多律师、记者上我家去了。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的面孔怎么都是那样的,就看出点儿事来了。我也知道核准后马上要执行,我问那些律师怎么办?没有一个人说话。我就非常难过,我说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没有说话呢,我还没有说话呢。大家一看我情绪也不好,谁也没有主意,真是没有办法。”

“好像是26日那天,有人送来了一束花,写了一个小卡片,“杨佳一路走好”。我就很生气,我说这是谁啊?事儿还没有结果呢,就写这个?你就这么说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拿进来。那花就一直放在我家门外。过了几天,他们说,这是事实,你拿进来吧。这么着,那时候我才真是有点意识到了,真是执行了。没有办法了,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

“执行完了,也没有人正式告诉我。隔了有10多天,我就给上海写信,问要不要我过去?他们说你不用过来,杨佳的东西我们给你送过来。12月15日那天,上海来人了,给我送东西来了。他们是两拨人,一开始是把杨佳那些物品都给我了,第二拨人就把骨灰盒给我拿出来了,他们也没说让我交费,也没有说话。”

“东西都给我送回来了。因为天气特别冷,如果下葬,冬天不太好,不好施工,就一直等到第二年清明节。八大处你知道么?射击场那儿有个福田公墓,他是沟北5组阙字23号,亲戚进去没问题。花了11万多元买的墓地,加上我给他办的那些手续,一共是12万。人家给我凑的,没有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出不起。”

唱杨佳的歌 走杨佳的路

王静梅说:“很多网友、生活当中很多孩子都说,杨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张嘴,我们责无旁贷。所以说我足矣了。”

“其实我现在做每一件事,我也是为他。昨天我完成了一项心愿——杨佳在他的博客里头写过,当年不是有个香巴拉户外登山运动嘛,他想参加。我说一定要完成他这个心愿。我就跟着走他们这条路线。那都是年轻人,说阿姨这个强度太大了,你肯定不行。我说那我就先练练,走强度小一点儿的。”

“我已经跟他们走了几次了,也都不太远,门头沟、香山,好几个点儿。对我来说可能也是非常有挑战的事儿,但有的时候一想起我儿子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走。第一次去香山挺吃力的,但我没掉队,我非常自豪,觉得我还行。”

她说:“在那个集体里头,我才找到杨佳为什么参加他们这活动的原因。那真是一种放松,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找不到那种感觉。打个比方,我背着包,很多年轻小伙子说阿姨给我背着吧,非常热情、主动给你背着,你还不用担心钱包了、照相机了。在那个集体里会觉得挺开心的,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我56岁了,走得肯定比他们都慢,没有人说你怎么走这么慢跟不上?非常热情地在后边照顾你。他们是定期的,我是不定期的,去一次吧也得缓一段日子,强度这么大,回来后就腿疼、肌肉疼,就得隔一段儿时间。”

她还说:“而且我想报班儿,想学声乐。有一天他们(朋友)给我放一个杨佳版的歌曲——《敢问路在何方》。不但听了,我还把歌词改了改,在那里给他唱两句。我就觉得,有老师指导我,这个歌我自己唱,意义好像更大。”

她说,从年轻时就梦想找一个音乐老师来指导一下,怎么发音,怎么吐字清楚。但学费特别贵,没这能力和条件,不去了。退休的时候才697元,2002年那个时候开始涨,涨到现在1,800元。今年又给杨佳做一个(墓碑上的)影雕,花了5,500,又买电,1,000块,买煤气,1,000块,你说一个月能攒多少?所以觉得挺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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