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来徐武“被武钢精神病”事件，由于大陆数家媒体的追踪报导，引发了全社会多方位的大探讨。特别是喉舌媒体人民日报的加盟，令事件更加惹人关注。不少学者指出，如果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受害者自然是欲加之“病”，何患无辞。也有心理学者认为，党媒报导实际上用一种冠冕堂皇的论证给中央找个台阶下是丢车保帅。中共已完全丧失了人性，其病态对国民心智的误导污染，使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极端病态状态，所以中国社会是极其不稳定、不安全、不和谐的。解体中共重建信仰、提升道德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徐武被精神病 党报提质疑
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因与单位的诉讼纠纷而被关精神病院四年之久。徐武“被精神病”后，4月19日，他运用《飞越疯人院》故事情节中的方法逃离关押他四年之久的疯人院，两天后逃到广州并向媒体求救。经过南方电视台、《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跟踪报导，徐武的命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由于报导的记者遭到当地警方的粗暴对待，4月27日，徐武在媒体记者的眼皮底下，再度被地方警方跨省追捕，继续关押精神病院，而他的父母跟媒体记者同往精神病院探望儿子遭院方无理拒绝。
武钢集团和当地公安分局于4月30日对外公开宣称徐武接受精神病治疗，是因其06年底上北京搞“爆炸”被抓，他父母主动提出决定的，但此说法遭到徐武父亲徐桂斌的否认。他向大陆媒体表示，这是警方刑讯逼供造假的结果。两天后，徐武父母也被当地控制起来，不让跟媒体及外界接触，从而使“被精神病”事件越演越烈、持续发酵，引发社会更强烈的关注。甚至中共喉舌人民日报5月5日也发表署名评论——“精神病收治”不得偏离法治轨道，对此进行了质疑。
党媒承认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空白及之前也存在多起类似案例，认为徐武“被精神病”的质疑，地方依然缺乏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回应。党媒还表示，徐武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关方面直接介入不仅于法无据，还会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一个“精神病人”如此关心？
党媒表示，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强制收治同样必须通过严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不透明的环境下进行。
“被精神病”是中共一贯打压异己的手法
原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美国“中美精神心理学研究所”顾问孙延军先生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件事媒体的反应和当地官员包括企业的反应，首先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不统一、不协调、不和谐的一种混乱状态。地方官和企业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武钢这个职工以精神病的名义对他进行了迫害，这是乱用精神心理学的治疗手段去迫害职工。企业和官员用精神治疗手段迫害对他不利的人，控制关押起来。实际上不仅是地方官用这种方式，中共体制内部一直用这种办法，包括前苏联、毛时代直到现在，对待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访民这些所有对政府不利的人，他们都用过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将他们关起来，没病也给你注射药物，实际上使用精神治疗的方法进行迫害，没病都让你造成有病毒状态。
有网友披露，仅武汉地区不完全统计，被精神病的访民就有：徐武、彭咏康、胡国红、周利华、邹桂兰、刘彩霞、马秀云、朱盛训、秦鑫安、段昌海、刘翠莲、周厚珍、王春贞、杨春秀、江汉生、邱小卫、李晓燕、李亚红等人。
“喉舌报导是丢车保帅 给中央找台阶”
孙延军教授指出，中共的官媒和他们下面的媒体实际上意见也不一致。官媒对这件事情是不得不做出反应，下边这些媒体可能是还存在着一点良心，他们希望客观公正的把这件事报导出来。中共的官媒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违背这种民意，所以它用一种冠冕堂皇的论证给中央找个台阶下，它希望公众不要把怨气转移给中央和中共的高级官僚们，它实际上是一种丢车保帅的一种方式。
他还说：“官媒说认定精神病需要一定的程序，实际上早就有程序了但他们一直这么干。这个人没有经过任何可靠的检测就给投入到精神病院，有迫害的嫌疑就应该把人先放出来，高层真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真想把民愤平息你就用行政命令先把人给放了。但是他现在不放，就说明它实际上给自己把责任开清了，冠冕堂皇的装好人，别把民怨引导自己身上。地方官或者企业该怎么控制还怎么控制，该怎么迫害还怎么迫害，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还是保护地方官，这是愚弄民众的一种手段。”
“中共社会本身就是病态的社会”
孙延军教授认为，中共应该说一直就是一个分裂的病态，这些官员们各说各的话，只不过有的伪善一点、有的人面目狰狞一点，但是他们背后的本质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为了权力、为了利益对中国百姓肆意欺骗、肆意镇压，无所不用，这个他们之间的本质没有区别。也就是说用什么方法把整个中国大陆控制住、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手、或者用什么方法把中国民众骗住吓住只不过方法不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他指出：“有时政府的官员或媒体释放一点善意，所谓的包容异质思维，但异质思维不是你恩赐给中国民众，然后你去包容它。异质思维或者说言论自由那是基本的人权，你得尊重、你得服从基本的人权，你有什么资格去包容他？你有民知民享吗？都是民众本身从天赋人权出发的。对人权必须尊重、服从，你要侵犯这种人权就是犯罪行为，所以这种说法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民间的各种异议，所以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
法治能防治“被精神病”？解体中共才是出路
宪政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大陆这样类似的“被精神病”事件，直接起因是上访制度，而根源则是公权力的滥用。要保护公民的人身权，防止“被精神病”，只能靠健全法治，并按法治的原则去处理问题。
他表示，现行官员考核体制下，上访有损他们的政绩。为此控制上访，有些就会以精神病为由，把上访者“强制收治”。滥用公权力——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对真正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政府有义务强制收治，这样法律条文就成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工具。
他认为，精神病鉴定必须经由专业机构做出，不能仅凭警方的一面之辞；如果当事人或家属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则应由法院做出公正、独立的判决。而“被精神病”的背后是制度缺陷，不然再完善的法律也会形同虚设。而上访者也往往是官员滥用公权力所致。“法治”治不了精神病，但却能有效防治“被精神病”。
孙延军教授也表示，中共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在镇压中国民众的方面来看，它确实已经达到了疯狂。由于中共的病态对国民心智的误导、一种污染，使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种极端病态状态，所以在中国社会是极其不稳定、不安全的，也是特别不和谐的。
最后他说：“解体中共重建信仰，提升道德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