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7月09日讯】前一段写批评余杰假借神明阻止郭飞雄跟布什总统见面一文时（“余杰的三个错误”），曾有朋友提醒，郭飞雄是反美的民族主义分子。意思是为他说话要小心。
但我那篇文章的出发点，不是为谁说话，而是讲一个道理。因为余杰那种“假借神意”把自己不地道、不道德的行为合理化、正义化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思路是通向邪恶的。用上帝的名义帮人、助人，是加倍地高尚；而用上帝的名义损人、害人，则是加倍地恶劣。
宗教信仰在提高个人修养、增强身心健康的范围内，有相当正向的意义，但只要成为要“否定、摧毁、灭掉某种东西（观点或肉体）”的工具，就其害无穷（无边）——阻止一个人见美国总统可以是“上帝”的旨意，在波士顿马拉松放炸弹也可以是“上帝”的旨意——程度不同，思维方式相同。所以，“假借神明”的问题是“欺骗”，这已不是观点之争，而是品行的探讨。
人的观点都可以、可能改变，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自己就在不少重大问题上有过改变。判断一个人品德的最关键点，并不是他持什么观点，而是他有否人格的统一性。观点错了可以改变，但人格撕裂，我不知道“用什么药”、或者“有没有药”可救。
近日看到郭飞雄这篇文章，觉得他的思想有相当的转变（如果他原来真是反美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话——我没读过他以前的东西）。他现在这篇文章，基本是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麦迪逊们的思路，即确信“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公民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只要确信“个体价值”（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根本，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这真是郭飞雄先生的思想转变，在这里祝贺他，并期待更多的民运朋友也这样转变。
中国只有确立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思想价值，才能对抗群体主义（collectivism），最终结束中共党天下，因为群体主义是一切专制的根基。
郭飞雄：自由、人权、宪政对国家主义
1、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公民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利益。
在恐怖的核平衡已使人类的安全得到基本解决、经济贸易已彻底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大势下，作为世界主要的地缘战略大国之一，中国已不存在决定性的外部难题。
近年来，中国主要的周边摩擦，钓鱼岛纷争、仁爱礁事件等等，以及曾经喧嚣一时的大国争雄、中国崛起之类理念，在民间社会实质已沦为边缘话题。国人真正的关切，是对纯粹的人权、自由、尊严与幸福的关切。人民的判断是尊贵、理性而务实的：没有人愿意拿自由和人权，去和国家的伟大、光荣来交换。在这片土地尚未实现宪政民主之前，所有的国家荣华和威势，不过是烟雾和泡沫而已。
当普世价值传入、启蒙基本完成之后，如下的政治伦理已成为中国民间共识：
个人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公民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利益。人类为了自保才设置国家，个人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的目的，国家是没有本位、没有人格的工具，它要向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人权弯腰，要为所有个人的幸福铺路。国家无权侵犯个人自由、奴役人类。享有大自然赋予的神圣自卫权的人民，有权对失控、失职、越界、犯罪的国家作出变更。
2、目前中国首要的国家利益，乃是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反宪政民主者，皆国贼也。
站在人民主权、人民主体立场上来看问题，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国家利益考量，其核心还是内政考量。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治制度的不良，它给当今的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物质障碍和精神痛苦，也给中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首要的国家利益，乃是政体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从制度上彻底实现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福利、机会的保障。自然，这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自由民主主义不需爱国背景叙事，但也并不违背爱国的基本感情。在当今中国，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应当敢于直面中国最大的阻碍——极权专制，敢于批判暴政，致力于促进政体转型。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异议人士，才是中国最大的爱国者。而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歌颂暴政、鼓吹奴役人类、阻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者，皆国贼也。
3、自由民主主义肯定在外敌入侵时保卫国家的正当合理性，但拒斥不开放的、排他的、进攻性的民族主义
自由民主主义与开放的、理性的、防守性的民族主义从不敌对，它决不会愚蠢到像极权主义过去所做的那样，在危机时刻反对祖国、无条件接受莫斯科指令、力主“武装保卫苏联”的地步。以个人自由为起点，自由民主主义的逻辑线路可以简易地论证在外敌入侵时保卫国家的正当合理性。这就是我们从英美数百年的历史中所经常看到的情形：自由民主的国度，才是爱国主义自然表达、应时发扬的国度。
但是，自由主义拒斥不开放的、排他的、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通往危险的国家主义。一个拥有超级军力的国度，其国家主义通往军国主义。
从理论上，无法理性地确立能与个人自由、尊严与政治主权平起平坐的第一位的国家实体，国家是次生的、虚幻的、非主体的、第二序列的。那种和“人权高于主权”、“个人先于国家”真理相对抗的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理念，是得不到充分论证的。
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野蛮压倒理性，兽性压倒人性，武力残害生命，怪兽奴役人类。
4、国家本性恶，警惕国家主义是数代人的思想使命，关于“中国自古爱好和平”的说法，其实在伪造历史。我们有责任为了人类的长期和平，预防军国主义在中国兴起。
更深层的是，对“国家本性恶”的反思，在曾经遭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严重欺骗和戕害的中国大陆，是一项历史运动。警惕国家主义是数代人的思想使命。
国家本性恶源于权力本性恶，国家天生有压迫民众和滥用权力的趋势，与民权之间有你进我退的张力。主张国家至上、对外争霸追逐大国光荣的国家主义，必定走着这样一条滥用权力的线路：借对外争雄而扩权，用虚幻的国家荣誉鼓动和诱骗民众充当炮灰，欺凌弱国，又转而用扩充而起的暴力和次暴力、特权和强权，加强对内部的弹压，直至实施暴政，严重侵削本国民众的人权和自由。因此，国家主义实为权力恶和强权恶的放大器。
法国自完成君主集权、奠定国家认同之后，尤其是自路易十四统治起，直到一战结束，其历史，基本都见证了国家主义是如何放纵野性和杀伐、严重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宁的。至于德国的国家崇拜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更不必赘言。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历史学家阿克顿如是总结，“国家所从事的事业是最基本的犯罪行为——通过战争、司法审判或暗杀剥夺人类的生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不少人流行用“文化决定论”来解释国家崇拜所造成的严重负面效应，否定“国家本性恶”的深层脉动。惯常的推理是，西方文化崇尚进攻，而中国人由于文化因素，“自古爱好和平”，不搞侵略，不欺负弱小民族。其实，这一流行论调在伪造历史。唐朝早期，中国曾尝试建立全局性的军事帝国，帝国扩张之初就滋生了程咬金、薛仁贵们对西北游牧民族的种族灭绝，数十年后安史之乱造成全国减少三分之一，与此类行径不无因果关联。明朝对边疆民族的欺凌和屠杀似乎一直潜藏在水下，但李成梁军队屠灭努尔哈赤满门的故事却无法遮掩，它引发了满族在关外和入关后对汉人的疯狂杀戮、报复，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一个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幸的。
网络间对解放军屠灭越南游击战村庄的传说的津津乐道，2012年反日游行中波谲云诡、四处弥漫的打砸抢烧，都直接印证着强权崇拜的极端愚昧和丑陋。故大国崛起背后，国家主义的喧嚣将之带往危险的军国主义走向。在恐怖的核平衡时代，军国主义只有局部施展空间，但在其最终被内外合力掐灭前，却可能会给本国和周边各民族酿成不小的灾祸。对中国而言，若逆道而行，军国主义的可操作路径，无非是和俄罗斯、伊朗、北朝鲜这样的国度合作，与欧美玩争霸游戏，而后避实击虚，主要对弱国、弱小民族实施暴力欺凌，显示所谓的大国威仪和民族荣耀。对此，民间社会应保持高度警觉，我们有责任为了人类的长期和平，预防军国主义在中国兴起。充分发挥自由民主主义的道德力量，将促成一代风俗之变，熏陶出普遍的崇尚自由、弃绝野性、鄙视奴役的高尚心灵。最终靠确保法治和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彻底制衡潜藏的国家主义兽性和军国冲动。
5、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与中国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
宪政民主是迄今为止最优良的政治制度。但是，人性并非为制度而改变，而是被制度所约束。明智的阿克顿曾指出：“众所周知，民主也喜欢奴隶制、帝国主义、征服战争、宗教的不宽容、暴政、普遍的无知。”民主并没有彻底消除人性之恶，但是，它已展示出具有通过和平方式改进自身的道德和制度缺陷的自我更新能力。
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回撤的西方文明将主要冲击力转向内政，在普及选举和自由的同时，接纳平等理念、福利制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良治。冷战结束后，经过数个回合的调整，全球社会逐渐走向实力均衡。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基本融入了全球经贸体系，十年来经济总量实现了2倍以上的增长，这充分证明了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欧洲和美国对于中国人民的善意。一切旧式勾践—夫差式互相陷害的权略，和新的国际阴谋论，皆为强有力的事实吹得烟消云散。
曾经引起严重疑虑的美国，在近年来中国周边的钓鱼岛纷争、仁爱礁事件上，保持了可贵的中立，值得人们深思。然而，周边事态对于作为具有超级数量级潜能的中国，总是边缘问题。中国的核心需求，还是彻底融入开放文明、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全球经济文化共同体。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参与反恐、调控北朝鲜之类的不安分冲击等安全义务承载。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美国是我们融入全球共同体的第一道考题。抱有开放、理性胸襟的中国人，不仅需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科技，在目前，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和政治科学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它的三权分立架构，联邦制下的州国平衡，小政府，充分的宗教自由、社会自治、种族熔炉，崇尚劳动的健康福利制度，对于同为大国的中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以中国之大，内政是外力无法干预的。然而，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对中国国内的和平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构成了良好的、轻松的外部氛围。对于民间社会而言，所有的人权支持和道义声援，都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6、中国真正的危机存在于核心内部。
过去，我曾经以为，钓鱼岛之争、南海之争，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对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将构成重大困扰。难题可能导致转型路径扭曲。但是，十年来的形势演变，使我的思路发展了较大转变。
以中国反对力量自身过去十年无端的苦难遭遇，可以换位反推：在极权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周边世界、中国边疆民族，他们的处境、遭遇、感受、血泪，又将如何？
而在近年的各种内外纷争中，周边和边疆的参与要素，并非无节制和不可控制。真正表现出强烈的兽性的，反而是中国核心内部。
中国最大的转型难题，还是内部政治不文明，以及在长期内部政治不文明的大势下催生的普遍的丛林野性崇拜。官与官的内斗，官对民的内斗，以及极少数民间力量的内斗，所表现出的丛林野性、不择手段、无规则性，都潜存着巨大的、毁灭性的当量。他们引发的裂变危险，将远大于钓鱼岛、南海、台湾、西藏、新疆问题的风险。
假定人民总是正确的，人民主权是不受限制的，被压迫的反对运动天然具有政治正确性，都是违背自然的。一个明智的民主运动，需要对所有重大的人性恶，都做出深刻的反思和预先的规制。
2013年6月21日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