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09日讯】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曾被视为女权运动的“百科全书”，该书（法文版）1949年一出版就造成轰动，创了一周售出二万本的记录。随后在美国推出英文版，也上了畅销榜。西蒙波娃由此奠定了女权运动的鼻祖地位。再加上她是大名鼎鼎的萨特的情人，两人相得益彰，名气更加彰显。
女权问题专家、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克瑞斯蒂娜.萨默斯（Christina Sommers）最近在《克莱蒙书评》（CRB）发表的对《第二性》新译本的书评介绍说，其实《第二性》一出版就有强烈的批评，评论家指出，这本书写得很差，“乏味，装模作样”，“很主观性地选择资料，降低了学术标准，违反所有的科学准则。”但也有人称誉它是“诗，艺术”，“比学者的书还学术”。
英译本被批为“难以卒读”
但不管赞美还是批评，大众对《第二性》的热潮，好像“性高潮”那样短暂地迅速消失了。克瑞斯蒂娜说，过去二十年来，除少数女权份子，很少有人再关注它；这本书也从未得到学界和哲学家的认可。到了九十年代，即使是女权理论家们，也很多把这本书视为偏执、零散、过时了。
极为少数的西蒙波娃“捍卫者”对这个现状不满，甚至愤怒。他们认为，这是英文版的翻译有问题，把书“译糟了”。杜克大学一位教授公开指责英文译者帕什利（H. M. Parshley）缺乏哲学训练，翻译能力有限，把《第二性》译得“难以卒读”。尤其是，帕什利把972页的原著删至827页，更给批评者理由，认为他删去了“精华”。
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们要求重译《第二性》，出版社当然不愿意，因这种无人问津的书别说卖钱，连成本都难收回来。但在2004年，美国左翼大报《纽约时报》发表了“翻糟了”（lost in Translation）一文，介入这场争议，站在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一边，把原译者和出版社都视为“坏蛋”。面对大报的攻击，出版社撑不住了，只好决定再出新译本，找了两位曾在巴黎任教的美国女学者重译《第二性》。
去年这个新译本面世，不仅恢复了原译本删去的145页，甚至忠实到把原著中那种常常不得不用“分号”连结的大长句子原封照搬。克瑞斯蒂娜在书评中说，“西蒙波娃的那种分号长句，好像段落永远没完了”。
不是译本问题，而是原著太糟
但这个新译本却遭到更猛烈的攻击，那些批评第一个译本的、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们认为，新译本更糟。在《伦敦书评》（LBR）上，西蒙波娃的研究者们毫不留情地说，新译本“错误百出”，背叛了西蒙波娃的精神。一位女权教授甚至说，这种译本，简直读每一页都令人“痛苦”。
而事实上，这不是译本的错，而是原著的问题。在中国掀起萨特—西蒙波娃热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就出了《第二性》的中译本，但也只是译了后半部，前半部那些历史堆积资料，恐怕连中国的出版社也觉得读者没法读而放弃翻译。近年虽有了中文全译本，但有几个中国人能认真读完，也是未知数。当年读过此书中译本的一位女性朋友说，该书不仅多数观点跟女人的天性作对，而且相当过时、繁琐，句子逻辑、层次都很差，完全是一本过高评价的书。这本书不仅没把这位朋友变成女权主义者，反而使她成为女权主义的痛恨者。
这次《第二性》的英文新译本不仅没有给西蒙波娃带来新的名望，却通过评论家、书评等讨论，让人们更清楚，读者之所以遗忘这本书，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原著太糟。在英文世界经常看到这种事情，他们对因特殊原因而出了大名的外文的“伪书”，看不出好来——因为原著本身烂，就责怪翻译。像高行健的《灵山》，英文本其实已经比中文原文好很多，但英文世界的人死活看不出“好”来，就把翻译臭骂一顿。对西蒙波娃的这本书（和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样。
事实上，读她的法文原版，就令人痛苦。西蒙波娃的授权传记作者说，这本近一千页的《第二性》只用了14个月就写成。这本仓促草就、用大量资料堆积的书，是用中国式“大跃进”的速度写出来的。专家说，这个写作时间之短“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起码是太“草率”。而从内容来看，简直是杂烩堆积：关于女性的早期资料、各种理论、名单，还有社会学、生物学、宗教、文学、哲学（主要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大杂烩。
有细心学者指出，西蒙波娃没有去做努力，梳理出哪些资料有用，哪些无关，而是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女性的资料一股脑地塞到了这本书里。而且，西蒙波娃的很多宣称都是夸大其辞，甚至违背事实。例如《第二性》说，十七和十八世纪，女性作家都被压制，根本无法存在。但根据洛杉矶加大的学者梅勒（Anne Mellor）的研究，在英格兰，从1789到1830年，就有至少900名女性诗人，500名女作家，更有众多的女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等等。西蒙波娃说女性全被边缘化，并不真实。
妓女和妻子被当作一回事
作为女权先锋，西蒙波娃强烈批评女性被强迫做妻子和母亲，甚至过头到批评这种角色本身，认为“妻子”和“母亲”是男性和历史文化强加给女性的角色，指责这两种角色毁掉了女人。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还有专章讨论“妓女”，认为“妻子”和 “妓女”是一回事，“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对婚姻，西蒙波娃也痛击说，女人必须结婚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二是满足男人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
西蒙波娃对她的传记作家沾沾自喜地说，她一生没做妻子，也没做母亲，但活得很快乐。但是，她做的是萨特众多情妇中的一个。虽然《第二性》中有列“情妇”专章，但西蒙波娃没有逃出自己的针砭。面对萨特的众多情妇，她嫉妒、痛苦、喝酒、流泪、失眠。但在公众场合，却扮演一个大度，甚至潇洒地帮萨特找女人的开放形象。这位女权鼻祖，在虚伪程度上其实也很“先锋”。
《第二性》新译本以及围绕的评论和争论，再次让人看到为什么读者对《第二性》兴趣索然。同时也更多揭开西蒙波娃的“第二面”：她是西方知识界最被过高评价的两个女性知识人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桑塔格）。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