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 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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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人都说好满洲”–在日本人统治下（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年）
日式教育还强迫我母亲和同学们观看日本的战争纪录片。日本人对自己的残暴并不感到羞愧，也藉以灌输恐怖心理。这些电影放映日本士兵把人劈成两半，把囚犯捆在柱子上，放狗将其撕成碎片，用刺刀划开人的肚皮。镜头还刻意强调受害者临死前瞪着刺刀尖的充满恐惧的眼神。放映时，日本人监视着这些十一二岁的女学生，不准她们闭上眼睛或咬手帕来压住惊叫。多年之后，我母亲仍常从这些恐怖镜头所引起的恶梦中惊醒。
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队分散到中国腹地、东南亚和其他太平洋地区作战，人力大为短缺。高小学生和中学生，包括我母亲全班学生，都得停课去纺织厂劳动，美其名曰“勤劳奉仕”。日本学生固然也不例外，但享受的却是特别待遇。每天，当中国姑娘步行四哩去上工时，满载日本姑娘的接送专车从她们身边飞驰而过。
吃午饭时，中国姑娘分到的是用发霉的玉米面做成的稀粥，有蛆虫漂浮在上面。日本姑娘吃的则是饭盒：有肉、蔬菜、水果。
日本姑娘做的是轻松的活，如擦窗户之类，中国姑娘则被派去操作复杂的纺织机。她们来回奔跑在高速运转的机器前接线头。这对成年人也是困难、危险的。如果没及时找到断线头或接得不够快，就会遭到日本工头的毒打。姑娘们怕极了，神经老是綳得紧紧的。加上又冷、又累、又饿，结果事故频繁。我母亲同班同学中有一半以上受过伤。我母亲就亲眼见到一支梭子飞出机器，正好打伤站在她旁边的一位姑娘的眼睛。在去医院的路上，日本监工还不断责骂这位姑娘太粗心。
在工厂劳动后，我母亲升入中学。这个时代与姥姥年轻时相比，已大不一样。年轻妇女已不再被关在家里，妇女受教育已为社会所接受。不过，男女孩受的仍是不同的教育。学校对女孩子的培育方针是四个字：贤妻良母。她们学习日本人称作“妇道”的技艺：理家、烧饭、缝纫、茶道、花道、刺绣、绘画、艺术欣赏。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讨丈夫欢心，包括怎样穿戴、做头发、鞠躬，如何无条件地温顺。姥姥说我母亲长着“反骨”，所有这些技艺，甚至做饭，从未用心学过。
制作一道风味佳肴，或表演插花，是某些考试的方式。日本人和中国人组成的评判委员会，不仅评分，也评人。穿着自己设计的漂亮围裙的姑娘照片，被放在布告栏里，日本官员常常从这些女孩子中挑选配偶。当时是鼓励日本男人和当地女子通婚，有的女孩子还被选中去日本与她们从未见过面的男人结婚。其中一些女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们的家庭——是心甘情愿的。我母亲瞧不起这些人。有个比她年长的朋友被选中去日本，不巧误了船，不久日本人投降了，她也就没去成。我母亲见她时，总是斜着眼瞅她。
日本人与鄙视体力活动的中国人传统不同，他们热衷于运动，这很合爱跑跑跳跳的母亲的胃口。此时她年幼时被推落井中而摔断的髋骨已长好，成了短跑能手。有一次，她获选去参加与日本女子学校的短跑比赛。为了赢得胜利，她天天勤练。比赛前一天，她的中国教练把她叫到办公室，要她在这次比赛中，只能输，不能赢。教练说，他不能解释为什么。我母亲难过极了，她明白日本人不喜欢输给中国人。教练还要我母亲把此话转告给另一位参加者，但不得说出是他的意思。
比赛那天，我母亲甚至没能进入前六名，朋友们都看出她完全没出力。另一位中国姑娘就显然没有接受劝告，她跑了第一名，报复跟着就来了。当时，学校每天早上有一次由校长主持的朝会。校长绰号叫“毛驴”，因为他名字叫毛利。“毛驴”在朝会上总是用像在日本军队中发号施令似的噪音指挥学生行四个特定的鞠躬礼：首先是向东方，叫“帝都遥拜”；其次是向“满洲国”首都，叫“新京遥拜”；然后是“天皇遥拜”；最后是朝溥仪的肖像进行“皇帝遥拜”。赛后第二天的朝会上，鞠躬礼刚完毕，“毛驴”校长马上把前一天获胜的那位姑娘拖出队列，说她对溥仪的鞠躬不够九十度。他狠狠地打她耳光，用脚踢她，并当场宣布开除她。
这一决定对那位姑娘和她的家庭无异是大祸临头。她父母急急忙忙把她嫁给了一位政府小官吏以避祸。日本投降后，她丈夫被定罪为汉奸。身为汉奸妻子，她唯一的出路是到一家化工厂工作。这家化工厂污染严重。当我母亲于一九八四年重返锦州见到她时，她已因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而几乎失明了。她苦笑着说，生活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当初她坚持要赢日本人，因此被迫结婚而成为“汉奸”队伍中的一员，受尽磨难。尽管如此，她仍然说，她对赢得比赛一点儿不后悔。
由于日本人严密封锁消息，“满洲国”的“臣民们”很难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但从越来越糟的粮食供应上，他们感到日本人的日子不好过了，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梁米——没法子。一九四三年夏天，日本人控制的报纸报导了盟国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一九四四年中期，许多在满洲国政府供职的日本公民被征募入伍。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美国B-29轰炸机首次出现在锦州上空。日本人下令家家挖防空掩体，学校每天举行一次防空演习。一天，我母亲班上的一位姑娘有意装无意地端起灭火器，朝她特别恨的日本教师身上喷。要是在过去，此事会招来可怕的惩罚，但她竟然没被追究，看来形势对日本人极为不利了。
“满洲国”盛行着消灭苍蝇、老鼠运动。学生们必须剪下老鼠尾巴，装在信封里，交给员警。苍蝇则装在玻璃瓶内，由员警点数。一九四四年的一天，当我母亲拿着装满苍蝇的玻璃瓶上交时，员警瞧了瞧对她说：“还不够吃一顿呢！”他看到我母亲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就说：“怎么，你不知道？小日本爱吃死苍蝇，他们油炸着吃呢！”我母亲明显感到他已不再把日本人看得那么可怕了。
这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很兴奋，好像有什么好事就要发生了。但是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她的心头却开始笼罩上乌云。她的家好像不似以往那么快乐，双亲之间有了隔阂。
黄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阖家欢聚的时刻。以前每到这天，姥姥爱在银色月光下摆开桌子，放些水果和月饼。在柔丝般的月光下，姥姥会讲吴刚桂树、嫦娥玉兔的故事给母亲听。母亲总是两眼望着神奇的满月，听得入迷。但姥姥从来不许她说一个“圆”字，原因是夏瑞堂大家庭已四分五裂。每到中秋前后几天，夏瑞堂就闷闷不乐。
一九四四年中秋之夜，母亲和姥姥坐在爬满冬瓜和豆子的凉棚架下，是时皓月临空，万籁俱寂。透过叶子之间的缝隙，凝视那无星的光辉，母亲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今晚月亮好圆哟！”话音未落，姥姥猛然哭起来，转身跑回房中，母亲听见她边哭边对夏瑞堂说：“到你儿子和孙子那里去吧！离开我和我女儿，你走好了！”她硬咽了一会儿，又说：“你儿子自杀，是我的错，还是你的错？为什么我们要年复一年背着这个包袱呢？不是我不要你去看你的孩子们，是他们不要见你啊！……”自从离开义县，只有二儿子德贵来看过他们。夏瑞堂当时一言不发。
打那以后，母亲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夏瑞堂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母亲也本能地回避他。姥姥时常独自落泪，有时，姥姥会突然把我母亲紧紧搂住，在她耳边喃喃地说：“除了你，我什么也没有！”当冬季降临锦州时，我母亲仍是若有所失，甚至美国B-29飞机第二次出现在晴朗、寒冷的十二月天空中时，也没能振作起她的精神。
日本人越来越紧张不安。有一天，母亲一位同学借到一本被禁的中国作家小说，来到郊外，想找个僻静处读它。她发现一个好像是防空洞的地方，就走了进去，在黑暗中摸索。她的手碰到一个电灯开关似的按钮。顿时警报大作。原来她无意中闯进了军火库。她想逃跑，但两腿已吓得发软，勉强跑了几十尺，便被一个日本兵抓住拖走。
两天后，全校学生、教师列队来到西门外小凌河湾一片覆盖积雪的空地上，附近居民也被保甲长召到这里，据说是观看“惩罚对大日本帝国不忠诚的罪人”。突然，母亲看见她的同学被几个日本宪兵拖来。姑娘戴着脚镣手铐，几乎无法移步。她显然受到严刑拷打，脸肿得难以辨认。当她被拉到指定位置，日本士兵举枪瞄准时，她的嘴唇微微抖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随着一排枪响，她摔到地上，鲜血染红了雪地。日本校长“毛驴”瞪着眼睛扫视学生。母亲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强迫自己再看一眼同学的遗体，但她什么也看不清，在眼前晃动的是一片耀眼的红色和白色。
她听到有人在抽噎，是田中小姐，一位母亲喜欢的年轻日本女教师。“毛驴”立刻闻声赶来，他狠狠抽她的耳光，用皮靴踢她。田中小姐跌倒了，翻滚着，想避开“毛驴”的靴尖。“毛驴”仍不停脚地踢，骂她背叛了日本民族，最后他停了下来，吼叫着发出离开的命令。
母亲最后再看了一眼蜷缩替的田中小姐和同学的尸体，强压下她的仇恨。（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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