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31日讯】 一．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故自谓“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提出“文以载道”，“文道结合”的观点，主张文章要像先秦那样“言之有物”，“贵在创新”，要阐发孔孟之道，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反对六朝以来只讲形式，内容贫乏的骈丽文章。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中。
二． 作品背景
本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时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本文是针对当时在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氏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氏族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度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在种情况下，韩愈写了这篇文章。
三． 作品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四． 作品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难问题呢？有疑难不请教老师，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得不到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出生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低下，不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已经很久不流传了，想要人们没有疑难也很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学习，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与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人。读书不能断句，要问老师，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却不向老师请教，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没有看出他的明智。巫医、乐师及各种手工业者，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之类，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就成群聚集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纪相近，知道的道理也相仿。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足以感到羞耻，以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及各种手工业者，士大夫们不屑一提。现在士大夫们的才智反而不如他们，这不太奇怪了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类人的贤能才能都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懂得道理有先后，技术业务各有专长，像这样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经传都普遍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于是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五． 文体知识
“说”是议论文的文体，可以用记叙、议论或说明等表达方式来阐明事理。“说”比“论”随便些。“师说”即“说师”，意思是“说说关于从师的道理”。
六． 作品评析
作品阐述了教师的根本职责和从师学习的重要性，批判了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风尚，提出了以能者为师的观点，表现了作者独抒己见的精神。
全文四段，围绕“从师重道”这个问题展开。
第一层：篇首提出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古”指两汉以前，“学者”指求学的人，不同于今天所说的有专门学问的人。“必有师”把“古之学者”之所以有成就、有专长，归结为从师的结果。这句既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又概括了要论及的内容、范围。
第二层：正面阐明教师的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作者推崇儒学，他所说的“道”就是儒家思想。“业”是儒家经典。“惑”指“道”和“业”中的疑难问题。
第三层：从反面论述无师不能解惑，阐明从师的必要和重要。
第四层：正面论述了择师的标准：凡闻道者，都可以为师。前一分句用排比句，连用八个“吾”，后一分局用反诘句，加强语气。
第五层：归纳上文。一反时俗，提出了不耻下问、能者为师的进步思想，即“无贵无见，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本段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二段：批判不重师道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起句，作者发出感慨后，提出了“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分论点，然后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第一层：将“古之圣人”“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既比学习，也比结果，指出是否从师重道是区分圣愚的关键，由此得出“圣益圣，愚益愚”的结论。
第二层：以“为子择师”与“其身则耻师”相对比，得出“小学而大遗”的结论。
第三层：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相对比，揭示了尊卑贵贱与智力高下成反比的奇怪现象，发人深思。三相对比，令人耳目一新。
第三段：以孔子为例，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
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分论点，与第一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然后以至圣先师孔子的言行为例加以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孔子问官于郯子，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既是对第一段提出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的深化，也是对士大夫耻学于师的进一步批判，也说明了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教与学是相长的：既显见解的深辟透彻，又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第四段：说明写作的缘由
作者赞扬李蟠，既是对他不从流俗的肯定，也是对“士大夫耻于从师”的进一步批判。其中“不拘于时”，“能行古道”，是点睛之笔。表明了作者反对耻学于师的坏风尚，赞成以道为师的好风尚，分别照应了前文的二、三段。
综上可见，作品从师与道、道与业、师与惑、师与生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教师的问题，提出了卓越的见解，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教育思想，可见《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师说》的问世，不啻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历经时间的淘洗，更是经久不衰，传世不移，为后人吟诵，引用，借鉴。作者突破了教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职责局限，将其扩大到“传道受业解惑”，提出了全新的观念，道出了教师的职责不只是育知识，更重要的是育德，从小了说，培育的是一个人，从大了说，培育的是一个民族。可悲的是，中共体制下的教育成了灌输党文化的重要基地，教师成了传声筒，吹鼓手，不“传道”，只授“党文化”这个事业——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无神论，没有了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教师的职责何在呀！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不幸。呜呼！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