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2月16日讯】最近，有大陆媒体采访了杨佳的母亲王静梅。2008年7月1日杨佳在上海杀死了6名警察，此后的5个多月里，王静梅消失被“精神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杨佳被执行死刑11月26日的前3天，稀里糊涂的她才得以前往上海见了儿子一面。匆匆一晤，即成永诀。两年多过去了，在没有杨佳的日子里，王静梅是如何度过的？
这两年来，杨佳已成为中国民众抗议中共暴政的“英雄”象征，他说的一句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也成为经典名言，传遍大江南北，在互联网上，见不到同情警方的言论，取而代之是称赞杨佳“为民除害”，他的事迹可以纳入“武林列传”。在杨佳案二审时，首次出现民众公开齐呼“打倒共产党”，此后，全国各地“打倒共产党”的呼声此起彼伏。
2008年7月1号，28岁的杨佳一个人闯进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在几分钟内，挥刀连续袭击警察，有6人当场死亡。据报导，杨佳曾被上海警方指控偷窃自行车，他多次投诉反应冤枉，却反而遭到警方的暴力殴打，甚至造成他生殖器功能受损。
“我觉得杨佳还在呢”
《南风窗》2月15日报导，1月24日，除夕前一周，该报记者采访了王静梅，倾听一下在没有杨佳的第三个新年到来的时候，她的心声。
王静梅说：“这两年都是提前和网友约好，三十晚上在外边吃饭，过12点我就回去了。都是单身的，有的家在外地，不回家的，就聚在一块儿。然后我带着杨佳，把他的照片挂在边儿上。吃年夜饭时，我就给他准备一个碗筷，大家也都给他夹菜。我就说，反正在我有生之年吧，我是不会改变这种习惯了。每年三十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他。”
她说：“今年看看他们吧，有人要是年三十那天愿意跟我一起过，出去聚聚什么的，都是单身，也行。要是不愿意，那就是我自己，我就带着杨佳在家里，还是守着他。”
“以前过年，没想这么多(没什么过年心愿)。过年他只要在我身边儿，我就非常开心，甭管干什么吃什么。但是他现在不在了，我自己呢，不那么想，比如看烟花，我还觉得我们俩儿在看呢，吃饭的时候我还依然给他放个碗筷，给他夹过去。”
“以前两个人过，我还快乐，现在我一个人过，我不快乐。”
杨佳的“这些东西就伴我终身了”
刚出事的时候，王静梅家里几乎不断人。她说：“我当时都傻了，一年多吧，都是家人陪着，不然我一个人呆不了的。(虽然)一年后也需要人陪着，但是我能支撑着自己了，以前他那房间我不能看，他那东西我也不能摸，甚至一点儿也不敢去想。去年吧，我才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收拾一遍，把他的大部分衣裳都洗了一遍，然后放到他柜子里头。”
“他房间里所有东西我都没有动，还是那样，有时候我进去后会觉得特亲切，甚至他的裤子这么长时间都没动，还挂着。他举的哑铃，锻练用的两个大长板凳，那些器具什么的，都在那儿摆着。以前小时候玩的滑板、旱冰鞋，他动过的、玩儿过的，我都给他搁到屋子里了。进他屋里，还能感觉到他的味道，还是他在的样子。这些东西就伴我终身了，在我在世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动它了。要是归置得太干净了，我心里就不舒服了。”
“这是我相依为命28年的孩子啊。28年最长一次我们不在一起，是2006年他去山西，被警察打过一次。他从山西回来，我说你自己出去转了一圈儿了，你下次出去是不是得带着点儿我啊？他说行，结果还是没带我去……我都没想到，唉，这么快。”
“我现在就一个信念，好好活着。我还是为我儿子。”
“特别遗憾 不知道是最后一次”
王静梅说：“到现在，我为什么特别遗憾？我没听到我儿子亲口跟我说一句是怎么回事儿？
“事情发生后，把我放到安康医院，在里头呆了143天。突然有一天，那里头的人问我，王静梅，你要不要见你儿子？我说当然要见了。2008年11月23日两点的飞机，直接飞往上海。等到我出来了，孩子的事儿结束了。”
“11月24日早上起来，让我见杨佳。我真的不知道是最后一次，什么都没说。当时不许说案情。我也没敢问，心想下次来再问吧。第一次见，人家有规定，咱不要破坏人家的制度，(不然)下次人家要不让我见了呢？”
“我就问问他在里边儿的情况。他跟我学了学，每天在那屋里关着，戴着手铐脚镣。我现在唯一安慰我自己的是，我进去以后隔着玻璃把手放在上面，和佳佳在那儿握握手。他想到我要跟他握手，因为戴着手铐，可能不好意思拿出来，怕我看见，又不可能不握，他就两只手同时放过去。这时我发现他了，是戴着手铐的。”
“没怎么说话，还是话也不多。精神状态还行，给我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我会有要求的。你知道最后一次说的和不知道的能一样么？”
“不相信事情就结束了”
王静梅说：“回北京后，第二天(25日)晚上就来了两个上海人，向我宣读最高法的(死刑)核准书。但是我不相信，不相信事情就结束了，就执行了。26日早上起来，很多律师、记者上我家去了。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的面孔怎么都是那样的，就看出点儿事来了。我也知道核准后马上要执行，我问那些律师怎么办？没有一个人说话。我就非常难过，我说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没有说话呢，我还没有说话呢。大家一看我情绪也不好，谁也没有主意，真是没有办法。”
“好像是26日那天，有人送来了一束花，写了一个小卡片，“杨佳一路走好”。我就很生气，我说这是谁啊？事儿还没有结果呢，就写这个？你就这么说话？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拿进来。那花就一直放在我家门外。过了几天，他们说，这是事实，你拿进来吧。这么着，那时候我才真是有点意识到了，真是执行了。没有办法了，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
“执行完了，也没有人正式告诉我。隔了有10多天，我就给上海写信，问要不要我过去？他们说你不用过来，杨佳的东西我们给你送过来。12月15日那天，上海来人了，给我送东西来了。他们是两拨人，一开始是把杨佳那些物品都给我了，第二拨人就把骨灰盒给我拿出来了，他们也没说让我交费，也没有说话。”
“东西都给我送回来了。因为天气特别冷，如果下葬，冬天不太好，不好施工，就一直等到第二年清明节。八大处你知道么？射击场那儿有个福田公墓，他是沟北5组阙字23号，亲戚进去没问题。花了11万多元买的墓地，加上我给他办的那些手续，一共是12万。人家给我凑的，没有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出不起。”
唱杨佳的歌 走杨佳的路
王静梅说：“很多网友、生活当中很多孩子都说，杨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张嘴，我们责无旁贷。所以说我足矣了。”
“其实我现在做每一件事，我也是为他。昨天我完成了一项心愿——杨佳在他的博客里头写过，当年不是有个香巴拉户外登山运动嘛，他想参加。我说一定要完成他这个心愿。我就跟着走他们这条路线。那都是年轻人，说阿姨这个强度太大了，你肯定不行。我说那我就先练练，走强度小一点儿的。”
“我已经跟他们走了几次了，也都不太远，门头沟、香山，好几个点儿。对我来说可能也是非常有挑战的事儿，但有的时候一想起我儿子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走。第一次去香山挺吃力的，但我没掉队，我非常自豪，觉得我还行。”
她说：“在那个集体里头，我才找到杨佳为什么参加他们这活动的原因。那真是一种放松，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找不到那种感觉。打个比方，我背着包，很多年轻小伙子说阿姨给我背着吧，非常热情、主动给你背着，你还不用担心钱包了、照相机了。在那个集体里会觉得挺开心的，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我56岁了，走得肯定比他们都慢，没有人说你怎么走这么慢跟不上？非常热情地在后边照顾你。他们是定期的，我是不定期的，去一次吧也得缓一段日子，强度这么大，回来后就腿疼、肌肉疼，就得隔一段儿时间。”
她还说：“而且我想报班儿，想学声乐。有一天他们(朋友)给我放一个杨佳版的歌曲——《敢问路在何方》。不但听了，我还把歌词改了改，在那里给他唱两句。我就觉得，有老师指导我，这个歌我自己唱，意义好像更大。”
她说，从年轻时就梦想找一个音乐老师来指导一下，怎么发音，怎么吐字清楚。但学费特别贵，没这能力和条件，不去了。退休的时候才697元，2002年那个时候开始涨，涨到现在1,800元。今年又给杨佳做一个(墓碑上的)影雕，花了5,500，又买电，1,000块，买煤气，1,000块，你说一个月能攒多少？所以觉得挺吃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