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2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洪微美国华盛顿DC报导)12月18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简称CECC）在参议院举办大型法轮功国会听证会。与会八位证人以亲身经历或详实事实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情况。证人之一、肾脏专家徐建超作证说，有理由相信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罪恶仍在中国继续。
徐建超，现任纽约詹姆斯-彼得斯退伍军人医疗中心(James J. Peters VA Medical Center)肾科主治医师，并兼任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华盛顿非营利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DAFOH,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董事，该组织由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组成，旨在调查非法摘取或移植器官。
以下是18日徐建超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
也许今天最有力的证人是被非法强摘器官的受害者。但是我们都知道，受害者在摘除器官后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那么，除了受害者以外，最有力的证人就是曾经参与活体摘取“良心犯”器官的医生，他们现在愿意走出来告诉全世界他们所经历的反人类的罪行。这是证据确凿的一手材料。在他们陈述时，我也会告诉你我自己对活摘器官所了解的事情。
器官移植本是救人生命的过程，是“生命的赠礼”。不幸的是，在所有国家，人们对器官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随着现在医学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命被延长，越来越多的病人符合器官移植的标准，越来越多的符合标准医师和移植中心涌现，人们对器官的需求也变的只增不减。
这样，器官短缺也就造成了非法获取器官，器官旅游，强摘器官种种罪恶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医学界开始关注中国进行的不道德的器官移植。在2001年的国会听证会上，中国不道德的器官移植案例的一手证据出现了。中国医生王国齐向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提供证词，他说，“我的工作就是从上百个被枪决的犯人身上获取皮肤和角膜。有些时候，这些死囚犯被注射死刑。今天我站在这里对我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忏悔，我将提议反对从死刑囚犯身上获取器官和组织。”
王医生描述了获取器官的过程，并证实政府官员和中国医生对死刑犯进行注射死刑，并立即在注射后获取器官，在有些摘取器官案例中犯人的心脏还没有停止。他说他从1995年开始执行获取仍然活着的囚犯皮肤的任务，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这件事敦促他告知国际医学界在中国的这种非人道的获取器官方法。
根据王医生的证词，我们可以看出囚犯在监狱中接受血液测试来看是否符合器官捐赠条件。他说，在处决的当天，提供器官捐赠的囚犯是第一批被处决的，这样看，囚犯的自身血型和组织类型决定了他们被处决的方式。
而作为一名肾脏科医师，我照顾的病人每周要进行三次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每次透析需要三个半小时。所以，加上旅行时间，这些病人基本上每周要花上三天来做透析。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压力，我想如果他们得到肾脏移植的话，他们的生命健康就有很大改观。然而，肾脏捐助者很有限，我只有少数病人能得到肾脏移植的机会，而对于这些人来说，通常等待移植的时间也往往超过三年。在我第一次得知，在中国病人可以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就能获得肾脏或是其他器官移植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知道通常得到肾脏移植的时间是多久。
作为一名潜在的肾脏移植接受者，他必须首先联系移植中心，要求进行移植测验。然后医生们会提供一次测验来看病人是否合适接受肾脏移植。最后，如果病人很幸运，符合接受肾脏移植的条件的话，就会排到移植等待名单中。也许，就像我说的，往往要等到三年以上的时间。成功的移植手术的关键在于血型和组织要相当匹配。这也就是为什么移植病人要等待那么长时间，就单单是找到匹配的器官源就要花上很长时间。
然而，许多中国的医院公开打广告，声称他们的肾脏，甚至肝脏移植等待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有时甚至几天就可以。这样来看，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病人可以这么快就找到了器官源？一个可能就是病人得到的不是完全匹配的器官，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病人的器官排斥率就会高的吓人。由于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器官排斥率有所增加，这种不匹配的情况也就不存在；第二个可能就是在中国有大量的血型和组织匹配的活体器官捐赠者，医生只需要监测病人的血型和组织，就能轻易的为病人找到将会被按需杀害的名单上的器官捐赠者。
如果整个过程听起来耸人听闻，难以置信的话，那么我现在将提供给大家多方研究机构的发现、中国官方医药报告数据分析以及囚犯的亲身经历。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让你相信在中国存在大量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摘取器官的案例，这些案例是由中共授权的，很多人从中获取了暴利。
我们单单只是看看这些数字，就会发现事情不对劲了。中国每年进行的移植手术比实际确认的器官源要多的多。由于文化背景，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至少有98%的器官捐赠不是家庭捐赠。在肾脏移植方面，在1971到2001年中国进行的40393例移植中仅仅有227例（不到0.6%）是家庭捐赠。然而，在中国，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有效率的器官捐赠体系。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在1995到1999年官方统计的死刑犯的数字为每年1680个，而在2000到2005年是每年平均1616个。这个数字表示，在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后，死刑犯的数量并没有很大变化。即使我们假设每个死刑犯都用于器官移植的话，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从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后，器官移植案例猛增的事实。
根据公共报告，在1999年前，中国历史有大概三万例移植案例，在1994到1999年这六年之间，移植案例总共有1.85万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石炳毅表示，到2005年，中国移植器官共九万例，这就意味着2000到2005年这六年间就有六万例器官移植！
那么，这些增加的器官捐赠者是从哪里来的呢？可确认的器官源，包括经过个人同意的家庭捐赠，毕竟占大量捐赠的少部分。例如，在2005年，活体肾脏移植仅占到了世界移植总数的0.5%。而在近年来，也并没有数据显示这个数字会增加。我们知道在1994到1999年有1.85万个器官移植源，那么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也就是2000到2005也应该只有1.85万个器官移植源，毕竟捐赠体系没有改善，也没有更多的人愿意捐赠。那么，多出来的这4.15万个器官移植源是难以解释的。这些器官是哪里来的呢？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指控可以解释这一切。
由于中国缺乏透明度，准确的数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同方面的调查结果都得到同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器官来源于活体囚犯。
即使我们使用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给出的数据，同样可以看到，1997到2007年有接近3.05万个不知来源的器官。
我们还可以从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兼职研究员葛特曼先生(Ethan Gutmann)的著作中推算出不知来源的器官数字。他曾经采访过在中国监狱和劳教所的受害者。他在《国家器官》一书中写道，大概有6.5万法轮功学员被杀害索取器官。
他发现，在监狱和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经常被单独叫出，接受医药检查，旨在测试重要器官是否健康，随后，许多人就消失了。
尽管我们研究的数据都是针对过去十年中期或末期的情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活体摘除器官正在中国发生着。新唐人电视台曾经推出一个报导，今年一位台湾病人到中国大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接受肝脏和肾脏移植。他只用了一个月就找到了匹配的肝脏和肾脏，然而之前他在台湾等了好多年。在就医期间，他得知有许多移植游客仅在数周之内就找到了匹配的器官。这位病人表示，“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有很多外国人，我没有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在医院的十楼有一个被特殊守护的国际病人病房，我猜想在那里的病人是有特殊背景的。”
作为一名医师，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在中国大面积的存在。我实在无法理解在国内的有显著成就的医生竟然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去杀害无辜的民众。
（责任编辑：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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