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30日讯】敬启者﹕
一九四九年共军席卷大陆，饮马深圳河，却不发兵而渡之。毛泽东生平甚多祸国殃民的政策，那而他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定，却是极其罕有地活已活人 ─ 香港英式典章制度、普通法精神得以保留。这些当然先是出于贵党利益的考虑，但客观效果是：因为有当时两岸所无的自由，而保存了中国传统以至近代文化之香火；也造就了与世界金融体系连接的繁荣经济；而这有别于晚清以降主流大陆法系的普通法系，亦为将来华人世界的法制改革及建设，树立一个可资借镜的模范。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未，香港前途问题浮面。最终邓小平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收回香港。从这点可看出，贵党前任的领导人物，对自身制度的不足，仍有自知之明，愿意保留香港一制。过渡早期，承接改革开放的寛松氛围，《基本法》草委会内尚有民主开明人士，虽然人数与当时的民意不成比例。但“六四惨案”过后，对港的政策由和风细雨转为急风暴雨
── 对民主派的态度由人民内部矛盾，变为敌我矛盾。此种定性，一路延续至今。
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江泽民钦点董建华为特首，由于董之想法与中共近乎不谋而合，故此当时中共对香港事务并无太多干预 ── 因为并无必要 ──例如第一次释法由董主动提请，视《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程序而无物，即为佐证。
董建华其人好大喜功、志大才疏，施政窒碍全都诿过于公务员队伍，于是建立一个更尾大不掉的“问责制”、处理“沙士”不当、强推廿三条，终至民怨沸腾，超过五十万人上街倒董反廿三条。
之后阁下主政，怀柔与高压并举：一方面不得民心的官员以至特首先后下台，又把互利的对港经济政策，包装成“优惠”；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预，日益露骨──两度否决双普选、公然操控传媒及选举、提出“两支管治队伍论”及“三权合作论”、不经特区政府而直接与民主党进行密室谈判、甚至发信向终审法院施压。以为国民生产总值超日赶美，就可以无视香港的制度优势，置当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于不顾。
发展至刚过去的特首小圈子选举，以及特首曾荫权之丑闻，可谓是廿多年来中央对港错误政策之总报应：曾荫权为港英公务员出身，因多年以来香港的政治文化，日益与大陆同化，最后也上了贪腐的不归路。梁振英有漏报利益关系、“延后利益输送”的极大嫌疑，却以清廉自居，用僭建丑闻打击对手唐英年。然而上任在即，竟也被揭发自己的大宅，也有六处僭建！
事已至此，除了改正廿多年来的错误对港政策之外，别无他途：我们认为，香港政治体制，需要立即进行根本的变革，落实双普选。不能再等待原有的时间表。梁振英必须辞任特首，以一名高民望的司长临时署任特首。同时安排以无提名筛选、一人一票，重选第四届行政长官。至于九月的立法会选举，要么取消三十五席功能组别，由余下三十五名直选议员负责立法事务；要么将三十五席功能组别，也改为由直选产生。另外回复议员之提案权，在未来五年会期以重新修宪为首要工作。以后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之联络工作，由特首全权负责。中联办及港澳办的规模，应大幅裁减，其职能亦应严格定义为协助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络，以重新赋予港人最大范围的自治权。
最后以一典故作结：一八七六年，英国人建造吴淞铁路，为中国首条铁路，国人却认为是破坏祖坟风水，通车十六个月后被清廷以白银买回及拆除。如贵党继续蔑视香港自由法治的价值观，及对民主自治的追寻，继续把香港这天物暴殄下去。其结局只会是吴淞铁路闹剧之翻版而已，最后不单没有洗雪百年国耻，而是增添国耻！汝等好自为之矣！
此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锦涛
人民力量执委会暨人民力量立法会党团
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