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巴斯特纳克对于人类的贡献，不只因为他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创作了一部媲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辉煌巨著；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长期沉默之后，在孤寂的暮年中，以犀利的笔，挟雷霆万钧之力，击破阴森的铁幕，戳穿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俄国御用文人的美丽谎言，使“社会主义天堂”从内部崩陷了一个严重缺口，流出了俄人四十余年来的郁积血泪，使自由世界的人们，清楚地窥见了陷身铁幕的俄人的阴森恐怖的“幸福生活”真相。而使赫鲁雪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手忙脚乱，语无伦次。初则动员苏俄党政御用舆论力量来围攻巴氏，以一切恶毒言词来抵毁他，用一切共产党人所惯用的“政治颜色”给他涂“花脸”；继之则誉之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一个杰出的翻译家”毛共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机构，一直在俄罗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计地搜罗‘东方叛徒’。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学才华，但是……他们所承认的，并且努力寻求和大力发掘的，只是俄罗斯作家中的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天才’，而于一九五八年，基于政治目的，把奖金授于了臭名昭著的叛徒，——反共小说《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巴斯特纳克。国际反动派并且由此掀起一个世界性的反苏反共的浪潮。”（注七）。
巴斯特纳克七十年的生命行程，跨越了沙俄时代和苏俄时代。对于苦难中的俄国两个时代的暴君之残忍与恶毒，他太熟识、太清楚了。他极端憎恨沙皇的专制，他曾衷心的欢迎“十月革命”，以为革命的暴风雨将为俄人冲洗一切苦难，带来自由、幸福。但不久，事实告诉他：“无产阶级专政”和沙皇的封建制度，形式虽异，本质则一，以暴易暴而已。俄国人民刚刚挣脱了旧的桎梏，却又套上了新的枷锁。因此，巴斯特纳克由怀疑“十月革命”而痛恨共产制度，而终于在二十余年的缄默中，观察、思考、孕育、创作，完成了不朽之作《日瓦哥医生》，以“日常现象来解释真理”（巴氏之语），在真理面前为俄国人民的旷古未有的苦难，做了公正的见证；在全人类面前，向历史提出对共产主义和赤色暴君的严正控词。
巴斯特纳克生前十分明白：赫鲁雪夫要填补这个由他一手炸开的“缺口”，有一天会要以他的生命和白骨为砖石的。然而，他无惧于此，他在忍受了长期的痛苦和沉重的抑郁之后，决心为真理牺牲，为信仰殉葬。他说：“我老了，最不幸的遭遇不过一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答西方记者）这是坚贞的殉道者受难前的豪语，也是使刽子手们为之胆寒的英雄气魄。
巴斯特纳克，使我们想起了“十月革命”时代最为列宁所器重的诗人玛雅可夫斯基．弗拉奇米尔．弗拉奇米罗维契（Mayakovskly Vladimir Vladimirovihc.1893-1930）和两度获得列宁勋章的名作家法捷耶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维契（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1901-1965）。他们对于苏俄的“十月革命”，都曾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才华、智慧，他们以诗人、作家的良知，愤恨沙皇的残暴，以豪壮的声音，颂扬革命，呼唤明天。但是，“十月革命”以后“解放”了的俄国人，饥寒交迫，甚于沙皇时代，史达林、托洛茨基、马林可夫、赫鲁雪夫、勃列日涅夫这些人的阴谋权术，争权夺利，较帝俄时代的贵族权臣之倾轧排挤，有过之而无不及。铁一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的“梦”，使他们感到受骗又骗人的痛苦与内疚，使他们看到自己用心血、智慧写成的作品，无一不变成空话谎言；使他们感到对于他们自己所深深挚爱的人民、国家，过去、现在、将来，实际上毫无贡献。生命的空虚，希望的幻灭，使他们失去了生存与创作的勇气与凭借。于是，他们举枪自杀，以死，弃绝他们恐怖、血腥的“社会主义祖国”；以死，弃绝他们失望的“共产主义天堂”；以死，弃绝暴君史达林和赫鲁雪夫。
巴斯特纳克呢？他不，他不像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一样无言而逝，他选择了战斗。他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爱心，奉献给他苦难的祖国和受迫害的同胞；他决心为真理，为正义，为人性的尊严，为崇高的理想——自由而牺牲。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行动的顺序早就计划和布置好了的。
因此，无法避免最后剧幕的下降。
我孤独地站在这里……
要生活到生命的尽头不是儿戏。
这首诗，是诗人生命的“宣言”。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氏的性格是如此的倔强。在他七十年的生命过程中，从不颂扬新旧时代的“伟大人物”，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的沉默，更完全表现了托尔斯泰所说的“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无抵抗地‘屈服’于强暴，但绝不承认强暴为合法”的高贵精神。这要不是有最倔强的性格，最坚韧的生命力是不能做到的。而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的向人类、向世界庄严地宣布：
“我确实相信，我已经以艺术家的身份作了见证，我已经写下了我亲身经历的时代。”
（待续）
注：
7. 苏俄文化部长称誉巴氏之语。出处五十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广播短评。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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