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春秋综合报导）抗日战争期间，国军艰苦卓绝，抵御了军事强大的日军，付出巨大的牺牲，赢得世界的尊敬。掸去中共歪曲历史的尘灰，越来越多国军将领的英雄事迹开始被民众了解。最近，网络公布了国军10位将领面对日寇的决死誓言。对比这些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中共乘中华民族之危，盘踞陕北延安，伺机扩大地盘和实力，勾结日寇，削弱国军，其汉奸嘴脸暴露无遗。
抗战国军将领誓死豪言
1、时任第三军军长的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1941年3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
2、时任第122师师长的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说：“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
1938年春，日军猛攻鲁南藤县，王铭章决心死守滕城，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后日军重炮轰城，该师5,000余人阵亡。王铭章向2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上述最后电文，后不久拔枪自杀殉国。藤县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3、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的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市宁溪人）说：“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份所应是。”
淞沪会战爆发后，王禹九赴嘉定前线，路过南京，在遗嘱中写给妻子的话。1939年3月20日，79军参加南昌会战，激战3天，79军伤亡过半，军部在虬岭陷入重围。3月27日晨，王禹九率仅存特务连掩护军部突围，浴血苦战至中午，未能成功，王禹九多处中弹牺牲，年38岁。
4、时任第98军军长的武士敏（1892～1941，河北怀安人）说：“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1941年，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驻守在中条山一带20万国军面对日军的威胁，纷纷撤退到黄河以南，武士敏则率领98军将士浴血奋战。在中条山战役中，他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与敌人拚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武士敏将军宁死不屈，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5、时任川军43军26师152团团长的解固基（1897～1937，四川崇宁人）说：“后退半步，格杀勿论！”
淞沪会战战事正激烈之时，152团四连连长正向团长解固基汇报本连情况，忽听友邻团团长大叫：“解团长，你的四连退下来了！”解气愤之极，拔枪便向四连长开了一枪，四连长中弹后，仍举手敬礼向后转身，走了两三步后才倒地，解挥枪大喝如上口号，之后解固基和两个营长阵亡。
6、时任第5空军大队少尉飞行员的阎海文（1916～1937，辽宁北镇人）说：“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7、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人）说：“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这是他写给弟弟张自明的信。在枣宜会战牺牲的前夕，他从宜城东渡襄河督战，仅率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临行前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中说，“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为国牺牲）向北迈进。以后公私，均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8、著名抗日英雄张灵甫（1903～1947，陕西长安人）说：“兄弟们，不怕死的给我冲，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
淞沪会战恶战嘉定，日军自恃装备先进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击伤日军八百余人。
1938年武汉会战中74军参加万家岭战役，日军第18师以飞机轰炸74军，致使74军死伤惨重，但74军仍久攻不下，张灵甫自告奋勇亲率突击队从山后攀绝壁而上，身中数块弹片鲜血直流而冒死攻占日军撤退的主要道路张古山，立下成功包围日军第106师团之基石，称为德安大捷，获四等云麾勋章，张灵甫升任51师153旅旅长。是役也因74军战功显赫，故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9、时任29军132师师长的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说：“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请副军长予以照顾。”
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部北上。7月28日晨，日军在飞机数十架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赵右臂中弹负伤，部属劝其退出战斗，执意不肯。后奉命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不幸被日军伏兵开枪击中胸部，壮烈殉国。这是临死前让部署转告给副军长佟麟阁的话。
10、时任第87师259旅517团1营营长的朱耀章（1901～1932，浙江浦江人）说：“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代表全旅188名将官向国民政府请缨。他身先士卒，直扑日军阵地，身中七弹，壮烈殉国。
中共不打日寇打同胞
与国军将领的誓死豪言相比，中共则是假抗日真扩张，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
其时毛泽东认为是借日本军队消灭国军的一个天然良机，他表态说，要形成蒋介石、日本和中共三国局势，这样，中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毛向八路军指挥员发了大量电报命令：“集中精力扩大地盘，不要投入战斗”，“日本占地越多越好”。
为此，毛制定 “一分抗日，二分与国民党周旋，七分发展”的策略，实际上就是假抗日，积极勾结日寇，真打抗日国军，百倍发展。
1938年10月～12月，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武汉失守，广东沦陷，局势非常危急，毛却在延安召集中共军头，开了两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向王明夺权。之后，毛在延安公然宣称蒋介石是中共的最终敌人，下令即刻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要求中共军队必须消灭任何阻碍其扩张的国军，也就是不打日寇，打国军。
1939年9月毛主动与日军建立起长期绝密的会作，旨在保存中共军队的实力，以便最终颠覆国民政府。共党派潘汉年与日军驻上海副领事，日本高级间谍岩井英一建立了联系。日方给潘汉年一个特别通行证，延安派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员，在岩井英一的房内安装收发报机，直接与延安联系。
潘汉年向日本人提供国军实力、蒋与共党的冲突、蒋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及英美在香港和重庆等情报。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前，岩井英一帮助安排中共间谍撤离。潘汉年在日本东京设立了一个中共秘密机构。中共就是这样不顾民族大义，利用日本人在国军背后捅刀。
一个中共情报官员回忆说，中共与日本人合作的策略，是利用敌人的手消灭其他敌人。康生反复指示，要用日本人的刀杀国军。
他表示，就其个人所知，日军消灭长江南部的国军地下武装，就是中共与日军协作的杰作。
（责任编辑：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