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该作品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该作品的原版 是用英文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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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亡国奴”–走马灯似地换政府（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人投降和欧战结束的消息传遍锦州。美国飞机频频飞过锦州上空，尽管锦州没有遭到轰炸，但其他几个主要城市都被B-29轰过了。日本人就要战败的气氛笼罩全城。
八月八日，母亲的学校受命去神社为“日本胜利”祈祷。第二天，苏联和蒙古军队就开进了“满洲国”。紧接着，人们争相传告美国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的消息。空袭警报的虚惊已是家常便饭，学校停了课，母亲呆在家里帮着挖防空洞。八月十三日，日本求和的消息不胫而走。两天后，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汉人邻居兴奋地告诉夏瑞堂和姥姥，电台马上要播发重要新闻。夏瑞堂没有去药店，和姥姥一起坐在院子里，只听广播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宣布退位。
街头挤满了情绪激动的人群。母亲跑回学校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里一片死寂，只听到一个办公室里传出轻微的响声。她悄悄跑过去，透过窗户，只见日本教师抱在一起痛哭。
那天晚上，母亲几乎一夜未眠。天濛濛亮时，她被街头喧哗的人声惊动，就打开大门，只见一群人围在街口。一位日本妇女和两个日本孩子的尸体横卧在那里。接着她又听说，一位日本军官剖腹自杀，他的家人也被私刑处死，财产遭人洗劫一空。几天后，夏家的日本邻居一家也死了，据说是服毒自杀。在锦州，到处都有日本人自杀、被杀或财产被抢劫的消息。我母亲注意到一位平时靠拣破烂为生的穷邻居，突然间有了很多值钱的东西要卖。学生们，特别是男学生，狠命地揍日本教师，以报复过去的挨打受气。有些日本人把他们的婴儿放在当地人家门口，希望孩子有条活路。有的日本妇女被强奸，许多女人把头发剃光，装扮成男人。
母亲为田中小姐担心。她是学校里唯一从未打过学生的日本教师，也是母亲的同学被处决时唯一流露出悲伤的日本人。我母亲对父母说她要把田中小姐藏在家里，姥姥很忧虑，不过没说什么，夏瑞堂只是点了点头。因为玉兰姨妈与田中小姐身材相仿，我母亲从姨妈那里借了一套衣服，跑到田中小姐住处，田中当时正用衣柜之类家具堵住门以求自保。她穿上姨妈的衣服，看上去很像中国人。碰上有人问，我母亲就说是她表姐。反正中国人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少表亲，外人就更糊涂了。田中小姐被藏在那间曾藏过王汉臣的房间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网路图片）
日本人的投降和“满洲国”的垮台，使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人，一到夜间，城里城外变成打劫者的天下，救命声此起彼落。家里的男人，包括姥姥十五岁的弟弟玉林和夏瑞堂的徒弟，都爬上房顶守夜，他们手持斧头、菜刀，身边是大堆石头。我母亲跑上跑下地帮忙，那副“贼胆大”的神情，着实让姥姥吃惊不小，她说我母亲“血管里流的都是你父亲的血”。
抢劫、强奸和滥杀持续了八天，直到苏联红军抵达。八月二十三日全城居民得到通知，到火车站欢迎俄国人。夏瑞堂和姥姥呆在家里没动，我母亲随着大批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涌入车站。火车进站时，人群挥动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形小旗，高声欢呼“乌拉！”出乎我母亲的意料之外，苏联士兵并非大胡子，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凯旋英雄，而是一群尘土满身、面色苍白的小伙子。除了以前曾偶而从疾驰而过的小汽车里瞥见一些神秘人物外，这是我母亲亲眼见到的第一批白人。
大约一千名俄国士兵进驻锦州。起初，人们感激他们帮助赶走了日本人。但不久，新的麻烦来了。日本人投降后，学校关了门，我母亲只得上私人办的补习班。一天，在下课回家的路上，她看见路边停着卡车，一些俄国士兵正把布一匹匹从车里往外递。布匹在当时极为稀缺，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定量供应，俄国人拿这些布做什么呢？她很快发现这些布匹来自她小学时曾经劳动过的纺织厂，俄国人正用它们向行人交换手表、钟和其他小玩意。我母亲飞也似地跑回家，在一个堆放杂物的大箱子里翻来翻去，从底层找到了一个座钟，又破又旧，她失望极了，但俄国士兵却爱不释手，将整整一匹美丽的白底印花布塞到她手里。晚饭时，全家人议论此事，都啧啧称怪，搞不懂这些奇怪的外国人对毫无用处的东西为何有这么大的兴趣。俄国士兵不仅从工厂拿产品，还整个拆掉工厂，如锦州的炼油厂，把全部设备运往苏联，说是“战争赔偿”。对当地人来说，这等于是工业被毁掉了。俄国士兵还闯进民家，见什么拿什么，特别是手表和衣服。俄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也传遍锦州，整座城市又笼罩在愤怒和不安的气氛中。
母亲与俄国大兵有过一次惊心动魄“遭遇战”。夏家住宅因位于城墙外，很不安全，所以举家搬入我母亲朋友借给的一所有石头围墙的院子暂住。搬家使母亲每天去补习班要走三十分钟。一天，一辆苏军吉普车突然刹在离她不远处，几个俄国士兵叫着跑下来抓她。母亲撒腿就跑，迎面远处，坚持早晚接送的夏瑞堂正冲她挥动手杖，嘴里呼喊着什么。眼看越追越近，母亲转身拐进了路边一家幼稚园的后门。她熟悉里面复杂的建筑结构，利用院院相通的门，从另一条街跑掉了。夏瑞堂很快就松了一口气，俄国人空手而返，满脸挂着不解。
俄国人到达后一星期，母亲被通知参加一个夜间会议。她来到会场，看见不少衣衫又旧又不合身的男子和几个妇女，正在演说他们如何经过八年抗战，打败日本人，使老百姓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些人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在前一天刚入城的，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会场上的女共产党穿得和男人一样，上下一般粗，我母亲觉得难看死了。她心想，像你们这个土样子，穿着破衣，比乞丐还不如，怎么打败得了日本人？她曾经把他们想像成高大英俊、无所不能的超人。她的那位做监狱看守的姨丈和姓董的刽子手，都曾赞扬共产党说：“最勇敢的数共产党了，骨头硬得很，绞索都套上了脖子，还喊口号骂日本人。”
共产党到处张贴布告，要求居民恢复正常秩序，并着手逮捕汉奸和其他为日本警察工作过的人。被捕的人中有外曾祖父，他被关押在自己曾掌管的大牢里。社会治安受到控制，夏瑞堂开始门诊了，我母亲的学校也开了学。共产党人分住在当地人家里。他们看上去很老实，不装腔作势、横蛮无理，还常和房东聊天。他们对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说：“参加进来吧！我们需要有学问的人。说不定你能当个县长。”他们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日本人投降时，国、共两党都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调兵遣将准备重开因抗日而中止的内战。事实上，内战已在有些地区打响了。由于富饶的资源和日本投降造成的“真空”，东北成了双方的争夺要地。虽然国民党军队数量居优势，装备也精良得多，但共产党统治地区离得近，尽管没有俄国人的帮助，也抢先把部队开进了东北。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把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华北，并一度欲在距锦州三十哩处的葫芦岛登陆，后因受到共产党的猛烈阻击才不得不撤退。国民党军队被迫在长城以南上岸，乘火车向北进发，由美国人提供空中掩护。前后计有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北京和天津。
俄国人正式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斯大林承诺在胜利后三个月内撤走苏军，苏联红军于十一月十一日撤出锦州，退到东北北部，锦州只剩下中国共产党人。十一月底的一个傍晚，我母亲下课回家，看到许多携带武器装备的士兵行色匆匆向南门开进。她知道城郊四周正发生激烈战斗，猜想共产党是在撤退。这次撤退是根据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战略进行的，叫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拘一城一池得失，重在消灭有生力量。”
国民党进了锦州城。（网路图片）
共产党撤走不久，一支新的军队进了城，这已是近四个月来的第四支驻军了。这支部队军容整齐，士兵穿的是卡其布，军官穿的是呢制服，拥有崭新的美式武器，这就是国民党军队。人们都跑出房屋，聚集在狭窄的土路两旁鼓掌、欢呼。我母亲也挤到人群前头，她突然发现自己也跟着举手欢呼了，心想这才像打败日本人的军队。她奔回家中，激动地告诉父母，她看到了一些多神气的军人。
锦州洋溢着节日气氛，人们争先恐后把军人请到家里住。一位军官也住进夏家，他举止文雅、谦恭，全家人都喜欢他。夏瑞堂和姥姥觉得国民党一定能维持好秩序，结束混乱，使人们有好日子过。谁知接踵而至的，是失望。
从大后方——内地来的官员看不起当地人，称他们是“亡国奴”。并不时提醒他们应感激国民党把他们从日本人手中解救出来。我母亲的学校复课后，一天晚上举行了一场有军队、地方官员参加的联欢晚会，一个军官的三岁女儿背诵了一段演讲辞，一开头就是“我们国民党人抗战八年，救了你们这些亡国奴……”我母亲和她的朋友听了非常刺耳，一气之下就退了场。
我母亲对国民党官员竞相讨姨太太的做法也大为反感。她的学校是全市唯一的女子中学。从一九四六年初开始，各类官员纷至沓来，找妻子的有之，找姨太太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女学生甘愿出嫁，有的则不敢说个“不”字，因为她们的家庭把和大官联姻看作是走好运。
十五岁的母亲，正值豆蔻年华，招人喜欢，又是学校中拔尖的学生。好些官员派人登门提亲，但她告诉父母，她一个也不嫁，要自己选择丈夫。她对妇女所受的待遇向来很气愤，又深恨姨太太制度。父母也都支持她，但又畏惧权贵，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求亲者婉转推却。有位副官长在定亲金条被拒后，闯入夏家威胁要用花轿强抬人。藏在门外偷听的母亲听见后，掀开门帘冲进去对着他说：“如果要那样，我就死在花轿里！”幸运的是，不久这位副官长部队调防了。
有位年轻的女教师刘小姐，挺喜欢我母亲。在中国，如果朋友很喜欢你，往往会设法把你变成他们家庭的一员。在当时男女独自相识机会少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兄弟姐妹，就成为讨厌媒妁之言的年轻人彼此认识的一个渠道。刘小姐把我母亲介绍给她弟弟，当然先经刘家父母的认可。一九四六年新年，我母亲应邀来到刘家。刘老爷是当时锦州富商之一，刘少爷还不到二十，就俨然是个风流人物了。他身者墨绿色西服，上衣口袋露出折叠妥贴的手绢，在锦州这样的外省城市，简直是少见的派头。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学生，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学。我母亲颇为动心，刘家人也喜欢我母亲。
刘家很快派媒人向夏瑞堂提亲。夏瑞堂算是那个时代极开明的人，他问我母亲的想法。我母亲提出先做“朋友”，不作进一步的承诺，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传统男女在订婚前，不能成双成对出现在公共场合。可是我母亲向往快乐和自由，希望能跟男子作朋友而不一定非结婚不可。深知我母亲性格的夏瑞堂和姥姥退回了礼品。因为依照风俗，只要收礼，就意味定亲，以后就很难改变了。我母亲开始和刘少爷来往，所有相识的人都说他们是天生地造的一对，夏瑞堂和姥姥也私下把刘少爷看作乘龙快婿了。但我母亲很快就看出他的浅薄，他从不去北京，整天在家里闲荡，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有一天，她发现他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我母亲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当她向刘少爷流露出失望的表情时，他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古典小说并不合我的口味，我喜欢的是外国文学。”为了显示他更胜一筹，他反问我母亲：“你读过《包法利夫人》吗？这是我最崇拜的书。我认为它是莫泊桑的最伟大的作品。”
我母亲读过《包法利夫人》，她知道作者是福楼拜而不是莫泊桑，顿时，她对刘少爷的好感一落千丈。她忍不住想拆穿他，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因为让男人出了丑，她就成了没教养的刻薄女人。
刘少爷好赌，特别是搓麻将，而我母亲对此厌烦之至。一天晚上，麻将搓得正酣，女仆走进来问道：“少爷，今晚要哪个女仆侍寝？”刘漫不经心地点了个名字。我母亲气得发抖，但刘只是抬了抬眼皮，表示对她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他故作惊讶地解释说：“这在日本非常普遍，他们称作“侍寝”。他想使我母亲感到自己太土气，太爱吃醋，吃醋在传统中被认为是女人最糟糕的品行之一，丈夫可以据此休妻。和上次一样，我母亲一言没发，但她已满腔怒火。对她来说，与这样一个视调情和婚外艳史为理所当然的丈夫在一起，生活绝无幸福可言。她需要的丈夫应该真诚地爱她，不会做这些事来伤害她。从此时起，她打定主意结束与刘少爷的关系。
几天后，刘家老爷突然病故。因为刘家是名门，刘老爷又是一家之长，刘家决定大办丧事。头七天是入殓仪式，全家人跪在灵堂两旁守灵，请来的和尚端坐在灵堂前，齐声诵念《倒头经》。刘老爷的遗体被安放在一个精致的雕花檀香棺材内。紧接下去，是嚎丧祭典仪式。参加仪式的不仅有所有家庭成员，还雇了专门办丧事的人前来陪哭。从此时起，一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后的出殡下葬，嚎啕声从早到晚不能断。同时，要不断为死者烧冥钱，使他在另一个世界有足够的钱花。
死后第四十二天，刘老爷棺材被移入搭在院子里的篷帐内。在下葬前七天中的每个夜晚，死者将到另一个世界的高台——望乡台上俯视全家，只有家庭成员都在场，他才会放心离去。刘家急需未婚媳妇到场陪灵吊孝，一来满足富豪之家的体面，二来使刘老爷能看到儿媳妇。我母亲拒绝了，对刘老爷的去世，她很悲痛，因他对她十分友善。但是，如果她去了，就摆脱不了和他儿子的婚姻，所以当刘家差遣的说客不断登门催促时，她不为所动。
夏瑞堂不反对我母亲与刘少爷断绝往来。但她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作法对他来说是对不起死去的刘老爷，是很不光彩的。姥姥也焦急万分，她说：“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和刘少爷的关系，现在人家有难，你甩手不管，让我和你爸爸的脸往哪儿搁？”她又很不理解地说，“谁听说过一个姑娘家拒婚的理由是这个男人弄错了外国作家的名字？说他爱沾花惹草，哪个富家子弟不干些这种事！你用不着担心姨太太、丫环和其他什么人，你那么能干，还怕管不了你的男人？”
但对我母亲来说，“管男人”不是她所想要的生活。我姥姥内心也很了解，只是她希望我母亲快嫁人，因为不断有国民党官员上门来提亲。她对我母亲说：“你不嫁张三，就得嫁李四。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一天不离开家，我就一天放心不下。想想看，刘少爷是不是比其他人都好得多？”我母亲仍说她宁死也不愿嫁给一个不能带给她幸福和爱的人。
刘家对我母亲大为恼怒，夏瑞堂和姥姥也非常生气，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连哄带哭带骂带劝，却毫无结果。夏瑞堂终于对我母亲大发雷霆：“你丢尽了夏家的脸，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母亲从不记得他曾如此对待过她，“那我就不当你的女儿好了！”我母亲喊着，跑出房间，打点好自己的东西，径自走了。（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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