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涵】對「科學」精神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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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08月12日訊】甚麼是科學?科學意味著絕對正確嗎?科學是一成不變的嗎?科學的精髓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對客觀真理的不斷探索。人類探求知識的活動永無止境,人們的心胸也應該逐漸寬廣起來,讓思想的容量能夠接納更多、更接近真理的新的知識。真正的科學真理也必定會經得住時間和歷史的檢驗,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出卓目的光芒。

引言

現代科學的發展,有效地加速了人類認識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進程。然而,究竟甚麼是科學呢?我們能否給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科學」的定義呢?

據考證,「科學」這個詞最早來源於拉丁語,其含義一般是指「學問」或「知識」。英國科學史家貝爾納說:「科學是人類智慧的最高成果。」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提示「對於科學,就我們的目的而論,不妨把它定義為『尋求我們感覺經驗之間規律性關係的有條理的思想』」。

1931年生於奧地利的化學家和科學家亨利鮑爾(Henry Bauer)是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名譽教授。他曾經在1987《科學探索雜誌》上發表「甚麼是科學」,對科學的定義進行理性的反思和哲理的探討。

「相對正確」和「永遠正確」

19世紀中葉到結束之前,科學被公認的特點之一是其對知識的準確認知程度。哲學家、自然哲學家、科學家——往往是同一個人的不同稱號——曾經一致認為科學等同於「永遠正確」的知識。然而這一立場現已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隨著科學的進步,人們回顧歷史時往往發現昨天被據稱是「永遠正確」的科學已經被取代;而今天的科學知識雖然貌似合理,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今天的科學也會被發現其實還夠不上稱之為「科學」的份量。

這不僅僅是指隨著被證明了的事實和被定義了的知識的不斷積累,從而導致了理論上的變化。而更可能是因為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從而導致了原來發現的事實其實是不穩定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理論的變化而明顯改變。

例如,人類對物質微觀結構的認識是不斷發展的。1810年道爾頓原子論、1897年湯姆遜發現電子、1911年盧瑟福發現原子核、1913年玻爾提出的原子模型、1932年查德威克發現中子,到近代1964年蓋爾曼發現夸克——這些關於原子和原子核的結構和性質的「事實」,幾乎所有目前所發現的事實都沒有成為「絕對正確的事實」,原來認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實體,實際上是發現可以再分的;甚至於它們的化學行為都一再的被再認識。究竟甚麼是有關基本粒子的事實可以視為是「永遠正確」?永遠不受未來的任何發現而改變?這的確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課題。

「直覺思維」和「邏輯思維」

人們通常會用這些詞彙來描述科學方法:邏輯、理性、公正、嚴格、準確、有對照的實驗、基於經驗、可重複、可驗證、仔細、一致、嚴謹等等。建立在直覺和個人經驗基礎上的發現通常遭到排斥。可是再想想科學家是如何描述那些最佳的成功科學案例:創新、原創、新的;大膽的、令人驚訝的、毋庸置疑的正確;優雅等等。那種優秀的工作是否真的來自於嚴格、準確、可重複的、仔細的研究呢?

有意思的是,縱觀科學史上我們發現不乏靠直覺、靈感思維進行發明創造的例子,尤其是突破性重大發現往往與直覺思維的作用息息相關。

當牛頓坐在花園的蘋果樹下,一個蘋果落到他的腳邊時獲得「萬有引力」的啟示。當阿基米德在洗澡時,看到水往外溢,同時感到身體被輕輕托起,因而產生「浮力定理」的靈感。化學家凱庫勒就是在睏倦欲睡時,看到圍著火爐圓圓的火焰是一條蛇,上有六個鬼在跳舞,便領悟到苯環的分子結構。數學家彭加勒的科學發現活動也有類似的情況。生理學家赫爾姆霍茨將他的科學創造活動中認識到科學發現總結為三個階段:①最初的一種持續不斷的研究,直至不可能再進行下去;②一段時間的休息,然後繼續恢復研究;③一個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答案的出現(直覺、靈感和頓悟)。

直覺、靈感和頓悟是一種重要的創造性思想方式。直覺,是指人們對情況的一種突如其來的穎悟或理解,也就是人們在不自覺地想著某一題目時,雖不一定但卻常常躍入意識的一種使問題得到澄清的思想。靈感和頓悟也是用來形容這種思維現象的。許多科學家認為,在科學發現的認識階段,為了解決問題主要是使用直覺、靈感或頓悟去提出猜想的。直覺、靈感與頓悟是新思想產生的主要途徑。

「客觀」和「主觀」

我們通常認為科學對世界的認識是客觀的,事實並非如此。科學發現是科學家在解讀實驗現象或觀察記錄的過程中發明出來的,它既不是對自然界的純粹客觀的反映,也不是完全拋開研究對象,由科學家隨意想像和編造出來的,而是在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礎上形成的。

電子、X射線、放射性等這些科學發現是完全客觀的嗎?科學觀察不是中性的,而是由科學家的理論背景決定的。在科學觀察活動中,外部刺激與內部感知之間的關係不是一一對應的,而是多元而複雜的,其中,科學家的理論背景與主觀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正如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說,「革命以前在科學界的鴨子,在革命之後成了兔子」。或者說,在不同的理論背景下,科學家對同樣的觀察現象作出的解釋與理解就會不同,因而形成的科學發現也會不同。所以,科學發現不是對實驗現象進行描述的結果,而是在理論指導下做出解釋的產物。例如,在赫歇爾發現天王星之前,不少天文學家已經看到了這顆行星。但是,基於當時的認識,他們認為那是一顆恆星,而不是行星。

科學發現究竟是否客觀?在神經生物學家的實驗室裡,科學家從輸入動物、化學試劑、能量和信息,經過各種儀器和人員的組合,輸出的是科學事實和科學論文,提出科學理論。實驗室裡的所有活動,例如,宰殺動物、儀器設備、合成試劑、分析化驗、測量計算、寫作討論,都是為了作出科學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實驗室裡的研究對像、儀器、設備及科學家等各個要素之間相互作用,各個自然要素和社會因素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鮑爾提出,人們聽到說科學方法,往往認為它會引導人們做出基於事實而推導出來的結論;也包括當證據是矛盾的時候,會拋棄原先的理論。但是有沒有人這裡、或在科學的領域裡,敢於說自己沒有拋開不適合研究目的的事實呢?我們或多或少的都曾經作出可能誤導人們的一些結論。波蘭尼(Polanyi)在1967年曾有力地論證這些誤導人們的結論,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精確的科學方法所不可避免。

「安慰劑效應」和「反安慰劑效應」

在醫學研究中研究新藥或療法對病人的療效是,通常要使用安慰劑作為對照組來作為判斷新藥或療法的附加效應。

「安慰劑(Placebo,源於拉丁文「我會高興」)效應」是指病人在使用無藥性片劑(如糖片)後產生的良好感覺和治療作用。而「反安慰劑(Nocebo,源於拉丁文「我會受傷」)效應」恰恰相反,因為消極的想法會對「被試者」產生不良影響。這些現象在醫學界隨處可見,往往被醫生歸結為「心理作用」。「安慰劑效應」和「反安慰劑效應」說明,病人的思想(精神)在其對於疾病和藥物治療的反應中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於在藥物試驗組中病人的思想也會影響其對藥物治療的反應,所以無法將「安慰劑效應」和藥物治療的療效分離開來。事實上,「安慰劑效應」在「替代療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臨床試驗中只有考慮「反安慰劑效應」時,才能確定藥物和任何施治方法的療效。然而,在臨床試驗中應用「反安慰劑」測試肯定要受到倫理道德和合法性的衝擊。這是因為有相當多的病變可能有「反安慰劑效應」的作用。

供職於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健康與科學大學的貝絲達諾爾(Beth Darnall)博士、兼疼痛心理學家、研究員和麻醉與術前醫學助理教授,敦促醫學工作者們最大限度地擴大安慰劑效應對病人的作用:「安慰劑效應是最沒有得到充分開發和利用的科學和醫學領域。它曾經被認為與弱勢有關,而我則把它與力量相關聯——它可以說是人的大腦(意識)的(潛在)力量的完美體現。」

其它研究人員也表示:「現在是我們需要停止把人們的看法、感受、人們之間的交往等社會心理因素作為在醫學科學中需要加以控制的變量的時候了,而恰恰相反,我們正需要把這些對臨床試驗的治療效果具有重要關鍵意義的因素納入到臨床研究和日常醫療、並且加以研究。」同樣,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補充和替代醫學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和生物倫理學部的盧阿納科洛卡(Luana Colloca)醫學博士和博士研究員陳述:「在日常臨床實踐中如何與病人溝通、如何考慮對病人透露的信息,考慮反安慰劑效應(病人不相信治療有效,可能會令病情惡化),可能會是成為臨床治療和改善預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科學精神」和「科學迷信」

甚麼是科學精神?其具體內涵可概括為:創新精神和實事求是。

當鮑爾剛剛開始從事化學博士後研究,碰巧遇到一位科學家對他說,科學的方法包括先使用假設、然後使用假設進行測試。讓鮑爾震驚的是,其研究導師布魯諾.佈雷耶(Bruno Breyer)從來沒有對他說過類似的東西。導師的風格是「讓我們嚐試這個,看看會有甚麼情況發生?」或者「如果我們通過這種技術來看許多物質,一些有趣的事情會發生」。而他的導師有著非常可觀的國際聲譽,是電化學領域裡一項重要技術的領軍人物(佈雷耶&鮑爾,1963)。

不同的學科的不同的人們對科學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在同一門學科,例如化學,也不是所有的化學家對甚麼是科學的概念有統一的認識。這是因為不同種類的化學家學習的是不同的東西,並且就是在同一個科學領域,認識到不同的重要的東西。因此,對於「科學」、「科學方法」和「科學知識」有相當多的不同涵義。大部份意義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沒有一個代表著宇宙的全部真相。最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涵義如果被沒有限定的情況下使用,可能是嚴重錯誤的、甚至是明顯誤導的。在實踐中,這種類型的錯誤不停的在發生著。

哲學家明白,「事實」和科學理論不見得是一個含義。在歷史的發展中,科學家和哲學家越來越各奔東西,彼此之間互相溝通和學習的機會越來越少。因此,作為科學家的行業整體而言,他們仍然相信,科學是真理的代名詞——這被人文主義者和社會科學家們通常形容為「科學至上主義」(「科學迷信」)。某些科學家,通常忽視了許多他們預感會對另類理論有利的研究結果,儘管缺乏足夠的證據、仍然大力捍衛自己的理論,甚至可以直觀地跳到結論。

比如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謝赫特曼,在發現准晶體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曾經飽受「主流科學」的打擊,面對的是來自主流科學界、權威人物的質疑和嘲笑,因為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准晶體」違背科學界常識。「當我告訴人們,我發現了准晶體的時候,所有人都取笑我。」關鍵在於,謝赫特曼實驗使用的是電子顯微鏡,而晶體學界的標準實驗工具是更為精確的X射線,他們不太信任電子顯微鏡的結果。不能用X射線的原因是生長出來的晶體太小。一直到1987年終於有人生長出來足夠大的准晶體,用X射線拍攝了更好的圖像,科學家中的「主流」才接受了准晶的發現。這才是真正的轉折點。等到人們在實驗室中又發現各種別的准晶體,乃至於在自然界又發現天然准晶,准晶就已經是絕對的主流科學,謝赫特曼也開始能拿獎了。

再如在人們觀念中認為不動、無感的植物,1966年由美國測謊專家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首先將測謊儀接在植物上,發現植物能對外來威脅快速反應,甚至還具有類似於人類的「情感」,可惜這項研究至今不被主流科學界所接納。

鮑爾試圖提出一個悖論:最好的科學(原創的、大膽、優雅)並不是嚴格遵守通常所描述的科學方法的產物,而如果固守通常所描述的科學方法(對照、可重複、可驗證),通常只會產生平庸、毫無新意的結果。鮑爾相信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學會使用人類早期的原始科學、前科學中的精髓,我們一定會成功。

法輪大法與心身醫學

法輪功(法輪大法)自從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傳授以來,目前已經傳播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21年來,法輪大法修煉者,通過修煉「真、善、忍」的準則來主動規範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獲得了身心改善。由於群眾反映法輪功在祛病健身方面功效顯著,1998年9月在國務院批示下,由具備不同專長的醫師、醫學教授等專家組成的調查小組對廣東省境內21個地級市約1.25萬餘名修煉法輪大法的學員身心健康狀況進行了表格抽樣調查。抽樣調查學員12,553人,男性27.9%,女性72.1%,50歲以上的占51.6%。患一種以上疾病的學員10,475人,占總人數的83.4%,通過2~3個月至2~3年不同時間的修煉,患病學員的身體狀況改觀明顯,祛病效果顯著,痊癒和基本康復率為77.5%,好轉者20.4%,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97.9%。

法輪大法學員們修煉後身心健康水平改善效果十分顯著,這一現象讓專家感到驚奇。一些癌症、頑症、絕症或疑難病;或被醫院判了「死刑」,或被權威專家下了「無法治癒」的定論,或必需依靠藥物治療才能維持症狀穩定的疾病,通過修煉法輪大法,經醫院複查,絕症消失,恢復了健康。這是通常醫療手段不可能做到的。許多學員在煉功前是有名的「藥罐子」或「醫院常客」,煉功期間他們能做到不需繼續吃藥和打針,而疾病不會加重與重發,反而身體狀況越來越好,這其中既有正在進行化療的腫瘤患者,也有被醫生告知「不能停藥治療」的糖尿病患者,這些現象若站在現代醫學科學的角度上看是不可思議的。

法輪大法在19年的時間裏,通過在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們的親身實踐,通過大量的事實,雄辯的說明它對促進人們身心健康的巨大作用。如果把法輪功作為一個客觀對像來客觀、冷靜的分析其背後的作用機制時,雖然其確切機制尚不清楚,但是至少從替代醫學和心身醫學的角度分析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原因:

首先法輪功十分注重對個人道德、性格、情緒的修養,要求人們時時處處修煉真、善、忍,使得人們消除原來的偏激的性格、情緒穩定、心胸開闊、積極向上。心身醫學則認為,「病由心生,相由心造」,心理影響生理,這些良性的心理狀態可以通過心理神經免疫學表明對身體起到良性的調節作用。

其次Hranicky博士和其他心身醫學領域的人員的研究表明,雖然有許多療法可以用來解決身體或心理情緒的健康問題,但是如果病人的「意識」在治療過程中不改變,所取得的治療成果通常不會持久。法輪修煉大法的修煉原則恰恰是首先要重視「修心性」、重「德」、無條件的向內找自己的原因,要修煉者從根本上來改變修煉者的「意識」和「心態」。而且其理論通俗易懂、也很適合於幫助人們改變「意識」,從而能夠將心理情緒的行為習慣模式中的消極因素抑制住,並向積極的模式轉化。

例如,從法輪功修煉的角度來看待疾病,會為了治病而治病,而是超越眼前的具體疾病,而從一種更深遠的維度來看待它。修煉者認識到,疾病的根源都在自己的心性上。許多人修煉法輪大法,主動去掉各種執著心(名、利、情),改變了原先偏執的性格(孤傲、冷漠、好勇鬥狠、暴躁自私)。他們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不貪不佔、任勞任怨;在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中能夠處處為別人著想,做到寬容忍讓,並且做到無條件的向內找自己的問題,成功化解了各種矛盾,達到了家庭、工作關係的和諧,自然而然的達到了身體的健康。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法輪大法修煉體系具有極其強大的、正能量場,而且能被人們所感知。Hranicky博士指出「當一定級別的健康、和諧的能量產生並影響了人體生物能量場時,就會引起人體病態能量場恢復到正常,這種能量場的正常化進而會引起物質實體的變化,如腫瘤的消失、往往是相當快速的。」

從1992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主流科學界、醫學界人士通過客觀數據和親身體驗,正在理性的認識到法輪功強大的祛病健身效果背後的科學機制。這一現象,本應足以引起科學界人士的關注、進一步對科學的範疇進行理性的探討和深思。而在1999年,還有一些無視科學客觀事實的科學政客、為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掄起所謂的「科學」大棒來忽視、拒絕、或攻擊強有力的客觀事實,居然對法輪功的祛病健身現象進行無理的誹謗、造謠、陷害和攻擊,對國家和社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在這些科學政客們的言論中的「科學」一詞已經失去了它原本純潔、求真、求實的內涵,而變成抵制客觀新生事物的強大的修辭性的戰鬥武器,被別有用心的人有意識的加以「誤用」和「濫用」。

結語

儘管到目前為止,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學者對於「科學」尚無公認的統一定義,對「科學」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我們總可以從中找尋到一些相似之處:對真理和客觀規律的追求、理性和靈感並重、原創性、尊重事實、開放兼容等。

人類已經掌握的知識和已經認識的世界是有限的,人類是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成長起來、不斷地探索、揭示真相,用新知替換舊知。即使一個學識淵博的科學家,他所掌握的知識對整個真理的海洋而言,也只是滄海一粟。人類探求知識的活動永無止境,人們的心胸也應該逐漸寬廣起來,讓思想的容量能夠接納更多、更接近真理的新的知識。

我們相信,只要是真金就一定會發光,真正的科學事實或真理也必定會經得住時間和歷史的檢驗,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出卓目的光芒。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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