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端阳:红朝与《水浒》

文/秦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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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03月15日讯】中共的“两会”民间称“二会”,每年都会有一些天雷滚滚,很“二”的“提案”横空出世,给那些呵欠连连、鼾声阵阵的代表们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今年就有一位政协委员认为,“《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

在红朝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大概没有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能像《水浒》那样命运多舛。在需要时,捧到天上,不需要时,踩在地下。或捧、或批、或禁,只取决于领袖和党的需要。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到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时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这其中就有《水浒》。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对当年那个叛逆的湖南少年,估计没有多少吸引力,而啸聚山林、快意恩仇、杀人放火的梦想在毛家少爷的心里早已落地生根。

美国作家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写道:1919年春,就在北京的学生提出砸烂孔家店时,毛去了山东,游览了泰山和孟子的出生地后,又到了梁山,“就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这个经历在文革中由江青证实,应该是确有其事。按照毛当时的资历,想从当时图书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升到像陈独秀教授一样的月薪300大洋,是难上加难。1920年代的中国正是军阀割据、风起云涌的时代,像屡试不第的黄巢或丢掉驿站饭碗的李自成一样,不甘居人下的毛泽东同样摸到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命门:只有举旗造反,才有出头之日。虽然毛当年在考察宋江的“革命”道路时,八百里梁山水泊早已是沧海桑田,但占山为王是毛挥之不去的梁山梦。八年后梦想终于成真,并按照《水浒》中“火拼王伦”的故事,在井冈山重新演出了“火拼王佐”等人的戏码。

40年代初期,毛在延安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后来毛反复讲“《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水浒》被毛上升到极高的政治高度,他自己也俨然是梁山好汉的化身。毛虽然也短暂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招安,但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杀去南京,夺了鸟位”才是目的。“干爹”斯大林的劝阻,都动摇不了打过长江的决心。

下山摘了桃子的“伟大的舵手”,这时看《水浒》的角度也完全变了。再也不提革中央政府的命,现在要革的是“众头领”的命。毛不仅从《红楼梦》看出“阶级斗争,出了好几十条人命”,还先后从《水浒》里看出了“路线斗争”和“修正主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突然开展“反右倾运动”,彭德怀等人被打倒。但是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和基层干部的指责,毛若有所指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很显然,“伟大的统帅”需要像李逵一样头脑简单、忠贞不二的打手为自己保驾护航。这时也喜欢看《水浒》、病怏怏的林彪跳了出来当起了“李逵”。

但随着“林版李逵”折戟沉沙,“走资派”邓小平复出,邓、周合流,有部分否定“文革”的苗头后,毛又打起了《水浒》的主意。1975年8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报纸上刊出了毛的“语录”:“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江青更是直接捅破窗户纸,“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水浒》被当成了影射政治对手的暗箭。

随着“红太阳”的陨落和“文革”的破产,《水浒》也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但随着江泽民的“腐败治国”,《水浒》的“诲淫”功能被故意放大,各路美女纷纷以扮演“潘金莲”、“潘巧云”为荣。另一方面,中共干部自由落体式的腐败堕落,几乎各个机构都充满了“高俅、童贯、蔡京”式的干部,所以现在担心《水浒》的“诲盗”作用,害怕人民起来反抗,催生出新时代的“晁盖”、“宋江”也就不足为怪了。

《水浒》在明初成书后,故事在民间说书和戏文中得到了广泛流传,到明末崇祯时期,在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水浒》被严厉禁止,但还是没能逃脱覆亡的命运。《水浒》现时的遭遇,也昭示着中共正在走向同样的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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