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7月14日讯】“未来的医生不给病人吃药，但却会正面引导病人加强对自身机能的维护、对饮食的选择，并且主动预防导致疾病的原因。”（美国著名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
现代医学奠基于16～17世纪，在18～19世纪获得大发展；到了20世纪，现代医学实现了真正的飞跃，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更是成就辉煌。例如传染病及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遗传学、免疫学等学科及新兴交叉学科的重大发展，器官移植、试管婴儿技术的诞生等等。现代医学科学的上述伟大成就不仅使之在医疗卫生保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只有西医才是科学的，其它类别医学皆是“不科学”。
其实现代医学的治疗的基本思路是对症治疗和切除病变组织，对许多慢性病、疑难病症仍无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其实现代医学体制中的危机重重，例如爱滋病、新型病毒的出现、抗菌药物的耐药问题、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过度医疗、医疗费用不断攀升，社会不堪重负。越来越多的人缺乏生命活力，承受着难以描述的症状的痛苦，医院检查不出来，只好统称现代病。现在大多数成年人和很多孩子，患有过敏、头痛、精神不振、过度疲劳、各种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从轻度抑郁、情绪波动到焦虑的情绪状态，生活质量明显降低。
本文旨在对当代医疗体系的起源和危机加以分析，并探讨未来医学的新趋势。
现代医学的起源、理念和危机
起源
早在20世纪就占领主导地位的现代医学，是基于药物和手术治疗方法为主的医疗方法。现代医学可以追溯到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生活（1596～1650）的年代。笛卡尔的思想在追随者的发展下，最终建立了“物质和精神二元论”的哲学世界观。这一后果是将人的“心灵”与“身体”相分离，而导致现代医学通常将各个专科医学和各器官系统区别对待，而通常不考虑人类各个器官机体和整体生命本身其实是相互关联和运作的一个整体。
在19世纪中叶，病原微生物发现，进一步奠定了现代医学理论的基石。当时，关于疾病的原因有两种对立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是致病性微生物（细菌、病毒和真菌等）导致了疾病，而第二种理论则认为，这些微生物仅仅在身体内环境首先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从而给这些微生物创造了适宜于它们生存的条件之后，才继发性的导致了身体各个系统感染这些病菌。换句话说，感染病菌只是身体内部机能出现紊乱的一个表面现象，而不是疾病的根本原因。根据第二种理论，保持身体的内部环境健康是关键，以确保这些微生物不会感染人体，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但历史的发展中，第一种理论“病原微生物致病论”由路易．巴斯德（1822～1895）倡导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从而预示了现代医学的诞生。其重点强调了传染病的发病原因，而不是对和谐与平衡的正常身体生理机能的创建和维护。
现代医学科学也从而后来大大扩展了“病原微生物致病论”在治疗疾病的作用，并且快速发展了显微镜、细菌培养、疫苗、X射线，并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了抗菌药物，如青霉素，磺胺类药物等。然而，医学科学越是关注在病原微生物致病论，就越来越多的集中在治疗疾病的症状上，越来越忽视甚至取代生命机体本身在自己的健康方面的作用。
对症疗法
现代医学将治疗疾病比喻为战争。疾病被认为是敌人的入侵，治疗的目标是开发“神奇子弹”—用药物和疫苗的形式来消灭敌人。在这些战役中，我们看到对付“癌症”的失败，抗生素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外科手术，细胞的杀伤放射治疗和化学药物（如化疗），所有这些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治疗手法，均在它们企图恢复健康的同时伤害著身体。
“大多数非处方药和几乎所有的处方药治疗只是掩盖症状或控制健康问题，或改变器官或系统的运作方式。药物几乎从来没有处理疾病问题存在的原因，而它们还经常创造新的健康问题（药物副作用。”（约翰‧李博士，美国加利福利亚州）这种方法所缺失的是没有把修复致使疾病发生的机体自身机能的失衡，摆在首位。这种“一边倒”的治疗，在其试图治疗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时候，对整个人体的机能越来越忽视。
“如果我们把身体当作一所房子，疾病就好比房子底部出现了裂缝并且发生故障，各种害虫进入房子。当代医师通过卖给你的毒药或捕虫陷阱从而杀死或捕捉害虫，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止其它不希望的事件在未来发生。如果您的医生能知道漏洞的位置，并帮助您修复这些漏洞，同时教你如何防止漏洞再次发生，这将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约翰‧李博士，美国加利福利亚州）
在德国医生和化学家Saumuel Hahnemann哈内曼（1755～1843）的一生中，他认识到了这样的症状的医学方法，以及其潜在的对患者造成伤害（副作用）的固有局限性，于是开发了顺势疗法（homeopathy）。他创造了“对症疗法（allopathy）”的名词（意思是“另类痛苦”）来形容，在他看来，对症疗法是不充分的保健和预防疾病的方法。
“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头痛不是由于阿司匹林无效，他们的高血压并没有被处方药物妥善处理，而仅仅是利尿。他们正在寻求从根源上解决他们的健康问题的答案，并帮助恢复正常、健康的身体功能。这并不是说，对症治疗是错误的；而如果认为仅仅通过消除症状，我们就已经处理问题的本身，这个才是错误的。”
危机
当代医疗体系目前处于一个可怕的混乱状态，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当代医学擅长管理的紧急医疗状况，例如某些细菌感染、创伤护理、和许多往往冒险复杂的外科技术。然而在目前充斥医院和医生办公室的多种新型、慢性疾病的管理中，在慢性疾病的预防中，它却十分无能。
根据美国自然疗法医师协会的一份报告，“我们等待疾病的发展，然后花费巨资在夸张的研究开发中，甚至忽略了导致疾病生活方式有关的潜在原因。这相当于等待屋顶漏水最终摧毁房子的基础设施，然后修复房子的基础设施，却仍然没有修复漏水之处。这是奢侈的浪费而且极其没有效率。”
科学地位十分崇高的美国科学院院士、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病理学系兼内科学系主任刘易斯‧托马斯，1974年在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细胞生命礼赞》一书中就对现代医学高技术投入和实际效益究竟有多大提出了尖锐质疑。托马斯把一切花费大量钱财但不能针对发病机制的措施、疗法，包括“支持疗法”，都称为“非技术”；他把事后补救、修复的治疗手段，包括器官移植、人工器官这些高技术成果，说成只能算“半拉子技术”。他说，肾移植费那么多钱，如果能找到办法阻止肾脏变坏，肾移植手术还值钱吗？冠心病治疗、手术耗资巨大，当人们保健知识普及，防止冠心病产生，就可不必去花那么多钱了。用手术、化疗、放疗去对付癌症，针对的是已形成的癌症组织和细胞，却未阻止正常细胞向癌转化！
“也许危机之深远的最大的证据是，尽管有证据显示，很大一部分慢性疾病是可以预防的，而我们还不得不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慢性疾病。前军医处处长埃弗雷特‧库普(C. Everett Koop在1988年的营养和健康报告指出，“营养失衡”是可以预防的导致美国过早死亡的主要因素，并建议对所有保健专业人员进行健康的营养和生活方式调整的扩大教育。”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则指出，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以预防54%的心脏病、37%的癌症、50%的脑血管疾病和49%的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硬化）。
医生每天都面对着只能为他们处理疾病的症状的患者。如果机体出现抗药性，抗生素的神奇效果就会消失。爱滋病和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出现，清楚的提醒我们，目前的治疗是根本就没有效果，和暗示了今后还将会出现的新的健康问题。用“现代瘟疫”来作比喻可能是恰当。越来越多的人缺乏生命活力，承受着难以描述的症状的痛苦。现在大多数成年人和很多孩子，患有过敏、头痛、精神不振、过度疲劳、各种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从轻度抑郁、情绪波动到焦虑的情绪状态。
华盛顿州Gig Harbor的杰弗里‧布兰德博士称之为“垂直的病态”。英格兰伦敦的自然疗法医师和骨科医师Leon Chaitow解释为：“他们不是生病到了足以躺下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成为‘水平病态’），但仍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认识的大多数的人也同样不健康。他们仅仅从大量的镇静剂、抗抑郁药、止痛药、消炎药获得微薄的疗效，而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只是加长了他们的困境清单。”
大剂量长时间使用抗生素，常常把与人体共生的正常菌群一并消灭从而引起“菌群失调症”，造成临床上十分常见的真菌感染；更令人头痛的是耐药菌株大批出现。1941年，凡葡萄球菌感染都很容易被青霉素消除。1944年诺曼底登陆作战，由于青霉素的使用至少使3,000名以上的盟军伤兵保住了性命。但是，也是在这一年就已出现了拥有能分解青霉素的新菌株。到今天，95%的葡萄球菌株对青霉素都有一定程度的抗药性。20世纪20年代结核病十分流行且死亡率高，被称为“白色瘟疫”。20世纪40年代异烟□、链霉素相继问世，治疗结核病十分见效，有专家认为消灭结核病指日可待，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结核病治疗药物也有了新进展，但抗药的结核菌菌株变得更厉害了，以致结核病专家们不无忧虑地说，结核病在21世纪会不会成为不治之症？中国目前有活动性肺结核患者600万之众，每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高达25万之多。抗药菌是人类的噩梦，美国每年有14,000名住院患者因在院内感染抗药菌而死亡。医学界有目共睹的景象是：新的抗生素才发明，不久就有了抗药菌株的出现。人和细菌之间好象在开展一场“军备竞赛”，你有矛，我就有盾。在这场劳民伤财的“军备竞赛”中，我们人类会是“赢家”吗？就算暂时是“赢家”，一定也“赢”得很惨！WHO发出警告说：“人类可能只剩下20年左右的时间能够用现有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了。”新抗生素的研制开发需要上亿美金和几年时间，我们的新药能赶得上吗？
除了抗药性问题外，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也不容忽视。2003年3月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孙忠实教授在首届中国药学服务论坛上说：“我们每年到底有多少药物不良反应病例目前仍没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据WHO估计，我国每年有250万人因此住院，19万人因此死亡，由此造成的损失每年达40亿人民币。”据悉，世界上每年的死亡病例有1/3源于不合理用药。如果说，这个估计的可靠性尚有存疑之处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服药、打针引起的不良反应则是每个医院就诊的病人中天天发生的事情。
在谈到药物毒副作用时，人们总要以20世纪60年代的“反应停”事件为例。反应停曾被认为是毒性小、安全有效的镇静药，被发现对妊娠反应恶心、呕吐、厌食具有出色疗效而投入临床应用，结果使用者中生下一大批畸形胎儿。有生物学家认为妊娠反应是一种避免妊娠妇女杂食有害食品毒害早期胚胎的保护性机制。人类再次挑战大自然，企图用药物消除妊娠反应，结果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现代医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表现在医疗费用不断攀升，社会不堪重负。在美国医疗误诊引起的死亡事故4.4～9.8万人/年，比车祸、肺癌、AIDS的死亡人数还多，造成的经济损失：170～290亿美元/年。西药毒副作用严重，例如在美国每年至少有500万人因药物毒副作用使病情加重；每年有20万人因药物毒副作用死亡。处理毒副作用死亡事故的开支每年就需40亿美元。现代先进医疗仪器和器具、药品、手术费价格昂贵，医疗费是国家、社会保险业及个人的沉重负担。美国每年支出健康医疗费2,500亿美元。就是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呼声。
问题的悲剧性还包括“过度医疗”的现象极为普遍，卫生资源浪费惊人，从而加深了上述危机。曾任美国医务总监的库普博士认为：“我相信诊断和治疗方面有30%是没有必要的……美国的医疗制度已病入膏肓，它正变得无效率、浪费，甚至不道德。”其实，最好的治疗是“适度”的治疗，而不是“过度”的治疗，更不是“最贵”的治疗。抗生素对感染性疾病治疗的效果在于它以体内细菌的有效抑制或大量杀灭，给机体动员免疫系统最终占用入侵的细菌创造了条件。倘若免疫系统崩溃（如爱滋病），用再多的抗生素最后也不能挽救生命。
替代医学的起源、理念和兴起
在面对日益显现出缺陷和弊端的现代医学体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替代医方法对于改善健康的有效性，正在转向替代医学以解决他们的需求。替代医学是一种融合了人体的身体和心灵、科学和经验，并且跨越传统和文化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正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地区兴起，是由西方国家划定的常规西医治疗以外的补充疗法。替代医学包括很多增强人类与生俱来的免疫力的，保健预防并有治疗作用的传统医学和民间疗法。包括了冥想疗法、催眠疗法、顺势疗法、按摩疗法、香味疗法、维生素疗法等，传统的草药和针灸也归在其中。在美国替代医学是指西医以外的医疗；在英国叫辅助医学 Complementary Medicine，指对西医起辅助作用的疗法。国际上通称辅助替代医疗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简称CAM）。
替代医学的基本概念是远远早于那些对症疗法。事实上，自从世界各地出现人类的文明曙光以来，就有不同的治疗传统的历史记录。例如，早在公元前5000年，来自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和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医师先贤们”就认识到，人体是由身体、心灵和精神等组成的有机整体，而健康则代表着所有三个方面存在的和谐平衡，以及自由流通的无形生命能量（在中国被称为“气”，印度成为“普拉纳”）。自那时起，在全球治疗传统中，医疗的智慧在于将健康与和谐状态相联结，并将疾病与不和谐或失衡状态相联结，并考虑到促成这两种状态的多种因素。
这种观点在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77～360年）的哲学中得到了反映。“希波克拉底的天才之处，”李博士指出，“不在于他使用的药物或他的诊断技能，但在于他洞察到需要产生和保持健康的元素来自于自然，包括卫生、平静和平衡的精神状态，适当的饮食，健全的工作和家庭环境和身体调理。此外，他认识到生命的原动力（能量），渗透大自然的一切，有多个表达方式，一些已知、一些是理论，还有许多未知的。他教导人们，健康的状态取决于这些生命的原动力和谐的生命状态。”
在古代非洲、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和其它土着人民的文化传统中，这些相同的原则也同样有出现。这些传统的医士和医师的主要作用是指导他人生活并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环境和谐，重点通过艺术和修炼的方式来达到。仅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医师治疗的重点已经成为现代医学“越来越片面强调表面症状，寻求更强大的药物来治疗细菌、病毒、真菌和其它微生物和达到更加专业化的地步，而忘记正在接受治疗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认识这种片面对症治疗的风险，替代医学的先锋医师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教育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及普通民众，替代疗法可以更安全、更全面的处理现代医疗卫生危机。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者是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诺曼‧希利（C. Norman Shealy, 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他在1978年创立了美国整体医学协会（American Holistic Medical Association, AHMA），它的目标是“根据整体医学的理念，提供共同体医师致力于治疗“完整的人”。精神免疫学的进步，也使人们对于注重精神与身体统一调节的整体医学有了新的认识。
这种观点是替代疗法医生的共识，全体认识到医疗保健的最有效的形式，是治疗完整的病“人”-包括身体、心灵和精神，并同时赋予患者能力，并采用多种方法教育他们为他们的健康承担个人责任。“结果是”，根据既往AHMA的主席，美国整体医学委员会和当选总统，骨科医师罗伯特‧艾维克(Robert S. Ivker)说：“是他们的病人学会了如何安全和有效地处理任何来自身体、心理和精神方面，可能会阻碍他们生活中“生命能量”的流动状况的因素，因此，他们不仅开始得到健康改善，他们也开始充满活力，并体验更多的能量和活着的喜悦。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体验到有一种在他们生活的物理、环境、心理、情感、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和谐与平衡的感觉。”艾维克博士补充说，整体医疗方法的最终目标不是能简单地预防和治疗疾病，而是帮助患者建立和保持最佳的健康状态，他形容为“充满整个身体、心灵和精神的生命能量的无限和不受阻碍地自由流动”。
整体治疗原则
由美国整体医疗协会董事会建立以下12个原则，是在21世纪新兴的医疗模式的核心内容：
1、整体疗法医生提倡使用各种安全、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这些措施包括教育、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自我保健，补充诊断和治疗方法，联合传统的药物和手术。
2、寻找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优于单独治疗症状。
3、整体疗法医生花费在寻找什么样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疾病，与他们花费在确定患者有什么样的疾病方面同样努力。
4、预防优于治疗，更具有成效。最具成效的方法是唤起患者的自己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
5、疾病被视为整个人功能障碍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6、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的关系的质量，因为医生通过这样的关系来鼓励病人对他或她的健康承担责任。
7、理想的医患关系同时考虑病人和医师的需求、欲望、意识状态和理解洞察力。
8、医生通过一些范例来影响患者。
9、疾病、痛苦和死亡的过程，对病人和医生都是可以学习的机会。
10、整体治疗医生鼓励他们的患者，以唤起爱、希望、幽默和热情的自愈力，释放有毒的敌意，耻辱、贪婪、抑郁、长时间的恐惧、愤怒、悲伤的后果。
11、无条件的大爱（慈悲）是生命中最强大的药。整体治疗医生力争付出对患者、自己和其他从业人员的无条件的大爱。
12、最佳的健康是远远超过没有疾病。它是人类对物理、环境、心理、情感、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最高质量的自觉追求。
发展状况
1993年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医学》的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替代医学，原因是由于目前药物治疗，缺乏对病人作为一个生命整体的关注。最近的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在美国和加拿大采用某种形式的替代医学来预防和治疗疾病。尽管大部分替代医学领域内的治疗方法还没有被医疗保险覆盖，由于其疗效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和喜爱，人们宁愿自己掏钱来治病，证明之一是仅在1997年美国公民就花了自己口袋里的270亿美元用于替代医疗。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替代医学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许多大学医学院都设立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而针灸和中医在西方医学被归入替代医学范畴，并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针灸在替代医学疗法中占第二位（23%），仅次于冥想疗法（34%），而草药疗法占12%，居第5位。其它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疗法（vitaminandmineraltherapy）23%；催眠疗法（hypnosis）20%；
按摩疗法（chiropractic）8%；自然疗法（naturopathy）6%；顺势疗法（homoeopathy）5%；精神治疗（spiritualhealing）5%等。例如AIDS病人接受传统医学疗法的比例也很大，接受按摩治疗达54%，针灸疗法达48%。
结语
现代医学成就的闪光点在于有许多新的发明，但发明是把钥匙，既可开启天堂之门，也可打开地狱之门。发明，依靠的是人类的智慧，而人类还需要有驾驭发明的智慧，使发明不对人类造成伤害。其实，只要我们大家不要被现代医学技术成就的光环迷惑了双眼，就可以看到医学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
替代医疗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健康医疗模式。回眸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有兼容的胸怀，不妨把眼光转向一些平素不了解或者“看不起”的各种“替代疗法”。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些“疗法”传承下来，闪耀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在百花齐放的医苑之中，它们风情别具，飘散着异香……
让替代医学也得到发展空间，正是克服现代医学缺陷，开辟医学新天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的明智举措。
参考资料
Alternative Medicine – The Definitive Guide. 2002 Second edition.
彭子京、豁剑秋着《健康新视角》（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