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30日讯】中共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后称“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让无地少地的农民抢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这原本就是不合理、不公道、极不人道的做法。“我国的地主，富农中大多是勤俭善良的人民，其土地财产也多半是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他们多半是浓村中的优秀分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
中共为了争取农民、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开始搞土地革命，到了1947年，决定在所有解放区进行土改，先进行试点，成立了中央土改试点工作团，由康生、陈伯达领导，将山西静乐县、兴县作为试点县，试点工作从年初开始，年底结束。
一、划分地主搞扩大化
为了先把农村农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几个成分，。试点工作团提出划分成分的三条标准：第一条是查三代，不仅看现在的土地财产，还要查他祖宗三代的土地财产，即使他本人不是地主，但其父亲、祖父、曾祖父是地主，就得定为地主。第二条是看现在，即看他的现实表现，即使他没有多少土地、财产，但只要贫农中有人指出某人有劣迹，就可定为地主、甚至恶霸。第三条是看他铺的摊子，即看其住房、穿戴和摆设，即使没有剥削，但摊子摆得大，生活稍好一点，也得定为地主、富农。在这样的三条标准的指导下，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势所必然，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划成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高，地主、富农占农户的30%以上。二是扫地出门断生计。虽说是要给地主、富农留有生活出路，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一部分人当场被斗死外，相当一部分人被赶出家门，没给留下任何生产资料，沦为乞丐，以致饿死。三是谁是恶霸无标准。全是群众的随意行为，只要有人会场上高喊一声“XXX是恶霸。”被点到名的人就很有可能被揪斗。
二、斗争惨烈亘古未有
当时提的土改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也就是每村都要处死地主。最常用的处死地主的方式是开斗争会，在开斗争会时，各种整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用来烫人的炭火、火柱、熨斗还有铁锹、老虎凳、竹签、棍棒、绳索、铁丝、刀具、甚至蝎子……连贫农团的孩子也准备了小橛把，大人们斗地主时，孩子们就斗地主的子女。很多人当场被折磨死，被群众打死，也有人自杀身亡，七月中旬史家村斗争大会，当场就有七人被斗死。再就是给地主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有安排好的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被就地处决。县内有许多地主在抗战时曾主动捐钱、捐粮支援全民抗战，涌现出不少开明地主，而在这次土改试点中，也一无例外地遭受残酷斗争。对被定为“霸”的更惨……一些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富而有德的地主竟然被定为“善霸”，结局与所谓的“恶霸”一样———当场处死。有的村，把年轻漂亮的地主女人，当作胜利果实分配给贫农，有的不堪凌辱当场自尽……家破人亡的惨状随处可见。
土改试点一年，静乐县仅娄烦一个区，当场斗死的就有680多人，因打伤致残和惊吓病倒、后来死去的无法统计。
三、惨无人道 后患无穷
如此这般的土改试点，在当时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破坏，更给后来中国社会留下了永远
的伤痛。可是制造这场灾难的元凶首恶康生、陈伯达却进一步被提拔重用。尤其是中共建政后，在全国全面进行土改时，就是将康、陈土改试点中的那一套作为样本，如法炮制，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浩劫中整人的手法和手段与康、陈当年 斗地主的残酷作法，如出一辙。而这两人在文革中也一度爬上中共权力 的顶峰，更是耐人深思！
在全国土改结束后，地主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被彻底的打垮了，有些在肉体上也被消灭了，有几十万地主丧生。紧接着又给全国不下两千万人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备受歧视，打击迫害，没有人权的“贱民”，进而株连祸及他们的儿女子孙。当年土改时有些地富子女出生未久，有的或是幼童、更有些是土改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剥削为何物，也没有过剥削他人的生活，而且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土改年代和以后的岁月，地富分子和其家属成员处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他们何罪之有？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但是在从土改结束到1982年30年的时间内，不准升学、不准参军、不准参加工作、不准提干、不准迁居，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这史无前例的政策执行了整整30年。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最大危害，是使农村相当一部分人才被摧残了，扼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