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18日讯】我最喜欢讲的几个人
我教了几十年书，不管是老教材、新教材还是自编教材，最喜欢讲的就只有那几个人。我以为，如果没有他们，不仅我没有激情与灵感，没有思想与人格，而且中国文化黯淡无光，中国文明惨淡不堪，今天就不要谈“民族复兴”、吹什么“中国梦”。
第一个是屈原——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传统，为后世一切文人乃至政治家立起标杆。中国过去没得到、或得到、或许将会得到更多的诺贝尔奖，不管是那一类奖，如果没有民生的安康，什么奖都是放屁。
第二个是李白。他想做官，做了几天官，后来做不成了，就放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是矫情还是自诩，总之，他活出了潇洒。他的文才，有诗人可比；他的豪气，无匹夫能敌。单是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就使我泪水滂沱，“一河”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李白精神为源头，期“一条大河波浪宽”。
第三个是苏轼。
中国知识份子是世界上遭遇最悲惨，思想最痛苦的群体，其精神苦难史远远超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文字狱盛行的中国封建史上，苏轼因何而不死？不穷愁潦倒而自在自得？有人考证，宋朝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份子。这如果是真的，得益于君王的明智与仁慈。而我最佩服的是，苏轼的旷达胸襟，达人知世的睿智，达到了不以物困、不以己困的人生最高境界。不把富贵作为人生的价值，不把权力当做自己的生命。即之能成事，离之能做人。这就不简单啊。
毛泽东断言“如果鲁迅不死，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到监狱里还要说”。因此苏轼绝无可能活在毛泽东时代。有苏轼的知识份子群体，是高贵的。没有之，是丑陋的。
第四个是鲁迅。
鲁迅有一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叫任何执政者读来都会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世界上一切政权，如果把学生当做敌人而加以杀害，绝对没有好下场。如果不相信，那就继续看。
我一直以为教育就是培养公民的。公民就是权利。权利得到保障，人才有独立人格，才有人格尊严，才有思想力量。因此追求与拥有人权，才是人的标志。一切不以培养公民为目的的教育，都是功利的、伪善的甚至是反动的。那种把学生当做“家奴”来培养的教育，逆历史潮流而动，靠强大的国家权力来苟延残喘，而被浪费、摧残、牺牲的莘莘学子真的可怜啊。不少人出国读大学、工作与生活，证明了这一点。
我还喜欢讲，美国的马丁．路得金、印度的甘地、非洲的曼德拉。他们主张黑人解放，争取众生平等，提倡、和睦相处，但不宣传暴力，不大搞阶级斗争，不煽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一生致力于白人黑人平等，黑人拥有白人一样的权利的运动，经过他及其无数信任者、追求者的努力，他成功了。他们都有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使人民摆脱憎恨与仇杀的“邪路”，战胜贫困与疾病，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光明。任重道远，但已经被越来越多人认同与追求，那就是“普世价值”。
当初我学鲁迅文章确实不好懂，后来以事实观之，才觉鲁迅文章之深刻。今天的中国，比鲁迅立身的哪个时代好吗？除经济之外的诸多方面，我不恭维。批评政府的那些人，怎么样了，谁知道？有人写文章说想回到唐朝，宋朝，民国，即使做不成伟大的作家，但至少不会有写下文字招来“特务”的恐惧。
长春婴儿被盗车贼掐死、山西儿童疑挖去双眼、北京两岁婴儿被摔死、林州婴儿被一名员警摔成重伤，成都的孩子在家里被活活饿死。“救救孩子”的声音还能响亮起来吗？
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小学六年级学生的作文：“我希望老师像导游，而不像园丁，修剪掉我们不听话的枝丫，最终让我们长成了只会听话的植物。”
一切有骨气的中国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都喜欢讲，“虽不能至，心往矣”。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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