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7月24日讯】“我明年就80了，还有我是肝癌晚期，活不了几天了，我能把这冤案、我应该说的话，带去见上帝吗？‥‥‥我宁愿在为公平、正义和捍卫人权的斗争中战死，也不愿靠药物维持生命苟且偷安病死。”陈秉中，公开了令数十万人因卖血而成为爱滋病患者的河南“世纪浩劫”，一纸纸举报信，直接点名江泽民亲信──李长春。
文 ◎ 骆亚、文华
陈秉中，一个年近80的肝癌晚期患者、一个退休前掌管中国健康事业的高官。他曾是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不过最近半年多来，他在积累了大量证据后打破沉默，先后四次公开举报原河南省一把手、现中共政治局常委第八号、中共党内第五号人物：李长春。
从2010年9月以来，他用特快专递和网路公开信等形式，实名举报李长春在1990至1998年担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掌权期间，面对河南发生的堪称“世纪浩劫”、令数十万人因卖血而成为爱滋病患者的恶性群体事件，犯下玩忽职守、包庇纵容、隐瞒疫情、打压举报人等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在中共官官相护的体制下，李长春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升官成为中共的九大头目之一。
为何选在此时举报李长春呢？陈秉中对《新纪元》记者表示，他在退休后才得知河南爱滋疫情，他当时主管的健康教育研究所主要是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爱滋病等疫情则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他是1995年听说河南爱滋病疫情的，但苦于没有证据。现在经过长期积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百分之百的能够承担起举报的法律责任，同时，由于中共18大召开在即，他不想让这些危害百姓的坏人依然占据高位而未遭受应有的惩罚。
此时举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明年就80了，还有我是肝癌晚期，活不了几天了，我能把这冤案，我应该说的话，带去见上帝吗？其他人不敢说，我反正是要死的人了，我宁愿在为公平、正义和捍卫人权的斗争中战死，也不愿靠药物维持生命苟且偷安病死。也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成功，便成仁。”
李长春为何有推卸不掉的罪责
在举报信中，陈秉中采用了最保守的数据：“河南至少有10万农民因为卖血而感染爱滋病，其中至少一万人因此而死亡。”他在信中说，这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民间抗爱第一人高耀洁的数据是：河南至少有30至50万爱滋病患者；国际爱滋病机构的数据是：河南有150万病毒携带者。不过陈秉中认为，哪怕只有10万人感染爱滋病，也足够成为举报李长春恶行的证据了。
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古稀之年的多病老人，艰难写下八万多字的举报信和真相材料，如《导致爱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天下》，《尘封的抗争与呐喊》等，矛头直指官方的误导和不作为。
陈秉中在举报信中一再强调，李长春作为河南的一把手，河南大搞血浆经济到那么疯狂的程度，他没有制止；当爱滋疫情爆发后，他没有去扑灭疫情，反而打击迫害讲真话的人；他包庇纵容血浆经济受益者，对河南百姓的痛苦没有一句道歉的话，反而升官发财，“这些都是他明知故犯的，所以这是他的责任，是确凿的，因此我认定是他。”
他还提到，原河南省委纪委有四位委员自2004年9月以来，一直坚持控告李长春。他们先告到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法院；2006后又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李长春严重渎职，但最后都被压制下来了。据海外媒体报导，中央政治局委派贺国强、王刚分别与这四位前纪委官员至少会晤三次，尽力安抚劝阻，要求不要把事件扩大化公开化，四名原纪委官员对中央的意见表示尊重，但也表示很大的保留。他们指出：李长春严重渎职已造成数以万计民众的生命代价、数万家庭的不幸，而李长春作为地方主官，竟然一直升迁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实在有损党中央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
河南卖血脱贫“新思路”
在举报信中，陈秉中一再谈到河南省卫生厅厅长、被河南人称为“爱滋厅长”刘全喜的罪不可赦。1992年在李长春担任河南省省长期间，刘全喜被提拔成为省卫生厅厅长。上任不久他就提出让河南脱贫致富的“新思路”。刘全喜曾在卫生厅内部会上说，假如全省7,000多万农民中，有1～3％的人愿意每年卖血浆一到二次，一年就是上亿元的效益。近亿人口的河南要发挥人口优势，用人身体来挣钱。
当时河南官方提出的“救死扶伤，卖血光荣”的口号随处可见，连“不卖血就是不爱国”的口号也在河南睢县电视台作为广告播出。在政府的强力引导下，短短一年内，河南各地卫生系统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政协、人大、军队、党委也纷纷开办血站挣钱，更多数不清的地下非法血站也相继大量出现，全省约有140万农民加入了这场“以血致富”的群众运动中，连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把白发染黑冒充年轻人卖血。
那时老百姓流行的顺口溜是：“要致富，建血库”、“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最初卖血还要靠关系，亲联亲、友联友，年轻力壮者才能卖血，不少人甚至以此为业，不过很快卖血就成了河南的全民运动了。
混合血液回输 严重的违规操作
起初血站收购的是直接从胳膊抽出的全血，主要用于医院输血。1993年后，由于国内血液制品生产的需求，大陆血站基本转向收取血浆，河南的血液经济，准确的说是血浆经济。
据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的《河南爱滋病五年调查报告》显示：血站只要血浆，不要血球，通过离心机分离血浆后，血球处理成为难题。于是血站“想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即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回输的同时还可以少给献血员五元钱。”血站欺骗卖血者说，回输血球可控制贫血，加快恢复造血，因此农民为增加卖血次数，几乎都同意回输。于是同血型卖血者只要有一人带有病毒，其他人根本就无法避免感染，于是爱滋病就这样几何倍数的在卖血人中迅速传播开来……
举报信还说：“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台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品企业大都到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浆去赚钱。一个月卖20次血的人在贫困的河南农村并不少见。”
李长春在1990至1998年担任河南省省长期间，对于令数十万人因卖血而成为爱滋病患者的河南“世纪浩劫”，犯下玩忽职守、包庇纵容、打压举报人等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在中共官官相护的体制下，李长春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升官成为中共的九大头目之一。（新纪元）
血站、血头、生物制品厂获利
“赚钱的是血站和组织人卖血的‘血头’和生物制品厂。一吨血浆变成血制品后则由20万元升值到80多万元，而卖血者一个月两次收入不过130元。因此有人把血站人员叫做‘吸血鬼’”。
血头一般由三种人担任，一是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二是前者的亲友，三是有头脑、有关系的卖血者，如村干部等。一个血站一天抽血约500至600人，卖血者500毫升血浆可收入45至75元不等，血站一天可抽血30万毫升，收购价大约每吨血浆（200万毫升）20万元，血站可进账6万元，支付卖血者3万多元，一个血站一天就可以净赚2万多元，一年就近1,000万。但血站发给员工的一年只是一个1,000多元的红包。血站是卫生局的下属，收入不用上缴，到1994年河南每个县都有一、二个血站，周口地区就有15个。
上百万的贫苦卖血受害者
河南爱滋受害者当然绝大多数是卖血的农民，但也有少数在医院接受输血治疗而感染者。“当年各个乡镇医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杀抢救、怀孕生产（包括剖腹产）、外伤、手术等，患者一律会被要求输血，因为使用血制品或输血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收入。”
河南到底有多少爱滋病人呢？2004年9月，河南官方统计全省爱滋病感染者只有2.5万人，现症病人为1.18万人，“河南省爱滋病毒感染率约为万分之三点五，大大低于全国万分之六点四的感染率，在中国属于爱滋病低流行地区。”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官方统计结果是，“全省累计发现爱滋病毒感染者30,387人，现症病人18,334人。”
陈秉中把河南官方这些数据称之为“弥天大谎”。他在举报信中引用张可医生的调查报告，“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1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有80多个县，像上蔡这样的卖血大县还有新蔡、确山、沈丘、项城、尉氏、镇平、郸城县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高耀洁估计有106万人感染，法国《解放报》2002年报导，据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爱滋病病毒（HIV）呈阳性者人数至少达到150万。
卖血者痛不欲生
据大陆媒体2005年报导，文楼村有928户人家，其中303户家里有因非法采供血感染爱滋病的人，爱滋家庭占了全村总户数的32.7％，其中近70％卖过血的人都感染上爱滋病。2003年文楼村一天最多死了7人，村边的坟头一天天地增加，爱滋病的阴影压得文楼人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爱滋病一般有5至10年的潜伏期。文楼村村民广华当年因卖血于1998年被查出已感染爱滋病毒，2002年病发时，连续发烧三个月，一天吊针打9瓶，光在家里用过的输液瓶就能装满一辆三轮车。他头发几乎掉光了，没掉的也全都变黄了，人精神完全崩溃了。
官方统计，截至2002年，近4,000人的上蔡县后杨村，至少有250名人死于爱滋病，爱滋病毒阳性的近700人，全村失去双亲的爱滋孤儿26名，有400个孩子跟着单身的亲长生活。死亡人数最多的为上蔡县程老村为126人，其次为柘城双庙村和新蔡县东湖村，都在120人左右。这些村庄多年男无娶、女难嫁，死人也不发丧，悄悄地掩埋了事。
爱滋拨款供养贪官污吏
在上蔡县爱滋病疫情曝光后，河南省政府投入钜资搞“六个一”工程，即为38个爱滋病村都铺一条入村道路、建一所学校、打一眼深水井、建一个标准卫生室和一所福利院等。国际社会和民间慈善团体也纷纷给河南爱滋村捐钱捐物，然而这些善款却大多进了当地贪官污吏的手中。
据大陆媒体报导，灾难深重的上蔡县还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三贪”书记，即“贪权、贪钱、贪色”的前县委书记杨松泉。杨从2000年上任到2006年被捕，除疯狂卖官外，还利用爱滋病基金大搞贪污腐败，其涉案资金高达1,000万元。杨调任上蔡县之初就私下对人说，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权，能管这么多的钱”。
讲真话的悲惨遭遇
在举报信中，陈秉中还概括介绍了那些敢于揭露河南爱滋疫情的勇士：从“第一位给卫生部报告有关河南省农村卖血者感染爱滋病疫情的王淑平”，到“有‘民间防爱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挺身痛揭‘血浆经济’黑幕”；从“时刻关注爱滋病灾区疫情的中国首席病毒学专家曾毅院士”，到“桂希恩：勇揭中国‘爱滋病村’的实情”；从“捅破‘窗户纸’的张可”，到“《华西都市报》、《大河报》、《郑州晚报》、《城市早报》等媒体，是新闻舆论战线先行的尖兵”，还有“在河南省抗击爱滋病的志愿者－－杨松”等。
这些人都遭到河南官方的打压。以王淑平为例。她原是河南省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1995年5月到9月从周口地区的卖血人员中提取了404份血样，发现惊人的爱滋病毒阳性感染。为避免失误，她自费将河南商水县西赵桥村的62份爱滋病毒初筛阳性的血样送往北京做权威鉴定。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曾毅院士得知此事后，减免了每个样品的700元检测费，对15个样品鉴定结果是：13份阳性，2份为疑似。在曾毅的支持下，王淑平连夜给卫生部报告疫情，王淑平第三天回到周口时，卫生局的负责人见到她就说：“你可弄了个大地震。”
后来王淑平工作的检测中心被关闭，参与病毒检验的几个卫生人员被停发工资一年。无奈之下，1997年王被逼离开河南，在曾毅保护下来到北京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虽然有饭吃，但没有工资。在北京度过了5年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后，41岁的王淑平在熟人的协助下只身来到美国，再度面临新的挑战。
李长春的黑后台
据香港媒体报导，1995年王淑平的报告在高层引起不小的震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令卫生部长陈敏章彻查此事，陈派出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牵头调查，不过王是河南开封人，河南卫生厅的爱滋厅长刘全喜，透过王上报压缩了的河南疫情。有消息说，陈敏章为此事郁闷成结，直至离世。1996年3月，卫生部才要求关闭血站。
文章说，刘全喜得以摀住盖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河南省先后两位组织部长的相助，一位是陈全国（后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位是黄晴宜（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陈、黄都是李长春的人。2003年刘全喜被上面查得紧时，曾求情至李长春夫人处。陈奎元2000年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曾想追究刘全喜的罪责，但由于李长春的庇护，无法实现。刘得到的“处分”只是到河南人大任一个委员会副主任，而他一手提拔的同乡刘学周则任卫生厅副厅长，爱滋疫情一直被隐瞒着。
众所周知，李长春是江泽民的亲信，目前主管宣传。2010年底维基解密引述美国外交密电指，搜寻引擎Google遭骇客入侵而退出中国的事件即是由李长春和周永康一手主导的。密电说李本人在Google输入自己的名字进行搜索时，发现一些“批评他的搜索连结”以及其子女的资料，令他非常震惊，于是下令攻击Google在美国的服务器，最后迫使谷歌退出中国市场。
中国需要政治预防医学
人们常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墨写的谎言，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政论家曹长青对新纪元表示，陈秉中一生从事预防医学，而西方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政治预防医学”。民主制度可以防止这种大规模“血浆杀人”事件的发生，类似灾难即使灾难发生了，也能有媒体报导监督，或被独立司法审理制裁。比如法国、日本类似血液污染事件，都追究了肇事者民事刑事责任；但如今，陈秉中老人发出的所有举报信都石沉大海，然而，他准备发出更多的公开举报信。他相信，“头顶三尺有神明。人虽可欺，惟老天不可欺矣！无论何人，临到命终时，阎罗王那里档案十分齐全，令有罪责之人无法抵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官逼民反。”
河南爱滋病人祸，与其说是爱滋病魔在吞噬人们的身体，不如说是中共官员的贪婪心魔在毒害世人。李长春劣迹斑斑依然升官发财，这不是他个人的造化，而是中共整个体制的常态。陈秉中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身上，希望“寒随一夜去，春还五更来”。不过大陆现状是，善良民众的希望往往被现实撕裂得粉碎。◇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233期专题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