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涵】对“科学”精神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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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8月12日讯】什么是科学?科学意味着绝对正确吗?科学是一成不变的吗?科学的精髓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对客观真理的不断探索。人类探求知识的活动永无止境,人们的心胸也应该逐渐宽广起来,让思想的容量能够接纳更多、更接近真理的新的知识。真正的科学真理也必定会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出卓目的光芒。

引言

现代科学的发展,有效地加速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然而,究竟什么是科学呢?我们能否给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科学”的定义呢?

据考证,“科学”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其含义一般是指“学问”或“知识”。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说:“科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提示“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而论,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

1931年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和科学家亨利鲍尔(Henry Bauer)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经在1987《科学探索杂志》上发表“什么是科学”,对科学的定义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哲理的探讨。

“相对正确”和“永远正确”

19世纪中叶到结束之前,科学被公认的特点之一是其对知识的准确认知程度。哲学家、自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称号——曾经一致认为科学等同于“永远正确”的知识。然而这一立场现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回顾历史时往往发现昨天被据称是“永远正确”的科学已经被取代;而今天的科学知识虽然貌似合理,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今天的科学也会被发现其实还够不上称之为“科学”的份量。

这不仅仅是指随着被证明了的事实和被定义了的知识的不断积累,从而导致了理论上的变化。而更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原来发现的事实其实是不稳定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理论的变化而明显改变。

例如,人类对物质微观结构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1810年道尔顿原子论、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1911年卢瑟福发现原子核、1913年玻尔提出的原子模型、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到近代1964年盖尔曼发现夸克——这些关于原子和原子核的结构和性质的“事实”,几乎所有目前所发现的事实都没有成为“绝对正确的事实”,原来认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实体,实际上是发现可以再分的;甚至于它们的化学行为都一再的被再认识。究竟什么是有关基本粒子的事实可以视为是“永远正确”?永远不受未来的任何发现而改变?这的确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课题。

“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

人们通常会用这些词汇来描述科学方法:逻辑、理性、公正、严格、准确、有对照的实验、基于经验、可重复、可验证、仔细、一致、严谨等等。建立在直觉和个人经验基础上的发现通常遭到排斥。可是再想想科学家是如何描述那些最佳的成功科学案例:创新、原创、新的;大胆的、令人惊讶的、毋庸置疑的正确;优雅等等。那种优秀的工作是否真的来自于严格、准确、可重复的、仔细的研究呢?

有意思的是,纵观科学史上我们发现不乏靠直觉、灵感思维进行发明创造的例子,尤其是突破性重大发现往往与直觉思维的作用息息相关。

当牛顿坐在花园的苹果树下,一个苹果落到他的脚边时获得“万有引力”的启示。当阿基米德在洗澡时,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托起,因而产生“浮力定理”的灵感。化学家凯库勒就是在困倦欲睡时,看到围着火炉圆圆的火焰是一条蛇,上有六个鬼在跳舞,便领悟到苯环的分子结构。数学家彭加勒的科学发现活动也有类似的情况。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将他的科学创造活动中认识到科学发现总结为三个阶段:①最初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研究,直至不可能再进行下去;②一段时间的休息,然后继续恢复研究;③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答案的出现(直觉、灵感和顿悟)。

直觉、灵感和顿悟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性思想方式。直觉,是指人们对情况的一种突如其来的颖悟或理解,也就是人们在不自觉地想着某一题目时,虽不一定但却常常跃入意识的一种使问题得到澄清的思想。灵感和顿悟也是用来形容这种思维现象的。许多科学家认为,在科学发现的认识阶段,为了解决问题主要是使用直觉、灵感或顿悟去提出猜想的。直觉、灵感与顿悟是新思想产生的主要途径。

“客观”和“主观”

我们通常认为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是客观的,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是科学家在解读实验现象或观察记录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它既不是对自然界的纯粹客观的反映,也不是完全抛开研究对象,由科学家随意想像和编造出来的,而是在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

电子、X射线、放射性等这些科学发现是完全客观的吗?科学观察不是中性的,而是由科学家的理论背景决定的。在科学观察活动中,外部刺激与内部感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多元而复杂的,其中,科学家的理论背景与主观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说,“革命以前在科学界的鸭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或者说,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科学家对同样的观察现象作出的解释与理解就会不同,因而形成的科学发现也会不同。所以,科学发现不是对实验现象进行描述的结果,而是在理论指导下做出解释的产物。例如,在赫歇尔发现天王星之前,不少天文学家已经看到了这颗行星。但是,基于当时的认识,他们认为那是一颗恒星,而不是行星。

科学发现究竟是否客观?在神经生物学家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从输入动物、化学试剂、能量和信息,经过各种仪器和人员的组合,输出的是科学事实和科学论文,提出科学理论。实验室里的所有活动,例如,宰杀动物、仪器设备、合成试剂、分析化验、测量计算、写作讨论,都是为了作出科学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实验室里的研究对像、仪器、设备及科学家等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各个自然要素和社会因素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鲍尔提出,人们听到说科学方法,往往认为它会引导人们做出基于事实而推导出来的结论;也包括当证据是矛盾的时候,会抛弃原先的理论。但是有没有人这里、或在科学的领域里,敢于说自己没有抛开不适合研究目的的事实呢?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曾经作出可能误导人们的一些结论。波兰尼(Polanyi)在1967年曾有力地论证这些误导人们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精确的科学方法所不可避免。

“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

在医学研究中研究新药或疗法对病人的疗效是,通常要使用安慰剂作为对照组来作为判断新药或疗法的附加效应。

“安慰剂(Placebo,源于拉丁文“我会高兴”)效应”是指病人在使用无药性片剂(如糖片)后产生的良好感觉和治疗作用。而“反安慰剂(Nocebo,源于拉丁文“我会受伤”)效应”恰恰相反,因为消极的想法会对“被试者”产生不良影响。这些现象在医学界随处可见,往往被医生归结为“心理作用”。“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说明,病人的思想(精神)在其对于疾病和药物治疗的反应中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于在药物试验组中病人的思想也会影响其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所以无法将“安慰剂效应”和药物治疗的疗效分离开来。事实上,“安慰剂效应”在“替代疗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临床试验中只有考虑“反安慰剂效应”时,才能确定药物和任何施治方法的疗效。然而,在临床试验中应用“反安慰剂”测试肯定要受到伦理道德和合法性的冲击。这是因为有相当多的病变可能有“反安慰剂效应”的作用。

供职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健康与科学大学的贝丝达诺尔(Beth Darnall)博士、兼疼痛心理学家、研究员和麻醉与术前医学助理教授,敦促医学工作者们最大限度地扩大安慰剂效应对病人的作用:“安慰剂效应是最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的科学和医学领域。它曾经被认为与弱势有关,而我则把它与力量相关联——它可以说是人的大脑(意识)的(潜在)力量的完美体现。”

其它研究人员也表示:“现在是我们需要停止把人们的看法、感受、人们之间的交往等社会心理因素作为在医学科学中需要加以控制的变量的时候了,而恰恰相反,我们正需要把这些对临床试验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关键意义的因素纳入到临床研究和日常医疗、并且加以研究。”同样,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和生物伦理学部的卢阿纳科洛卡(Luana Colloca)医学博士和博士研究员陈述:“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如何与病人沟通、如何考虑对病人透露的信息,考虑反安慰剂效应(病人不相信治疗有效,可能会令病情恶化),可能会是成为临床治疗和改善预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和“科学迷信”

什么是科学精神?其具体内涵可概括为: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

当鲍尔刚刚开始从事化学博士后研究,碰巧遇到一位科学家对他说,科学的方法包括先使用假设、然后使用假设进行测试。让鲍尔震惊的是,其研究导师布鲁诺.布雷耶(Bruno Breyer)从来没有对他说过类似的东西。导师的风格是“让我们尝试这个,看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或者“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技术来看许多物质,一些有趣的事情会发生”。而他的导师有着非常可观的国际声誉,是电化学领域里一项重要技术的领军人物(布雷耶&鲍尔,1963)。

不同的学科的不同的人们对科学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在同一门学科,例如化学,也不是所有的化学家对什么是科学的概念有统一的认识。这是因为不同种类的化学家学习的是不同的东西,并且就是在同一个科学领域,认识到不同的重要的东西。因此,对于“科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有相当多的不同涵义。大部分意义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一个代表着宇宙的全部真相。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涵义如果被没有限定的情况下使用,可能是严重错误的、甚至是明显误导的。在实践中,这种类型的错误不停的在发生着。

哲学家明白,“事实”和科学理论不见得是一个含义。在历史的发展中,科学家和哲学家越来越各奔东西,彼此之间互相沟通和学习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作为科学家的行业整体而言,他们仍然相信,科学是真理的代名词——这被人文主义者和社会科学家们通常形容为“科学至上主义”(“科学迷信”)。某些科学家,通常忽视了许多他们预感会对另类理论有利的研究结果,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仍然大力捍卫自己的理论,甚至可以直观地跳到结论。

比如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谢赫特曼,在发现准晶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曾经饱受“主流科学”的打击,面对的是来自主流科学界、权威人物的质疑和嘲笑,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准晶体”违背科学界常识。“当我告诉人们,我发现了准晶体的时候,所有人都取笑我。”关键在于,谢赫特曼实验使用的是电子显微镜,而晶体学界的标准实验工具是更为精确的X射线,他们不太信任电子显微镜的结果。不能用X射线的原因是生长出来的晶体太小。一直到1987年终于有人生长出来足够大的准晶体,用X射线拍摄了更好的图像,科学家中的“主流”才接受了准晶的发现。这才是真正的转折点。等到人们在实验室中又发现各种别的准晶体,乃至于在自然界又发现天然准晶,准晶就已经是绝对的主流科学,谢赫特曼也开始能拿奖了。

再如在人们观念中认为不动、无感的植物,1966年由美国测谎专家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首先将测谎仪接在植物上,发现植物能对外来威胁快速反应,甚至还具有类似于人类的“情感”,可惜这项研究至今不被主流科学界所接纳。

鲍尔试图提出一个悖论:最好的科学(原创的、大胆、优雅)并不是严格遵守通常所描述的科学方法的产物,而如果固守通常所描述的科学方法(对照、可重复、可验证),通常只会产生平庸、毫无新意的结果。鲍尔相信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学会使用人类早期的原始科学、前科学中的精髓,我们一定会成功。

法轮大法与心身医学

法轮功(法轮大法)自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授以来,目前已经传播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1年来,法轮大法修炼者,通过修炼“真、善、忍”的准则来主动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获得了身心改善。由于群众反映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功效显着,1998年9月在国务院批示下,由具备不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广东省境内21个地级市约1.25万余名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男性27.9%,女性72.1%,50岁以上的占51.6%。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总人数的83.4%,通过2~3个月至2~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改观明显,祛病效果显着,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好转者20.4%,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7.9%。

法轮大法学员们修炼后身心健康水平改善效果十分显着,这一现象让专家感到惊奇。一些癌症、顽症、绝症或疑难病;或被医院判了“死刑”,或被权威专家下了“无法治愈”的定论,或必需依靠药物治疗才能维持症状稳定的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经医院复查,绝症消失,恢复了健康。这是通常医疗手段不可能做到的。许多学员在炼功前是有名的“药罐子”或“医院常客”,炼功期间他们能做到不需继续吃药和打针,而疾病不会加重与重发,反而身体状况越来越好,这其中既有正在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也有被医生告知“不能停药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这些现象若站在现代医学科学的角度上看是不可思议的。

法轮大法在19年的时间里,通过在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的亲身实践,通过大量的事实,雄辩的说明它对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巨大作用。如果把法轮功作为一个客观对像来客观、冷静的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时,虽然其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是至少从替代医学和心身医学的角度分析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原因:

首先法轮功十分注重对个人道德、性格、情绪的修养,要求人们时时处处修炼真、善、忍,使得人们消除原来的偏激的性格、情绪稳定、心胸开阔、积极向上。心身医学则认为,“病由心生,相由心造”,心理影响生理,这些良性的心理状态可以通过心理神经免疫学表明对身体起到良性的调节作用。

其次Hranicky博士和其他心身医学领域的人员的研究表明,虽然有许多疗法可以用来解决身体或心理情绪的健康问题,但是如果病人的“意识”在治疗过程中不改变,所取得的治疗成果通常不会持久。法轮修炼大法的修炼原则恰恰是首先要重视“修心性”、重“德”、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的原因,要修炼者从根本上来改变修炼者的“意识”和“心态”。而且其理论通俗易懂、也很适合于帮助人们改变“意识”,从而能够将心理情绪的行为习惯模式中的消极因素抑制住,并向积极的模式转化。

例如,从法轮功修炼的角度来看待疾病,会为了治病而治病,而是超越眼前的具体疾病,而从一种更深远的维度来看待它。修炼者认识到,疾病的根源都在自己的心性上。许多人修炼法轮大法,主动去掉各种执着心(名、利、情),改变了原先偏执的性格(孤傲、冷漠、好勇斗狠、暴躁自私)。他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贪不占、任劳任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能够处处为别人着想,做到宽容忍让,并且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成功化解了各种矛盾,达到了家庭、工作关系的和谐,自然而然的达到了身体的健康。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法轮大法修炼体系具有极其强大的、正能量场,而且能被人们所感知。Hranicky博士指出“当一定级别的健康、和谐的能量产生并影响了人体生物能量场时,就会引起人体病态能量场恢复到正常,这种能量场的正常化进而会引起物质实体的变化,如肿瘤的消失、往往是相当快速的。”

从1992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主流科学界、医学界人士通过客观数据和亲身体验,正在理性的认识到法轮功强大的祛病健身效果背后的科学机制。这一现象,本应足以引起科学界人士的关注、进一步对科学的范畴进行理性的探讨和深思。而在1999年,还有一些无视科学客观事实的科学政客、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抡起所谓的“科学”大棒来忽视、拒绝、或攻击强有力的客观事实,居然对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现象进行无理的诽谤、造谣、陷害和攻击,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在这些科学政客们的言论中的“科学”一词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纯洁、求真、求实的内涵,而变成抵制客观新生事物的强大的修辞性的战斗武器,被别有用心的人有意识的加以“误用”和“滥用”。

结语

尽管到目前为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对于“科学”尚无公认的统一定义,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我们总可以从中找寻到一些相似之处:对真理和客观规律的追求、理性和灵感并重、原创性、尊重事实、开放兼容等。

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和已经认识的世界是有限的,人类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起来、不断地探索、揭示真相,用新知替换旧知。即使一个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他所掌握的知识对整个真理的海洋而言,也只是沧海一粟。人类探求知识的活动永无止境,人们的心胸也应该逐渐宽广起来,让思想的容量能够接纳更多、更接近真理的新的知识。

我们相信,只要是真金就一定会发光,真正的科学事实或真理也必定会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出卓目的光芒。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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