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08日讯】王立军叛逃美领馆，揭开了中共政局这个大脓疮，随后事态逐层向中共高层发展，薄熙来、周永康相继被牵出，整个事件将如何发展，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想必是现在大家非常关系的问题，本文从中共政权面临的问题和其特点开始，剖析一下这个问题。
1. 中共权贵财富与政权统治策略决定中共的走向
2011年后，国际上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应当是中东几个独裁专制政权的瓦解。其瓦解的过程完全就如同非线性理论中常说的那只蝴蝶引起的风暴一般，看似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学生惨死事件，引发了民众和平理性反抗暴政的茉莉花革命，迅速横扫几个中东专制国家，同时使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共产政权惊恐至极，连被中共罩了多年的拉登也在这种震动恐慌之中被美国乘机拿下，一时风传大批中国富豪加快了向海外转移的步伐。
根据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 ，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万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站富豪总数的91％，他们拥有资产2万450余亿元。
根据中共官方一贯做法，这些公布的数据应当只是冰山的一角。经过江泽民当政十年的纵容和直接参与，近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所积累的财富已经被中共权贵太子们瓜分完毕，量级在百万亿人民币，甚至造就了一批百亿级权贵太子富豪。因此中共太子富豪们掌握的资产和人数要远大于现今一般披露的数据。
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称，14%的千万以上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也就是说，大致有一半的太子党富豪在考虑移民海外。且目前这些富豪给出的移民理由都是担心财产安全。 那么对他们财产威胁最大的是什么呢?
一般人们会认为是中共政权不稳定导致了富豪们的恐慌性外逃，尤其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使人们更加确信中共政权也是处于一个临界状态中，一触即溃。但是对于中共权贵们，他们还面临另一个更现实的威胁。2002年10月左右，在中共的十六大之前，胡锦涛和朱镕基共同在新闻联播中公布，中国每年的外逃资金500亿美元，显然这是暗指江氏一党交权前，关联太子富豪的逃亡。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共领导层的更替，一定伴随着一批富豪的跌落和新的一批富豪的崛起。所以对于这些太子富豪的财富，不仅要面对中共政权崩溃的威胁，还要面临领导层更替的考验。现在中共面临又一次领导层大换血，这些太子富豪和他们的代理人们，更为迫切的需要寻找保护他们财产安全的途径。
当鱼比池塘小时，不会感觉到池塘的约束，而当鱼甚至比池塘还大时，问题就出来了。一般的富豪，三、五千万，三亿、五亿的，把财富转移到西方政治稳定的国家，社会安定，吃穿不愁，似乎确是一条不错的退路，但是对于这些拥有天量财富的太子们，他们已经会直接感受到池塘的约束。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黄怒波在冰岛购地受到西方社会质疑。
英国《独立报》说，黄怒波宣称，在冰岛买下这块土地是为了巩固自己作为中国最重要旅游企业家的地位，但事情的另一个解释是，他的收购与北京意图统治北极新航道有关，甚至可能威胁冰岛的主权。该报甚至认为可怜的冰岛有被中国殖民的危险。这些曾经叱咤中国的富豪们，不会甘心只在美国的圣盖博谷买个豪宅做寓公，如此天量资金必然触及所在国的政治势力。没有政治权力的保护，到了海外不就是人家案板上的肉么。所以对这些太子富豪们，海外只能是一个退路，财富安全的出路还在中国。
一般讲来，一个政权的最基本作用是保护私有财产。但是中共政权是从没收富人财产起家的，起家之后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公众认可的统治策略，没有立足于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虽然前几年中共在修订宪法时，加入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但是这一条款与整个中共奉行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它采取的一套不断剥夺，制造危机、多头相斗的统治策略相悖。中共执政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剥夺个人财富，摧毁社会经济，制造危机和动乱的历史，所以这些太子富豪们能在中共现行的统治框架内找到保护自己财产的途径吗？找不到的情况下，他们会做什么呢？显然，这将是决定中共走向的最关键因素。
2. 中共的统治策略及其对经济的破坏
易经为群经之首，也可说是群经之始，中国的传统统治策略皆依此而定。天地感应、阴阳交替、官民互动，才能流水不腐，长治久安，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是将其局限在了官民互动范围内，道理还是一个道理。中共则是在阶级斗争、路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隔离、阻断式的统治策略，使用暴虐、血腥的多头相斗来激发自身的活力，多头相互牵制，遏制其中任何一头不受控制而导致整个体系迅速崩溃。中共需要不断的制造内、外部危机，从而为几个巨头相互掐架中伴随的暴力制造借口。
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政治特点，一直把中共的领导人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实际上中共并不存在什么保守派和改革派，中共党员可能有好人、坏人，但是中共内所谓的民主派、保守派，开明派、守旧派，只是中共统治机构内不同部门或不同体系各自的利益驱动的表现，因此用这种对立两派的观点将无法看清中共局势。
中共不同的政权部门的利益取向，造成了其大相径庭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是两个方面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是部门内的成员谋求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共同意志，另一方面是长期的部门领导自身的偏好。如果一个部门领导忽视了部门成员的利益，他将会被很快赶走，因此部门领导就不得不尽力的争取自身部门的利益，从而不断的与其他部门争斗。强悍如毛泽东，也不得不一周花费5天时间与军头在一起，时刻掌握军队的动向，引导军队的走向，满足军头们的要求。一般，即使一个领导有不同的个人偏好，也只是能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调整这种利益倾向。代表一个派系的巨头只能以这个派系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倾向出现。
中共统治体系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部分：军队、党务、政府和政法四个系统。这四个系统的代表人物总是会与系统本身需要的面貌出现。国家不打仗，军队的势力就会逐渐衰落，所以军队要打仗。不能对外打，也要对内打，这就要求头领有军事独裁的面目。不讲共产主义，不讲政治，不讲党性，党务系统就毫无权威，因此党务系统的代表总要以原教旨共产党人的形象出现。国家政治民主开明，情治强力部门则无事可做，因此它们一定要不断的制造出各种危机局面，培养出足够的刑事罪犯和黑社会，树立敌对势力，主管政法的头领就要残暴、专制。没有宽松的社会环境，经济、文化、教育将得不到发展，因此总理就需要表现的开明和亲民。
中共七十多年统治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这四个系统相互倾轧、搏斗的历史。搏斗的结果使中国经历了三次从放松管制-》经济发展-》不同系统之间的吞噬倾轧-》加强管制和控制-》经济结构被破坏-》重新放松管制这样的循环。
第一个循环是从1949年开始到1960年。这个阶段的初期，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中共政务系统大展身手，刘少奇甚至提出了资本家剥削越多越有功的说法，政法系统也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中施展拳脚。随着经济的恢复，在经济发展中被冷落的党务系统开始出击，对私有经济的大规模剥夺开始，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口号下一、两年就把经济结构完全破坏，1960年，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
第二个循环是从1960年到1976年。代表政务系统的刘少奇在中共7000人大会上反击，党务系统退缩，政务系统开始主导经济恢复。经济很快恢复后，军队系统又耐不住寂寞，在毛的带领下，先作为后盾支持大、中学生组成红卫兵打垮了各级政府，然后对各级政府进行军管，一度接管了政务系统，结果是再一次摧毁了经济。物资供应极度紧张，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又将面临另一次的大饥荒。
第三个循环是1976年到现在。在四人帮倒台后的十余年，中国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政务系统一度强势，地方和各部门首脑更换为行政领导。这时党、军系统又开始蠢蠢欲动，64屠杀两败俱伤，政务系统虽然被镇压，但是军队也因恶名昭著，而不得不收敛。邓深知党、军系统主导会摧毁刚有所恢复的经济，因此在邓的强行主导下，中国得以能够继续保持一定的开放。
之后经济沙皇朱镕基的强力运作，为中共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这些财富按照朱的原意，是要在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之后，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使中国走上良性运转轨道，但这无疑会使政务系统更加强势。当时，经济学家、企业家们如日中天，军、党、政法系统几无人问津。
上世纪最后一年，在军队的支持下，政法系统在江氏的带领下出击，把朱积累的财富都用于镇压一些善良的炼功民众。虽然镇压惨败，并把中国经济几度推入困境，但是也把政法委书记推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些年，在江系支持下，政法系统越来越强势，甚至借口镇压几个访民，花费了比军费还多的维稳费用。同时，党务系统中的毛氏遗族与投机分子薄熙来沆瀣一气，联手江系干将周永康掌控的政法系，在重庆高举毛氏大旗，唱红打黑，一时红歌席卷大半中国，大有重启文革之势。
但这第三个循环与前两个循环不同的是，一方面，中共的统治体系在前两个循环中主要是依靠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来维持，现在却完全依靠经济利益。文革对经济的破坏众所周知，按照“薄泽东”在重庆砂锅捣蒜的做法，如其掌权，无疑又会彻底摧毁一次中国经济，没有经济利益维持，整个统治体系会迅速崩溃。中共高层手中已经聚集了天量的财富，他们要保护这些财富，必然不能允许这种崩溃，所以薄、周被现在的权势集团抛弃成为必然。
3. 中共当前的困局
胡温拿下薄周，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根本问题。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二十多年，对中共的现状了解入微，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目前面临的困局——统治体系内不同系统吞噬金钱的不平衡，吞噬金钱能力越来越大与接近枯竭的金钱，完全对立的官民，中共暴力统治的一个基本策略是依靠掌握整体更强、更多的资源，对局部较少资源形成的实施暴力控制，维持这种统治一个关键是要把局部的争斗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维持整个机制的存在，否则会直接拆散中共。因此任何地方势力的独立、分裂倾向，中共党内都会最迅速的达成一致，实施镇压。前有陈良宇，后有薄熙来，都是犯在这一点上。所以薄熙来、周永康被抓住了谋反的把柄，除非他们能把整个中共翻掉，否则被中共除名只是时间问题。这也是中共总是要强调稳定的终极原因。上访人群、民主运动只是一些假设的维稳对象，真正的维稳对象是中共的不同派别。
县管乡，省管县，九个常委各自分管一些省和不同的系统，最终总书记通过中央警卫团和特情系统控制九个常委，军队保证最终的威慑力，行政、政法、党务相互竞争和制衡，形成了这种整体控制局部的统治格局。为了保持这种逐层、多头互斗机制的存在和运转，在摧毁了正常的道德和社会伦理之后，唯有采用经济收买的办法，控制统治体系中的各层人员。
虽然中国古代与现在的中共政权都同样使用了文官统治体系，但是中国古代很大程度上是用道德、文化、礼仪来控制，现在中共完全是用经济利益来控制。这两者有不同的特点，人们越提倡道德约束，则道德资源就越多，从而道德约束也越强，因此前者越用越多。当更多的利益用于这个控制体系时，社会投入盈利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减少，因此后者是越用越少。考虑到这个控制体系的自利性是局部的，应此也一定是整体非理性的，它不会因为这种总体经济的减少而减小这种掠夺。相反，这个控制体系还会迅速生长，因此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去满足它。
这就导致了一个死局，各个系统竞相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形成了数个吞噬金钱的怪兽群，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不仅吞噬了每年国家GDP的60～70%，还吞噬了一、两百万亿货币红利中的绝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百万亿量级的财富，因此这些系统正在更迅速的吞噬民企和民间财富，系统之间的相互吞噬也已经开始，并且系统的上层还在吞噬下层。在这种吞噬过程中，官民迅速对立，财富逐步向高层集中，统治结构也在逐步瓦解。
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靠民企来支撑的。三十年前由于经济的崩溃，导致中共政权放松了对经济组织的管制，从而使民企获得了发展空间。民企发展与国有垄断企业对经济的破坏还占有优势时，整个经济还会得到发展，民企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但是当整个控制体系在卖光了土地、矿山等存量资源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对民企的掠夺。随着对民企掠夺的启动，社会总体经济资源会迅速减少，并且还会引起民企资源迅速外逃，整个经济将会陡然下降。最后当这个控制体系从社会可获得利益小于维持其存在需要的利益时，体系各层的自利性将会瞬间瓦解整个体系。
4. 走出困局的唯一出路
当中共权贵们拥有了十亿、百亿资产的时候，他们应当马上可以意识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最好的保护他们的资产。虽然他们会宣称朝鲜政治正确，但是谁也不会把他们的资产存入朝鲜，甚至是也不会存入他们一度属意的南美诸国，他们只会把钱存入英、美和瑞士。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财产保护透明和稳定，这些国家的体制提供了对财富的最佳保护。
这些国家的体制不外乎就是议会制度和文官制度的结合。通过议会这个笼子把文官系统和军队这两个怪兽关起来，与财富阶层隔离，使其自身不能无度的吞噬财富的同时，也使得财富阶层不至于利用这些怪兽吞噬社会大众，或相互吞噬。做到了这一点，现有的财富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
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共难道不懂吗？显然不是不懂道理，而是中共有一个庞大的党务系统在阻扰中共任何削弱和抛弃共产主义的变革。与共产主义者所宣称的解放生产力相反，这个党务系统所作的任何一个强化共产主义的做法，都是在摧毁社会经济体系。如这个党务系统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惜花费数十亿人民币扶持一个数千人的村庄为社会主义典范，同样的钱却可以在十年内使全国的失学儿童都入学。所以说，这个党务系统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对中共政权的最大威胁。
是不是这个党务系统的成员都坚信共产主义，也不是，甚至可以说，中共的八千万党员中，已经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信仰共产主义。这个党务系统之所以要维护共产主义，目的只在于维护这个党务系统自身的利益。中共权贵为了减弱这个系统对市场经济的抵制，采取了国企党委书记充任董事长等措施，实际上只是挖肉补疮的做法。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高层一夜之间宣布这个党奉行一个什么新的主义，只要这个系统中的成员利益没有受到损失，他们也一样会全员拥护。所以只要名义上改换一个旗帜，就会实质性的改变这个党务系统的政治取向。
王立军事件为中共的权贵实现体制的转型提供了一线稍纵即逝的希望。通过清算王立军牵出的薄熙来、江系等血债派，获取民众的支持；抛弃中共名头，消除党务系统这个最大的阻碍；彻底解散政法委，恢复司法的独立，借势切割权贵阶层与文官体系，还百姓公正；借此次事件中已经公开的中共党内争斗和除却共党外衣之机，把暗箱内部操作，转化为公开的党派竞争，同时也便于清除那些依靠黑暗，捣乱、破坏的坏人，一举实现开放、民主、开明的政治局面。如此，国之大幸矣。
（责任编辑：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