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08日讯】近日上网，看到《大纪元》和《新唐人》都有专栏节目在谈中共利用护照与签证作恶，看到一些海内外人士的一些见解，也想谈一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红朝”在护照、签证上确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做法，就是想出去的人不让你出去，想回来的也不让你回来。如很多人想的，“红朝”若想“内部纯净”，就该把所有的“异类”都送出去；若要怕在外面对自己脸面不好，就应该把所有的“异类”关在国内。为何实际中采取自相矛盾的作法呢？包括笔者也曾经当作笑谈来看“红朝”这种貌似“毫无标准、慌乱手脚”的做法。但近日细致思考，却发觉也许并非如此。
首先说“红朝”当局利用“护照、签证”制造国内外华人的“心理恐慌”，这在诸多人士的亲身经历与探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分析。这当然是中共“窃国者心虚，以恶壮胆”的一种表现。笔者这里只是想再换个角度，去看一看其为何在面对“异见人士”时，会采取看似自相矛盾的做法。
世人皆知“红朝”在很多事情上的标准就是掩盖，想尽一切办法，一边做恶，一边又尽量在世人面前表现其光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简单的理解其如此做法的原因，就是无论采取哪种单一的做法，将“异见人士”关在国门内还是国门外，势必会引来国内外持续“围观”。而无论是民主社会“官方围观”还是国内外“民众围观”，都会将其“邪恶本质”曝光，这是其最惧怕的事。于是，其采取这样“放控并举”的做法，一方面对国内外华人起到恐吓作用；另一方面又起到隐藏自己的目地，让世人觉得其只是针对部分人的短期政策，而非其本质使然，从而保证其“邪恶的本质”能够顺利的向前发展。那么在实际情况来看呢，每当民主社会对“红朝”人权等问题提出异议时，各类管控就放松一些，“风声”过后又变本加厉。这就如同窃贼作案之时，是要在人们面前晃来晃去，打消了人的警惕性之后才方便下手一样。
在一些影视作品里，看到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侵占区印制一种“良民证”（纳粹在侵占区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用来证明拥有者的“顺民”身份，而对没有资格或是不愿拥有此类证件的人，只有各类集中营或是死刑场。而现如今，“红朝”发放护照、签证的方式，与“良民证”又有何异呢？发展下去，谁又能保证“红朝”不会在某一天，也来一次“民族清洗”呢？若如此看，被关在国门内外的这些看似在争取自己权益的人们，不也是在抑制“红朝”演变成二十一世纪“东方纳粹”吗？
时至今日，“红朝”吸血鬼一样的本质，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同。但现实中，在抑制其邪恶发展的，一方面是有良知、有远见的民众不弃不舍的与之抗争，另一方面却是一些西方社会的政府在其利益诱惑下“羞答答”的抵制或顺水推舟的配合。北非正在进行的民主进程已经告诉我们，不能等到暴政开始伤人时才去制止。一个对自己的百姓，都想用标签来加以区别对待的伪政，还有什么道理给予其机会呢？就如同针对闹市窃贼一样，若是路人尽喊捉贼，那留给“怕丑恶贼”唯一的路，便是夹尾鼠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