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曰“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
“人类不遵守人的道德规范──社会将大乱不治，天灾人祸。”
（续上篇）
第九章 文革后的经济改革实乃全民拜金运动与官僚资本垄断
§9.1 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拜金运动及中共官僚资本垄断和整体腐败（1976～）
漫长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终于到了1976年，十年浩劫的文革结束了，然而文革的结束并非共产党改过自新，归于正途，也并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结束，而不过是权力斗争和利益斗争在形式上的变换而已。
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为止、长达整整27年的政治运动，毁灭性地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体系。这期间不但近八千万无辜的中国人丧失性命，而且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十几亿人的灵魂被马列邪灵所充斥占据，这是一场毁灭人性灵魂和道德信仰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结束后，国家没有真正对长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的根源、罪行和荒谬绝伦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根本性的反思、研讨和纠正，更没有进行政府和国民上下的心灵复苏、道德重建、被破坏的传统文化体系的修复和回归，便匆忙开始了经济改革开放，全国上下一头栽进挖空心思抓钱、搞钱、向钱看的旋涡中。十年文革后不但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而且更为惨重的是十几亿人的精神信仰和道德价值观已经完全被扭曲，传统正信的价值观一片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打经济翻身仗”、“闷声发大财”的口号下，开始了打快拳式的经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挫败了，斗得人人为劲敌、互相提防、互相伤害、心灰意冷；斗得国计民生一贫如洗；斗得人信仰空白，无神无佛，无法无天，什么信仰道德理念，统统没有用，还是搞钱来得实惠。所以经济改革开放、打经济翻身仗暂时迎合了国人发财致富的心理需求。
然而，共产党的改革就是抓经济搞钱，不是改革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法治系统，也不是实行司法独立与公正、更不是真正实行民主法治，也不曾恢复传统道德信仰文化；开放就是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而不是学习民主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立国理念和普适价值，开放也不是开放党禁、报禁、网络封锁；其实恰恰相反，开放后，一边跟民主国家做生意，一边更加反美反西方民主，更加封锁网络和媒体、实行一党专制、迫害宗教信仰和炼功人、压制所有异议人士，文革的整人政策没有变，只是手腕更隐蔽更狠毒更彻底。
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呢？完全是在集权制度下的全民奴工式劳作和官僚资本垄断，没有相应的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型，包括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教育改革等，没有平等竞争的保障、没有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而独立的法治制度、没有民主机制、没有多党互相监督制约的平衡、没有民选政府的责任制和选民监督、没有新闻媒体的自由运作和监督作用、没有环境保护规划与制度、没有公民信仰自由、没有社会公共道德的规范，反而有的是盘根错节的官商勾结、层层官员以公权力获取私利、营私舞弊的官僚资本集团、政府官员庇护下的肆无忌惮的黑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保护主义”关系）、政府官员变相窃取国营企业和公有土地为己有、钱权交易、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社会结构性紧张”、对宗教信仰民间气功等群体的全面系统的迫害、对访民和弱势群体的迫害、把一切民主声音扼杀在萌芽状态、对维权律师和正义人士、民主人士的打压迫害等等。
那么，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开放到底谁是受益者呢？真正受益者是占人口总数仅仅0.4%的权贵利益集团和中共官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搜刮民脂民膏、贪污腐败，占有了70%以上的社会财富；政府对企业的税收占到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个人所得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创造史无前例之高。国民贫富差距空前之大，虽然一小部分人看来年收入有一定增长，但绝大多数人尤其是社会低层的农民、农民工、工人等仍然处于相当贫穷的境地，物价飞速上涨，住房难、上学难、医疗难、就业难，让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广大百姓梦想着发财、但从未发财、也很难发财，终年奔波操劳，维持生计，看着社会的不公，但本身无权无势，只能是无可奈何，忍气吞声。
据新唐人援引英国《每日邮报》报导，中国存在一个神秘的“黑领”阶层，他们通常身穿黑色套装，乘坐黑色豪华轿车，收入惊人庞大而极其隐秘，且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命脉。这篇《每日邮报》于2012年元月29号刊出的文章，援引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这些“黑领”控制着中国最重要的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有的是大型国企老总、银行行长，有的已经成为省长、部长。这些“黑领”们掌控着巨额财富和资源，贪污腐败极其严重，简直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毫无法律和道德而言。他们作为中共专制体制的直接受益者，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
该文章列出了十个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势力的“黑领”人物。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即中国最大独裁贪官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派系人物，曾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公安部长，被列为“黑领”的代表人物。《维基解密》曝光的电文显示，周永康和同伙瓜分着中国的石油利益。他曾经为石油交易而十四次前往非洲产油国苏丹。其他被列入十大黑领的还有：中国电力董事长李小琳；电讯巨头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原中石化总经理、现任福建省长苏树林；前“一汽集团”总经理、现任吉林省委常委竺延风；中国商用飞机原董事长、现任河北省长张庆伟；金融业黑领族集中地带巨头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中国银行及中银香港董事长肖钢、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都榜上有名。他们不仅控制着国内财产，也控制着中共转移到海外的部分资产。此外，负责生产武器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张国清，也被认为是黑领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中共体制内掌握政治大权和经济、财政、金融、国有企业等命脉的垄断国有资产的黑帮巨头，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利用绝对的权利影响政策，再利用政策实现其资本垄断，形成了完全封闭式的官商一体的官僚资本垄断机制，成为完全无法无天、极端腐败的中共独裁专制体制的罪恶怪胎。
大陆经济学家綦彦臣向新唐人记者表示，国企的扩张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这在经济上是一种退步。他分析说，当局利用国企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使国企拥有了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很多国企董事长陆续出任省长等高官。他说：“中国政治，我们从技术层面讲，它绝对不是选举政治。它是一种委派政治。政府觉得哪一部分有用，就把权力分配给哪一部分。”
著名经济时政评论家草庵居士指出，隐藏在“黑领”阶层控制国家权力之后的，是中共专制体制对民众的横征暴敛、对民众权益的不断侵犯。要改变这个状况，必须进行政治变革，让人民拥有投票权、选举权。
如今中共的贪污腐败，不仅仅是占有了国民的财富，积压了重重民怨，也从社会的最上层彻底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当人如此物欲横流，贪图功利，达到了无道无德的境地，就必然天下大乱不治，这就是道法的尊严与规律。中国古人认为：“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有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二章）。用白话讲就是，道为万物之主宰，善人之宝，罪人之中保。美好的言词固然博取尊荣，美好的行为固然得人敬重，然而人的不善怎能被剔除弃绝呢？所以，就是立为天子，封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财宝无数，荣华加身，还不如坐进这大道里呢！古时候为什么重视道呢？不就是因为有了道，便有求必得，有罪能得赦免吗？所以道是天下最尊贵的啊！然而，今天的中共官员却完全不要道义道德，视财如命，甚至不要命也贪财；人到了如此大逆不道的地步，必有大难临头。
为了大搞廉价奴工经济，榨取百姓血汗，官僚垄断资本，共产党跟历来一样，最善于搞群众运动。搞经济也如同政治运动一样，举国上下，声势浩大，全国统一领导，大力宣传，统一思想，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党的领导，从上到下，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个人领导上，“发展就是硬道理”，人人搞钱，全民向钱看，“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过程中中共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向上海市前市长陈良宇那样贪污天文数字的官员，大有人在。倚仗着高官显赫的贪官父辈，那些富二代富三代们，拥有海内外别墅豪宅、巨额资产，甚至在海外以现款购入百万房产者，比比皆是。被揭发出来的贪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为什么中共官员如此肆无忌惮的贪婪呢？就是有共产党这个体制，官官相护，层层靠山，各霸一方，作威作福，倒下的只是少数权斗牺牲品，滋长的是无所不在的官员整体腐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整个被马列毛思想无神论洗脑，没有了精神信仰和人生理念，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做坏事会有恶报，完全接受了拜金主义，金钱美女享乐成了唯一的人生目的。世界上除了中共，没有一个政党以绝对的专制集权推动若大的整个社会14亿人口的全民拜金运动和堕落腐败、放荡不羁的物质追求，其中大多百姓不过是在略微好转的日子中梦幻富有，而真正享尽荣华富贵的是中共权贵阶层。
根据环球网的一项在线调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受访网民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拜金主义国家。中国人见面时的问候和茶余饭后的聊天内容﹐常常都是跟“挣钱”有关的话题﹔一个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局级官员给海外老同学半夜三更打来电话﹐第一句话不是问候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安康可好﹐而是一上来就问“你在国外每月挣多少钱”，让海外的老同学十分诧异，他却不以为然。拜金在中国已经无需掩饰，早已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共同话题。其实，当今中国的拜金主义是制度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和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全民全面拜金主义，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随时随地可见，人们普遍用金钱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金钱成为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和人生的唯一追求目标。中共意识形态的洗脑宣传下，总是认为资本主义是拜金主义的温床，其实，据统计美国仅有三成左右的人“以金钱作为成功的象征”，这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百分比，远低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拜金人口比例。但即使这样，他们讲的“以金钱作为成功的象征”，在他们的观念里并不是认为金钱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和价值标准，因为民主社会的金钱是公平的社会付出和道德与法律框架下的合理所得，跟拜金主义心态下的不择手段的谋取根本不同。有很多道德高尚、乐善好施的大企业家和慈善家以成功的财富价值造福社会多数、救济贫穷疾苦为理念，而不是为了追求个人慌淫无度的享乐为目的，跟中共的贪污腐化、金迷纸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为止共产党给中国人民的整个社会生命注入了两剂毒针：传统文化失忆剂和阶级斗争兴奋剂，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给中国社会又注入了第三剂毒针：全民拜金兴奋剂。
那么其结果是什么呢？试想，人没有了道德信仰和价值观，而只有金钱物质利益充斥着头脑，并认定自己如同弱肉强食、不择手段的竞争中拼搏求生的动物一样，唯物质利益而过活奔命，整个社会群体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利益关系、竞争关系、欺骗关系和敌对关系，那么这样的社会群体如何能有社会公德心、公益心和同情心呢？又如何能互相关爱、互相尊重、互相信赖和互相帮助呢？怎能不出现层层官员疯狂贪污腐败、利用职权横征暴敛、占有和垄断国有资产、成为官僚资本垄断的超级大国呢？我们看到的社会冷血现象等社会道德危机综合症，包括下文将谈到的政府系统地灭绝人性地迫害宗教人士、法轮功、民运人士和广大上访民众，甚至不惜挖取活生生的人体器官来获取暴利等等，诸如此类惨绝人寰的行为，不就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自然结果吗？
§9.2 官商勾结 奴工生产 奴役百姓
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的廉价奴工工厂，广大农民工、临时工和失业临时工，终年劳作，累断筋骨，收入低廉，无法糊口，但又没有出路。就连辞职的自由都没有，简直如同奴隶把一生出卖给了工厂。2007年山西黑砖窑案，发生在中国山西，当地砖窑矿主村党支部书记，从人贩子中购买偷运来的民工，包括许多童工，将他们关押在各个窑场，强迫他们从事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动辄暴力殴打，使得不少民工致残、致死，这些民工的遭遇跟奴隶类似，事件震惊了中国和世界。过程中，地方官员和煤窑、警方互相勾结，牟取暴利，引起民众愤怒。
其实类似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也相继在济南、安徽蒙城、庐江和广东惠州等地出现黑砖窑事件。这些事件中奴隶式的雇工劳役，其悲惨至极、灭绝人性的程度，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今天，令世人不耻，国人蒙羞，让中共制度罪责难逃。
网上流传着一段令人辛酸的真实故事，题为：“奴隶中国之女奴隶绕跑记”。故事发生于2007年六月17日。博主开头引言道：中国最近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暴露了中国“一国多制”分裂而治的现况实情，甚至连中共中央温家宝都管不了。中国网民才惊讶发觉到，原来在“城市中国”及“农村中国”之外，还活生生血淋淋存在个“奴隶中国”。而这个奴隶中国的版图，还不是仅包含中国内陆省份而已，甚至远及沿海城市。于是许多中国网民都纷纷挖掘出自己见闻的一些黑心材料，像本篇的个案即为其中一例。在浙江温州工作的女奴，好不容易放弃薪资逃出血汗工厂，后来被打手追获当场遭殴。当地协警赶来，竟然不是为了拯救女奴，反而是帮忙打手把女奴抓回！这简直是电影情节，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史蒂芬史匹柏的？不然，这肯定值得拍成史诗般的大制作电影。
网友这样叙述事件的经过：“我在街头（温州永嘉县某某镇）亲眼所见一幕。一个女工因为嫌工厂环境有毒，干了一段时间后以“没发工资没钱用”为由去辞职。厂老板不答应辞职，并给女工一百元钱做“生活费”（在浙江温州地区，很多工厂都是每个月只发一两百‘生活费’，到了年终再把剩下的钱补上，目的是防止工人嫌工作环境不好中途辞职。）
女工得到一百元钱后，想到这样做下去对身体不好，去辞职又不答应。所以就悄悄的拿了自己的行李，坐了一个三轮车溜之大吉。可是刚走不多远，厂里的人骑摩托车追了上来，不由分说抢女工的行李，打了女工两个耳光。女工说：“我把一百块钱退给你还不行吗？”那个人说：“不行，一定要跟我回去。”最后围观的人都帮女工说话。
突然多出来几个打手样的人，刚才还帮女工说话的人（包括我）都不敢说了，接着那个骑摩托车的拿出手机打电话，不到三分钟来了几个人，穿的是警服。我还高兴，可是仔细一看是协警，他们不由分说把女工拉下三轮车，抢了行李，还摔坏了东西。汗！女工这时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可能是看到摔坏了东西吧心疼，打工本来挣钱就不容易。
哎！坐在地上哭还是没用，后来她还是被那些人带走了。听周围群众说，那些协警平时就跟那些工厂的关系很好。因为那些工厂常常请那几个治安联防队的人吃饭，逢年过节的还要给数目可观的红包，目的是要靠他们照着（注：给官方如治安联防队好处让他们给撑腰）。这年头没有人照着怎么做生意呀！
女工被带走了.她的命运现在不知如何，我想她干了一个月了，一百块钱最终也得不到了。”
其实这不过是从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反映出中国最低层但大面积的民众从事奴工般劳动、收入微薄而没有自由的现状。富士康至今相继发生了十九起工人跳楼自杀，他们用自己的悲惨死去无声地向世界告急：中国那里的工人经历着无法忍受的奴工悲惨待遇！富士康的一位员工说：“富士康管理不把员工当人看，保安变态、成群结队的殴打员工……。”另一位深圳龙华富士康的员工则说：“车间管理员吼人骂人从上班到下班，开口就是骂人的话……。管理者都不是人，能做到人性化管理吗？”英国电讯时报发表文章题为《富士康自杀工厂内幕》。文章引述一名富士康深圳员工的话，“我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跳楼。在这里，没有人在乎你。”
§9.3 一手奴役百姓榨干血汗 一手迫害信仰民主人权
文革后的三十五年，中共利用其一党集权制，疯狂奴役百姓，大搞廉价奴工生产，榨取百姓的血泪汗钱；同时，它非但没有放松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对传统信仰、道德文化和民主自由的血腥镇压与迫害，反而利用榨取的民脂民膏，更加强化了党政军警特、公检法黑帮一套完整镇压百姓的武装系统和严密控制下的喉舌媒体和网络，从而更变本加厉地、系统地、残酷地对民主、信仰、人权和一切异己人士进行无情的迫害和镇压，一直奉行着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制定的“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的政策。这里它所谓的稳定并非国计民生的稳定，而是其一党专制的稳定；所谓的不安定因素不仅包括一切对中共专制不利的行动、诉求、呼声、言论，也包括对其不利的思想意识和信仰理念。中共的思维方式没有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没有变，专制、专政、撒谎、欺骗、诬陷、暴力、杀戮、整人的恶习没有变。在整个社会集中搞钱、闷声发财的大气候下，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宗教信仰、民主人士和其他异议人士的迫害、监视和镇压。没有信仰自由和人权的社会，正气得不到弘扬，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气反而得到助长，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则必然败坏下滑。
§9.3.1 屠杀八九六四民主学生
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本来是中国社会向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形态转变和体制转型的一次契机，然而中共动用军队，屠杀满腔热血的民主学生，血流成河的天安门，震惊了世界，也再一次暴露出这个用马克思主义血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党的真实嘴脸。
残酷的血腥镇压把民主的萌芽扼杀了。佛山肇事司机以庞大的货车碾压那幼小的生命，专制的国家用浩浩荡荡的坦克碾压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民主学生，一样冷血残酷的司机和过路人，一样冷血残酷的党和国家，这一幕永远刻在国人和世界人的心中，凶手必将受到法律的处罚，邪恶必将受到天理的报应。六四真相至今被中共掩盖着，但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不会忘记。六四的大屠杀是中共无德无道不仁不义的邪恶本性的大暴露，和它有史以来的恶行一脉相承。六四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本书不能全面论述，但作为中共是中国社会道德危机之祸根的历史事实之一，愿读者把六四铭记在心。
虽然六四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但中国百姓中蕴育着的民主意识和维权抗争力量，随着一党专制带来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而不断增长；六四以后全面拜金运动暂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由于社会体制带来的人权、民主、自由、信仰、法治、官腐和贫富分化等等根本社会弊端，日益积重难返、积怨深重的社会抗争运动风起云涌，让中共风声鹤唳，惊恐万状，不得宁日﹝见下节：群体事件﹞。
§9.3.2 血腥镇压层出不穷的群体抗争运动和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的抗争事件
中国民众因诉求各种权益而爆发的群体维权运动，以各种方式层出不穷、风起云涌。因为事件实在多得无计其数，本书不做具体事件的陈述。但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反抗政府的贪污腐败、司法不公、贩卖土地、迫害无辜、长期迫害和镇压西藏新疆少数民族及其信仰文化等等群体抗争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史上和世界史上发生率最为频繁、规模最为壮观、人数最为众多、手段最为激烈的年代。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因素已经蕴育成熟，但因为中共的新闻封锁和武力镇压，使得中国百姓还无法把这种反抗联合成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但人民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2011年9月21日以来发生的广东陆丰乌坎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最终爆发全国性的民主运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也反映出中国人社会道德心理特征的另外一面：蕴育着道德觉醒的能量。
作者一方面看到，中国社会在一些道德情境上，表现出群体性的见死不救、道德缺失和人性冷血，另外一方面，物极必反，人们积压在灵魂深处的道德良知、道德勇气和正义力量，也同时在觉醒之中。除了群体反抗事件外，就是自1995年初至今持续不断的席卷全中国的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大潮，至今已经有超过一亿人三退，其中有三千六百多万中共党员退出共产党。退党大潮于本章前面《迷途知返破解迷魂阵、道德觉醒退党保平安》一节曾论及。
如下表所示，2010年的群体抗暴事件爆发次数高达18万次，参与人数超过上千数万人之多，也就是说每三分钟就爆发一次群体性的抗争事件。中共以武力镇压、抓捕处理群体事件带头人的方式压制百姓的抗争，同时控制媒体报导、歪曲事实、误导势态、转移矛盾、挑动群众互斗而推脱责任、分化瓦解、缓兵之计、外松内紧、掩盖事件真实起因，从而将事件压下去。目前镇压群体事件的行政开支和财政开支，已经超出军费开支。支付“维稳”﹝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庞大巨资工程，用纳税人的钱雇用国家机器来镇压纳税人。一些维权民众在事件中被防暴警察血腥杀戮，就像那个人性冷血残忍的肇事司机用重重的货车碾压小悦悦，这些防暴军警全副武装，以巨大的国家机器“碾压”百姓的生命。
年度 群体事件次数 参与人数
1994 10,000 730,000
2003 60,000 3,070,000
2004 74,000 3,760,000
2005 87,000 8,700,000
2010 180,000 10,332,310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爆发的近万维吾尔族民众抗议中共事件，中共触动真枪实弹的军方武力镇压，造成至少156人死亡。中共喉舌媒体大力渲染汉人死者的血腥场面，激起大批汉族民众上街报复。维族抗议的直接原因是不满中共对6月25日广东韶关事件的处理结果。本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但因为中共调查不及时，又雇佣“五毛”党网上散布维族强奸汉族女工的谣言，结果挑起了汉族人对维族人的仇恨。然而中共不但不制止汉族人的武力报复，反而纵容种族武力争端。把本来是少数民族针对中共的不满而发生的抗争事件，转化成民族矛盾，加剧维汉仇恨，使冲突升级和延伸，使汉维民众遭到惨重的流血牺牲。一个没有道德和正义、不负责任的党，为了转嫁危机和推脱责任，让一件小事的原委本末倒置，制造舆论混乱，颠倒黑白，挑起仇恨和杀戮，导致大批民众伤亡，然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了了之。
长期以来中共对于西藏的佛教民众及其传统信仰文化实行严酷的镇压和迫害，导致西藏佛教喇嘛的强烈不满。无神论的中共无视西藏的佛教文化价值，一直以来以敌对态度和政策施压和屠杀藏民。对于西藏喇嘛普遍尊敬的达赖喇嘛更是一贯地谴责和诬陷，甚至强迫藏民家家户户及寺庙悬挂中共马恩列毛领袖画像，取代藏民的精神领袖的画像，侮辱西藏佛教民众的精神信仰，这是最为愚蠢而卑鄙的行为，也是最不道德的行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把法轮功师父的照片放在公共场所让民众脚踩，逼迫法轮功学员脚踩自己师父的画像，类似做法都表明它对于佛法信仰的极端仇视和敌对。
自2011年以来，包括2012年1月发生的藏僧自焚事件，3月8日为止已有36起藏族僧侣和尼姑自焚抗议中共的惨烈事件发生。这种矛盾不是汉藏的民族矛盾，而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强权政策与西藏佛教的信仰价值及藏民文化之间的冲突。西藏僧侣不会放弃他们的佛教传统和信仰，就像法轮功不放弃真善忍法理的修炼、基督徒不放弃对耶稣的信仰一样，所以只要中共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对于宗教信仰的迫害不停止，这种冲突就永远不会结束。
当西藏僧侣的信仰文化遭受长期压制与迫害所导致的精神心理压力和不满到达忍无可忍的程度，就必然爆发强烈的抗争。2008年3月10日西藏僧侣为纪念“西藏抗暴日”四十九周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0日直到14日三天来抗争活动蔓延到青海、甘肃等有藏人居住的省份，参与人数高达数千人。中共出动了大批武警、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部署在拉萨，将三座寺庙团团包围，色拉寺的喇嘛被两千多人围堵在寺内，与外交断绝联系，寺内断绝食水供应，更导致僧侣激愤难忍，以自焚自杀的惨烈方式抗争中共的残酷迫害和屠杀。
不仅西藏，也包括其他中国西部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藏族自治区等藏民，连续发生抗争事件。中共重兵封锁、射杀藏民，造成众多伤亡。中共的思维和做法完全是无道无德的暴政行径。
以下仅列出自2003年以来较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包括2011年9月以来爆发的广东省陆丰乌坎事件，该事件万众一心，声势浩大，抗争坚定，直指贪官，让中共惊恐万状。村民代表被抓三天后酷刑致死，不还尸首，激怒村民。中共一贯把此类民众对中共的抗争事件诬陷为境外反华势力的操控，公然欺骗百姓，令天怒人愤。可喜可贺的是乌坎村民强大的民主意识和道德勇气赶走了中共官员，从2011年9月21日起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自治一百二十多天，乌坎人自组“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和“妇女代表联合会”管理村里事务；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井然有序的民主自治村奇迹般地在陆丰乌坎诞生了。然而乌坎村民被中共武装紧紧封锁包围，如孤岛伶仃，时刻受到武力镇压的威胁和断食断水断电的严峻局面。政府兵临乌坎，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虎视眈眈。最终以政府暂时口头承诺释放关押的村民而暂时平息。我们看到，只有全国人民整体觉醒，团结一心，真正认清中共的本质，从根本上放下对中共的幻想，彻底唾弃中共，奋起民主维权抗争，才能真正实现全国性的民主自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8jdmHUmwgw
2003年：合肥学生游行 ．
西北大学日籍人员辱华事件游行 ．
陕北石油事件
2004年：万州骚乱 ． 中牟县回汉冲突
2005年：中国反日示威 ． 东洲事件 ．
太石村罢免事件 ． 重庆特钢厂事件
2006年：杨林寨事件 ． 中国维权绝食接力
2007年：广东教师静坐事件 ．
厦门反对PX项目游行 ． 博白计生事件
2008年：上海磁悬浮事．西藏骚乱﹝阿坝骚乱﹞
新疆示威 ． 瓮安骚乱 ．
陇南骚乱 ． 云南文山警民冲突 ．
吉首市群体事件 ． 深圳警民冲突
2009年：石首事件 ． 旭日玩具厂群体斗殴 ．
乌鲁木齐7．5骚乱
通钢事件 ． 山西临县矿权纠纷群体
2010年：苏州联建事件 ． 广州撑粤语示威 ．
保卫藏语游行
辽宁庄河千人下跪 ． 中国反日示威 ．
靖西7．11事件 ． 钱云会事件
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 ． 南京梧桐树事件 ．
上海九亭骚乱 ． 南京华飞工人示威 ．
内蒙古抗议示威 ． 潮州市古巷骚乱
湖北利川骚乱 ． 增城市新塘骚乱 ．
贵州黔西骚乱 ． 大连反对PX项目游行
浙江海宁骚乱 ． 陆丰乌坎事件
广西玉林军警冲突 ． 湖州织里骚乱
§9.3.3 冤情访民大国 政府野蛮截访迫害千万访民 断绝鸣冤途径
中国经历了前三十年残酷的阶级斗争运动和后三十年的利益集团疯狂掠夺资本经济，社会出现铺天盖地的冤假错案，民怨沸腾，各级政府欺压百姓、强拆民房、贩卖土地、以官压人、司法不公等等，导致全国各地百姓冤情四起，大量访民上诉中央成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的自发群众事件。据海外著名新闻网博讯报导：“中国目前的访民数量保守估计在3,000万以上，每年去北京上访的访民数在1,500万至1,800万，其中常年在北京上访的访民约50万到60万人。以上数字尚不包括因受中共残酷迫害和群体灭绝的法轮功受难者。”这还是2009年的估计，其后的几年里，因为各级政府的种种压制上访手段而很难对访民人数做出贴切估计。
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冤情大国，访民大国，历史上和世界上独一无二！那么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上访人群及其冤情呢？原则上，中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上访的权益。明文上，为了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2005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信访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对待上访人员的责任，这成为政府明文规定如何处理信访人员的法律法规。该《信访条例》规定如下：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实际上政府到底怎么做呢？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政府一方面说的绝对的好听，另一方面，做的是完全相反。这让人心理上受到无法诉说、无法表达的致命打击、摧残和蹂躏，我们作为心理工作者清楚地知道，其他方面暂且不说，仅就心理上的摧残已经是极端残忍的了。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共对待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样，就是：说的绝对好听，做的极端邪恶。对待访民的问题仅仅是其中的一例。
我们能够得到的访民遭遇，无法用笔墨写出来，太多太惨。中央那里设有信访办公室，名义上随时接待公民上访。甚至喉舌媒体时而作秀宣传如何如何温暖亲切地接待访民，如何如何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了。所以让人民高歌“爹亲娘亲不如党的恩情亲”。但是实际上，到底怎样呢？
“截访”：这是只有中共那里才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用名词，尚没有相应的英文和其他任何语种的对应翻译，一个“中国特色”的全国性的政府行为现象，意思是：各地政府派专门警察和便衣警察驻扎中央信访局所在地或者其他上访经由地，将来自各地的访民在上访的途中，截下来不让其接近信访局，然后再强行送回原地，进行关押、劳教、罚款、殴打、关入“黑监狱”、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摧残等。
为了截访，各级政府所派警察和便衣警察，多年来经过专门训练，专门研究和掌握访民动态，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居住区域，亲友关系等等，用极其卑鄙、阴险和残酷的手段，包括非法跟踪、绑架、连坐、罚款、罚没财物、非法拘禁和关押、殴打、关黑监狱、强制学习班、劳教劳改、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常常在访民上访途中设下种种陷阱把访民截下来，不让访民送上上访材料。冤情能否得到伸张尚且不谈，仅仅为了把冤情递交到信访局这一步，对于访民来说已经比登天还难！
据《新京报》报导，2010年3月5日，因所谓的涉嫌“违法上访”，陕西富平县两农妇段定梅、乔转丽被当地警察押至富平县政府前的广场，被揪到由富平县政法委、富平县法院、富平县公安局等部门联合组织的“万人批斗大会”，并且在当地电视台进行了直播。
42岁的段定梅，高中文化程度，因征地补偿纠纷，其实是属于全国普遍存在的土地问题（占地、买地等），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四十七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2010年2月，她第三次赴京。
据知，两名农妇访民，于该年3月4日好不容易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却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后被连夜用专车遣返回乡。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为常规，本来访民有冤情在地方不能解决才上京上访，但北京警方却把她们移交地方，那么地方政府因为访民上京告她们的状，能善待她们吗？不是正好给地方政府报复访民的机会吗？所以地方政府就给访民冠上违法上访。这一说法本身就是违法，因为上访不是法律允许的吗？那么哪里出来个违法上访！
作者必须指出：此做法是一个近二、三十年来中共的一贯做法，中央跟地方、政府上下级互相踢皮球式地把希望讨到公道的访民再踢回造成他们冤枉的地方政府。可见中共政府无论北京还是地方，其实是它们联手默契，用宪法做欺骗的幌子，背后里上下合作整老百姓。可怜的百姓不知道，还以为地方不执行中央政策，以为中央那里有公道可讨，哪里知道它们上下早已串通，狼狈为奸。不知情的老百姓还歌颂共产党，感恩共产党，只是抱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就千辛万苦地耗尽自己终生的积蓄，有时甚至要经过时日旷久的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来到了北京，却一瞬间给送回当地，再陷入虎口，遭受毒打、罚款、财产没收、劳教、注射神经毒药等等，从此暗无天日，终生不得晴日。所以访民常常用走上了“上访不归路”来描述自己的人生，就是说从此整个一生就成了上访民的生活方式：上访、遣返、关押，周而复始，还不如开始就不去上访。其实这正是中共所期待的，它正是用这种方式告诉百姓，你还是乖乖地当个顺民，要知道中共的天下无处伸冤，这就是所谓的“维稳”，即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老百姓任其摆布，默不作声，这是最稳定的生活。
那么被送回当地的这两位访民，后来的遭遇又如何呢？《新京报》接着报导：2010年3月5日上午，在富平县公安局，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当日下午，二人被带上警车去县政府广场参加“批斗大会”。民警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
3月5日下午2时，“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开始。主席台上坐了副县长以及县政法委、县法院领导。台下是富平各单位、乡镇村组的干部们，外圈则都是围观群众。广场附近理发店老板估计，当时围观者有近万人。段定梅、乔转丽被警察押着胳臂，站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
据段定梅丈夫李志民回忆，大会由县法院院长宣布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宣读两人“违法上访的案情”，公安局副局长宣读行政警告决定。然后，摄像机、照相机围住段定梅、乔转丽一顿猛拍。大会持续40多分钟后结束。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经段定梅去省信访办哭诉，公共舆论反响也越来越大，后来电视上的这个“新闻”才不得不停播。
为什么当地政府敢于如此公开违反宪法，把没有犯罪、依法上访的民众用文革式的万人批判会进行公开迫害呢？原来，正如富平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继文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的，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原文很笼统，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可见，宪法规定上访的合法性是假的，而中央发文，要对上访者进行处理。既然有上访的规定，那么就不应当有违法上访。自相矛盾，出尔反尔，这是中共的一贯流氓做法。道德败坏与公然违法，两者同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共产党与司法并不独立，法不能制约党，其实是党大于法，党可以随时制定、修改、否定和无视宪法。
除了上述用公开批斗大会的形式迫害访民，还有普遍的做法是，各地设立“黑监狱”、劳教等。据《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24日报导），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关押、押送一些上访者少则收取数千、多则收取数万元的劳务费，并在看押、押送期间多次殴打上访者。可见，实际上，政府一边让访民上访，但一旦上访了，就有背地里签署了合约的“黑监狱”配合把人送进去，既可以收钱，又可以让他们做劳工，无价奴工生产出口商品，从中获利，一方面表面上有人权，可以上访，另一方面压制上访，达到维稳的目的，最后一方面顺便从关押访民过程中获取经济收益，一举三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我们下面将专题谈到：共产党一方面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关押法轮功，消灭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同的势力，关押期间要家属付钱，即所谓的老教费，又可以让法轮功做劳工，无价奴工生产出口商品，最后在杀害法轮功之前，活体摘除他们的器官获取暴利，又是个一举三得！邪恶到和获利到每一个步骤都不错过的程度！世界上还能有比这样的共产党更邪恶、更狡猾、更野蛮、更无理、更缺德的吗？
《中国青年报》报导，从1997年开始，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和残疾人邻居张桂枝从当地乡镇政府逐级上访到北京。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把徐林东抓回漯河，并将他送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
驻马店市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2003年11月25日出具的一份鉴定书认为：徐林东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加强监护。
徐林东称，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他的家属在2007年才通过其他村民知道他的下落，但却被告知无权接徐林东出院。徐林东住院期间，每月花费医疗费1,000多元，六年半下来花费近10万元，这笔费用是大刘镇政府从民政救济款中拨付，其实就是老百姓纳税人的血汗钱，反过来用来迫害老百姓。一个头脑清醒、依法上访的访民，却活活这样关了六年时间，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国家也损失惨重。这样的人治国家不是整个社会的灾难又是什么？
2010年4月底，“徐林东事件”被媒体曝光，伪造了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有关证明的几位政府工作人员被免职。经过新任领导的同意，徐林东才得以走出他住了六年半的精神病院。这是曝光了以后民众舆论压力，中共就不得不处理，但根本政策、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这种现象不过是循环往复、愈演愈烈罢了。
同年10月10日，深圳律师黄雪涛牵头并执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发布。该报告发现，大量不该收治而收治的案例显示，送治人与本属正常人的被送治人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获利，而医疗机构也从中获取商业利益。原来，这里又是个金钱交易的环节，真是无孔不入，宁可损人也不忘利己，宁可有意制造冤假错案，也要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可见道德和法律双层崩溃的社会是何等的可怕。
自从走上艰辛的上访路，直到从精神病院被释放，整整八年的光阴。回到家中的徐林东，看到家园已是遍地荒芜，门前过膝的荒草，留下了上访人沧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辛酸，也给中华民族迎来民主光明前的苦难史增添了悲伤的一页。这是有幸曝光的案例，不过是现实中的冰山一角，无数这样的案例到处可见，还在时刻发生着。在下一节中，我们还将介绍更为惨烈的事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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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高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