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今日】9‧18事变 中共趁国难阻抗日分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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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9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张顿、李明综合报道)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嫁祸于东北军,然后发兵侵略中国,整个东三省至次年2月全部沦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寇侵华,中共趁国难,不顾民族危亡,分裂中国,破坏抗日,大力发展壮大,并造谣污蔑蒋介石不抗日。

中共听命苏联祸乱中华 日本觊觎入侵

日本入侵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共听命苏联祸乱中华,使中国内乱,让日本有机可乘。

1919年,孙中山在南方组建中国国民党。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出资在中国扶植中国共产党,以祸乱中华。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当时中共势弱,直到1925年1月中共党员只有994人,因而苏共指示中共“附体”国民党发展党员,窃机夺权。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

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在广州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两广为根据地誓师北伐统一中国。1928年12月29日,东北军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内战结束。至此中国才名义上统一,但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的军阀与中央政府之间依然存有矛盾,互相混战;另外中共建立的苏区也不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下。

在北伐期间,中共受苏共指令,一直从中阻挠破坏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大业,中共“附体”国民党,窃夺军权,煽动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蒋中正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并且组织农会,扩大工农运动迅速扩张了势力,阴谋发动暴动夺权。中共还在北伐军攻克的地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抢劫杀人。

1927年北伐途中,在中共和苏俄顾问的煽动下,汪精卫任主席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国军总司令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分裂(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撤销了蒋中正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将蒋中正降为国民党中央普通委员。

1927年3月21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发动了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3月24日,制造南京事件,策动潜伏在上海工会中的中共武装暴徒针对英美日领事馆及其侨属烧杀打劫等排外运动,英、美军舰被迫向南京城开炮,造成中国军民大量无辜死伤。

4月6日,奉系领导人张作霖突袭了北京苏联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党员,搜出大量证据,证实苏联全面指导颠覆中国的运动。

4月12日,蒋介石、白崇禧在上海清党救国,搜捕并处决潜伏在国军内部和上海工会的共产党员。同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了解苏联与中共合谋夺取政权的计划后,也宣布取缔中共。

中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即于8月1日策动北伐国军叛乱,发动南昌暴动。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12月11日,叶挺、叶剑英发动广州暴动,并成立广州苏维埃伪政府,投靠苏共分裂中国。

自1930年开始,国民革命军被迫抽调兵力先后发动对中共位于江西、湖南的控制区(苏区)进行围剿,前四次未能成功。以造成以后日本趁机入侵中国。

苏联践约拒还中东铁路权 中俄战争中方落败 促日本侵华

日本胆敢侵华的另一个原因,是“中东路事件”中苏发生战争,中方战败引起日本的轻视。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苏共出于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处境先后三次发表宣言,承诺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但是实际上苏联并不甘心就此吐出到嘴肥肉,一直采访不合作态度。

1927年10月中旬,苏联政府甚至准备秘密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让中国大惊。

1929年7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对苏联宣战,战争持续近5个月之久,最后以东北军惨败而告终。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日本对东北军的调动百般阻挠,不准中国军队经由其控制的南满铁路北运。驻扎在辽宁的日本关东军也蠢蠢欲动,想借中苏交战之机挑起事端,坐收独霸东北的渔翁之利。

中苏这场战争,让日本自此认为苏军“未来令人可畏”,其作战能力“不可低估”,而对东北军,则认为“简直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于两年后发动侵华战争。

就在中苏战事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苏联连续向中共发布了一系列要求中共颠覆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共中央即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祸乱中国。“中东路事件”事件后,苏共更是指令中共发动工人总罢工和进行武装暴动,让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中国造成内乱,给日本侵华制造条件。

日本关东军嫁祸入侵 东三省沦陷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东北军在基本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撤退。次日,日军占领沈阳,并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

1931年9月,战后成为一片废墟的东北军北大营。(网络图片)
1931年9月,战后成为一片废墟的东北军北大营。(网络图片)

至9月19日,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20日,长春沦陷;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整个东三省全部沦陷。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这一天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日本侵华早有预谋

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5公里,距柳条湖村500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300米。

花谷正是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3个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文献昭和史》中承认是日军在九‧一八夜晚以巡查铁路线为名,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企图嫁祸中国军队。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是日本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人称“少帅”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自己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网络图片)
人称“少帅”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自己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网络图片)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一直污蔑指责蒋介石迟迟不抗日,向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东北军才全线溃退,致使整个东北沦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对外采访时的言论与《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人们才方知中共只是为了煽动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反蒋,让国民政府与日本军打仗,两败俱伤,而中共却从中获渔翁之利。

张学良晚年在自述和多种场合均表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蒋介石中央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最有力的澄清。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在记录张学良自述历史的谈话记中显示,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当日,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蒋介石的日记也很好地证明在当时通讯设备有限的当时,蒋对“九‧一八”事变当晚并不知情。蒋19日中午得知消息,然而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已经下达了。沈阳在9月19日晨6时30分丢了,19日下午5时30分,长春也被日军占领。

中共趁国难破坏抗日 分裂中国

日本侵华,中共红军在山上刻卖国标语:“武装保卫苏联”。 (网络图片)
日本侵华,中共红军在山上刻卖国标语:“武装保卫苏联”。 (网络图片)

日寇侵华,中共趁国难分裂中国,破坏抗日,大力发展壮大,并企图推翻国民政府。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

9月26日,上海总商会会虞洽卿联合800多个团体,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万人“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中共发动党员群众冲击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破坏抗日救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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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仅2个月,中共就在同年11月建立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分裂中国,发行伪货币,图案是列宁。(网络图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仅2个月,中共就在同年11月建立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分裂中国,发行伪货币,图案是列宁。(网络图片)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2个月,11月7日~20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先于伪“满洲帝国”而制造“两个中国”。不仅如此,还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是彻头彻脑地分裂国家的行径,而且客观上起到了直接的配合日本侵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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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前线。粤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第78师师长区寿年三人均因此役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网络图片)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前线。粤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第78师师长区寿年三人均因此役荣获青天白日勋章。(网络图片)

1932年1月28日,当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粤系国军第19路军在上海与日军血战时,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地下党员混入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指挥权,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粤系国军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坚守上海,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八字桥6度易手,日军3次更换主帅。(网络图片)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粤系国军蔡廷锴第十九路军坚守上海,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八字桥6度易手,日军3次更换主帅。(网络图片)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民众悼念国军抗日英烈。(网络图片)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民众悼念国军抗日英烈。(网络图片)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3天,中共中央发表《宣言》称“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提出要“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污蔑粤系国军第19路军创办人陈铭枢上将、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锴是“假抗日,真出卖”,“投降帝国主义,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用士兵的血和我们革命群众头颅去实现自己的升官发财”,号召十九路军士兵起来“脱离长官的指挥”,组织士兵委员会夺取军队指挥权。

中日实力悬殊 蒋介石攘外安内 秘密备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日之战必不可免”,对如何抗日取胜做过深入思考。他深知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差极其悬殊,抗日卫国决不能单凭爱国热情和空喊口号。若无充分准备,一旦贸然开战,只要日军封锁长江和中国沿海一带,就有亡国危险。故此蒋介石说:“不可贸然而战”,并在日记中写道:“倭三日可亡我矣”。

为了争取时间备战,蒋介石一忍再忍,他提出“攘外安内”口号,并在暗中秘密备战。

9月22日,蒋介石于南京市党部说: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在蒋当月的日记中,多次提到“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他还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为遗嘱。”

在1932和1933年期间,蒋介石跟德国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有很多的讨论,决定中国抗战只能够打持久战。

据前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美国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介绍,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真正目的是要“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建立西南根据地,为持久抗战做战略准备。所以蒋介石在1934年第5次围剿朱毛红军时,并未把中共放在眼中,故意把红军留下一小股,把他们往云贵川赶,以图肃清西南各省的军阀势力。

蒋介石在1934年派遣孔祥熙跟德国签订了秘密协定,由德国为国民政府提供武器装备,建立兵工厂,并派军事顾问到中国帮助训练国军。蒋介石希望有五年或六年时间训练60个精锐师。同时,他推行了新生活运动,以教育掩护动员,实际上是要国人动员起来,精神上要准备抗日。

不幸的是,蒋介石的全盘秘密抗日计划被中共煽动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而破坏,全面抗日的时间表被迫提前,国民政府在抗战早期准备不足损失惨重,而中共也乘日本侵华的国难坐大,最终以谎言欺骗和暴力蚕食颠覆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


(视频:不朽的光荣——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 1945年8月,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历时14年艰苦卓绝浴血抗战,采用白崇禧上将率先提出的抗日持久战战略,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近代历史上最伟大与荣耀的时刻。)

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浴血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江西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蒋委员长号召全国军民:“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历经14年艰苦卓绝浴血抗战,发动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等10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 22次,血战台儿庄这样的重要战役1,127次,国军206位将军壮烈殉国(其中包括8名上将),陆军伤亡321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部打光,空军 4,321名飞行员牺牲,2,468架战机被击落,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蒋介石领导中国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巨大贡献,据有关资料记录:1937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三分之二以上。从 1931年到1945年,在中国战场上与日军进行的大小战斗16.5万余次,歼敌150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

在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却在延安搞整风,种鸦片。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共没有一个将军死在抗日战场。左权是病死的,也有资料揭露说是被中共自己人整死的。新四军彭雪枫是在偷袭国军的战斗中死亡的。

彭德怀“百团大战”遭40天批判

共产党自我吹嘘了半个世纪的抗战功绩,仅有平型关和百团大战。

中共一直把平型关战役吹得神乎其神。实际平型关战役的主力根本不是八路军而是国军刘茂恩将军率领的第15军,整个平型关战役是由刘茂恩将军亲自指挥的。中共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蔡家峪伏击半徒手小股辎重日军得手的小战”。

中共以前一直宣传说“平型关大捷歼敌一万多”,近年才悄悄改为一千多人;而日本军史记载,此战日军仅伤亡二百多人,损失运输车一百四十多辆。

彭德怀于1942年12月18日,在太行区营级及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也说: “关于群众游击战,是从平型关战斗之后,更加认识到其重要性。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活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1943年8月20日出版之党内秘密刊物 “真理”第十四期。)

而彭怀德组织的“百团大战”,实际上是扒铁路、炸碉堡的游击袭扰战,消灭不足上千日军。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说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共军实力,违背了中共当时制定的“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1937 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

据《聂荣臻回忆录》,毛泽东说,百团大战“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

中共“七大”前夕,1945年2至7月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彭德怀遭受了40天的批判,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说是“操娘40天”,可见对其刺激之深。

中共乘国难坐大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

日寇侵华,民族危难期间,中共在延安搞整风,种鸦片。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勾结日军,屡次偷袭抗日国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

毛泽东在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定调要“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秘密决定。

1972年,中共跟日本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则感谢日本侵华,并不要日本赔偿。毛泽东对田中角荣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明确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毛泽东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视频:《一寸河山一寸血》29 —— 历史的血迹:
抗战期间,国军坚持敌后游击战,毛泽东和中共表面上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抗日,背地里对日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日,乘民族危难发展壮大中共实力。)

(责任编辑:谢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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