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佟昕综合报导）“知识改变命运”——这是中国人信奉的理念。从延续几千年的古代科举考试，到今天的“上大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读书”一直是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最有效途径。
但是，这条实现社会高低阶层之间纵向流动的通道，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被截断了。
中国教育产业化和高等院校扩大招生，导致了学费暴涨、学历贬值、就业艰难……如今，对于中国大陆贫困家庭来说，“上大学”已经不是在争取翻身的机会，而是一场能否改变命运的赌博。
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被加得越来越高，而胜算的概率却越来越小。
尘肺病矿工拿命换儿女学费
2013年3月20日，四川资阳农民蓝田忠，从北京房山区法院执行法官手里领到了自己的赔偿款。他和15名工友在房山一煤矿工作时患上尘肺病，维权三年才有了结果。
新京报报导，今年50岁的蓝田忠从2002年2月开始在北京远郊区的房山史家营乡台西煤矿挖煤，开始时每个月近两千块的工资，在农民出身的蓝田忠看来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他说当时老家种田收成好时，一年才赚千八百块钱，但两个上学的孩子每天要4.5元的餐费，一年要五、六百的学杂费。他在矿上拚死干上一个月，全家一年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基本都不愁了。
蓝田忠想得很清楚，不下井一家人就没希望：不仅娃娃们没书读，全家种地也只能勉强糊口。因此媳妇闹得再凶，他也不动容，反倒从第三年起，每次出门都交代好遗嘱，“无非就是我要出事了她得咋办，但其实她一个女人家，能咋办？”
蓝田忠在矿上一干就是8年。后来工资涨到了每月4,500元，蓝田忠算着，即便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靠他挖煤的工资供养都不成问题。
可是，蓝田忠没有算他的健康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铺天盖地的煤粉中损耗。
2010年4月，蓝田忠和15名工友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而就在此时，煤矿也因采矿许可证到期被关闭了。
尽管走几分钟路就经常喘得透不过气，遇到老乡晒谷扬尘他就吓得躲开，但蓝田忠坚持不治疗，只买一些简单的止疼片维持着。他把这些年的积蓄都用在了一双儿女的大学学业上。
但不下井，种地的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无奈之下，蓝田忠等16名矿工联合起来提起诉讼。经过3年的维权才拿到了属于自己的7.3万元人民币的补助金。
撕心裂肺般的咳嗽时时折磨着蓝田忠。但是，他说，他不后悔下井，“后悔的话我两个娃娃就不可能上大学，我的命已经这么苦了，过一天算一天，只是希望我的命，能换来娃娃们跟我不一样的生活。”
中国有多少蓝田忠？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数据，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6%的标准。中国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穷国乌干达，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都比中国做得好。
在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或学校的其它盈利项目上。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大陆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
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通过网络对2,15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7%的人感觉教育支出已是城乡普通家庭极大负担。36.2%的人每年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10%～30%；29.5%的人达到30%～50%；12.8%的人达到50%～80%；8.4%的人甚至达到了80%以上。
日前，大陆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2）》显示，中国教育发展中公共教育投入偏低。绿皮书以高等教育为例，从1989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收费开始到今天，中国大学的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
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从1996年开始，特别是1999年中国教育产业化和高等院校扩大招生之后，学费大幅上涨。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善迈教授统计，1993年至1997年中国高校学费增长率为27.65％。但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学费增长至2,769元，比1998年增长了40.3％。随后，学费以每年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速度一路飙升，直至2,000年的生均学费达到了5,000元上下。住宿费也从原来的两三百元涨到了千元上下。
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
为供儿女读书，父母债台高筑已是司空见惯，更惨烈的还有卖血、卖肾甚至无奈轻生。这只要从每年高考之后各地媒体的求助报导就可见一斑。
《燕赵都市报》曾报导，因为考虑到交不起孩子今后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和家庭的困难，河北省大城县王香屯村村民邵某不堪心理重负，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
《华西都市报》报导，在四川青城山天师洞用滑竿抬游客上山为生的杨大伟，得知女儿杨琳被国内某大学录取后痛苦地表示：家里交不起学费……女儿伤心欲绝，当场打算跳崖自尽。来青城山旅游的台湾张云盛先生目击了这悲情一幕，当即从身上掏出600美元交到了杨琳手中，并承诺资助她一直到大学毕业。
杨琳无疑是幸运的。通过考上大学来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几乎是大陆贫困家庭子弟唯一的希望，但是现在，在天文数字一般的学费面前，要么是贫困的父母们，像蓝田忠那样，拿命去换钱；要么是贫困的孩子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希望破灭。
大学扩招——付高额学费 最终却是失业
1999年，中国大陆教育系统开始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大学扩招。虽然10年后的2008年，大陆教育部表示1999年开始的扩招过于急躁并逐渐控制扩招比例，但是大学扩招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结果，更让千辛万苦才迈进大学校门的贫困学生和他们的家庭面对绝望。
1999年，当年大陆高校招生人数就增加了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而在1999年之前，高校招生年均增长都只在8.5％左右。之后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16%，2001年为21.61%，2002年为19.46%，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了1,000万。
学生人数暴增导致学校基础设施缺乏，很多高校在扩招之后便开始大规模扩建，由此掀起了大陆高校基建热。结果因为基建规模太大，导致很多学校背上了巨额债务。截止2007年9月，中国大陆高校贷款总额达到2,000多亿人民币。
为了偿还贷款，一些学校不惜提高学费，降低录取分数，进一步扩招学生。本已有限的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为了减少支出，一些高校大量开设英语、旅游、法律、会计等不需硬件投入的课程，导致学校培养的人才大大超过了社会需求。大陆许多高校最终变成了文凭工厂。
《纽约时报》用七年时间追踪报导了中国大陆大学生吴曹英的家庭。报导说，她的经历是一个窗口，令人们得以一窥中国普通家庭在大学扩招和高昂学费下的困境。
报导中说，吴曹英的父亲吴业兵是一名煤矿工，为了每月500美元（约合3,115元人民币）的收入，几乎每天都要下煤井工作，为吴曹英上大学攒钱。
吴曹英的母亲曹渭平在商店打工，每天可挣到几美元，5月和6月的时候在果园里每天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天能挣到12美元。这些钱全部都用在了吴曹英的教育上。
尽管吴曹英的父母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却基本上没有养老储蓄。
19岁的吴曹英现在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千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就业。她说，她所在的专科院校，去年春季毕业的学生有50%～60%还没找到工作。
目前，吴曹英对于继续上学感到很矛盾，因为学费和食宿费用加起来超过了她父母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作为一名成绩中等略微偏上的学生，她想要辍学，去找份工作挣钱。
可是，母亲曹渭平极力劝说她要继续读下去，“你得继续学下去，我们老了之后得靠你养活。” 曹渭平说，她和丈夫就这一个孩子，一想到他们把那么多钱花在女儿的教育上，女儿却找不到工作时，她就愁死了。
从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的2003年开始，大学生就业问题就开始成了中国大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有论者指出，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收取的是精英教育的学费、提供的是大众教育的质量、生产的是滞销的社会产品。
研究生扩招 硕士文凭贬值
随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中共政府开始将一部分大学生安排在基层工作，这个“基层”包括村官、支教、支农、支医、乡村扶贫以及城市社工等岗位；同时，采取扩招研究生的办法来解决就业压力。
2004年是1999年中国大陆高校扩招以来迎来的第二届毕业生，这一年也是大陆研究生扩招总量和幅度最大的一年。
2004年，研究生招生计划总量从2003年的267,000人（其中博士生49,201人，硕士生217,799人）扩招到326,213人（其中博士生53,096人，硕士生273,117人），总量扩招22.2%，其中博士生扩招7.9%，硕士生扩招25.4%。
到2012年中国大陆研究生的计划招生规模达到58万4千人，这意味着10年间研究生扩招了一倍多。
对不少学生来说，读研究生是为了躲避就业难，一些高校也把研究生扩招当作缓解本科生就业困境的“蓄水池”，对此早已有人感叹，研究生成了大五、大六。
扩招使得高校原本不“富裕”的师资捉襟见肘。2008年，五年一次的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表示，中国15.7%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10人以上（含10人），还有近1%的导师指导的在读研究生在20人以上，甚至达到30人。而美国高校中每个导师同时指导的研究生人数一般为2～3人，5～6人就已属较高水平。
这样的教学条件下，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论文质量的下滑是必然结果。
如今，各个高校中考研大军浩浩荡荡，“考研热”连年高烧不退。2013年大陆硕士研究生招考，考生人数达到180万，再次刷新历史记录，考研人数已经连续9年超过百万，并且连续4年以超10万人的速度递增。大部分考生均坦承，就业压力是驱使他们选择考研的动因之一。
与招生“加速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2005年起，硕士生就业率连续下降。
许多研究生在耗费几年青春，投入精力、金钱，好不容易拿到高学历后，却陡然发现，找到的工作和本科毕业时没什么两样。整个社会处于饱和状态，并没表现出对高学历的旺盛需求。更不幸的是，由于高学历毕业生要和本科生抢饭碗，无形中又推高了本科生的就业门槛。
虽然研究生的学历证书含金量与社会认可度在逐年递减，可是许多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绝大多数学生，可以选择的一条最有“可行性”的上升路径。尤其在大陆一些二、三本院校中，考研已经几乎成为必须选择的一搏。
早在大陆高校扩招之初，就有业界人士指出，大学盲目扩招是政府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学生本身、对社会乃至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还有教育本身，都是弊大于利的。
悲剧的是，中国的教育真正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不是人民。
（责任编辑：江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