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6月04日讯】“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抗争中，全国数十上百个大中城市里，学生民众向着参政公民主体投射出的理想主义，激发出罕见的高度自律和遍及社会的关爱与同情，最终凝聚在只身对抗坦克车队和数以千计奔波救治陌生人的影像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象征人类精神力量的重要标识。”
去年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抗争二十五周年，适逢台湾和香港先后发生震荡社会的太阳花学运和要求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令人再次体认到秉持理想的青年学生在维护社会基本信念方面的重要角色。在政治算计和经济利益大行其道的现实生活里，人们不自觉地长期压抑了自己对社会共同价值理想的认可与追求。日常生活中的不满与疑虑，无从得到形而上表述，遂累积成无处不在却又漶漫于无形的无力感、焦虑感，甚或暴戾之气。因此，无论具体成因为何，不期而然爆发的学生运动，总能为人们的社会想像注入正面的理想主义精神，成为全社会倾力支持的焦点。这也正是二十六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情况。由于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离世，引发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抗争。全国数十上百个大中城市里，学生民众向着参政公民主体投射出的理想主义，激发出罕见的高度自律和遍及社会的关爱与同情，最终凝聚在只身对抗坦克车队和数以千计奔波救治陌生人的影像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象征人类精神力量的重要标识。
天安门抗争的民主因素
大规模学生运动内在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学运在历史节点的敏锐先锋角色，并不仅仅存在于相对抽像的意义层面。事实上，一九八九年延续近两个月的学运，在具体实践层面也始终受制于不同形态的“民主”概念，在看似纷繁杂乱的表象下，体现出社会思想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可惜的是，二十五年来，公众舆论对政府的谴责渐渐由简单到疲倦，对学生的指摘却固执持续，而且越来越广泛地被境内公众接受，似乎当年惨烈抗争遭致镇压的结局，主要责任在学生而非政府。这是极为扭曲的犬儒式理解，只会为政府提供不需为六四镇压辩护的舆论场域，令政府享有更为便利的管控借口，并导致今日更为恶劣的思想文化环境。学生和公民合法抗争的权利，包括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等各种方式，是现代公民政治题中必有之义，必须在中国大陆语境中得到正名。反之，政府以“维稳”名义动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抗争民众，则是盗取滥用公共授权的犯罪（笔者《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立场──纪念八九民运十二周年》一文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讨论）。
有批评者指责学生本身就不懂民主，在组织内部实施独裁。并想像说如果学生当权，将比中共统治更糟糕。且不说这种论调根本混淆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民众参政权并不能等同于试图推翻既有当权者来取而代之。更重要的，这是对当年历史现象的错误理解（如果不是刻意歪曲的话）。考虑到当时各种因素，例如，中共建国四十年来对民间组织的严密控制和打击，一九八九年学生自治组织公开成立的仓促，抗争期间无时无刻不在升高的各种政治压力等等，完全可以说，当时学生群体内部对民主因素的运用和依赖，已经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从胡耀邦逝世开始，北京各高校学生就急于形成组织，以便集体行动有所依托。这种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上的需求，一直延续到六月四日凌晨。广场学生最后撤离之前，封从德还要主持一次形式上的“口头投票”，为决定撤离获取民意正当性。可以看出，“投票”或者说“多数决”在内部意见分歧时始终具有重要作用。
从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到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正式宣布成立，北京重点高校响应追悼会之后出现的全市罢课呼声，多半都成立了校园内临时自治会或筹委会，以区别于官方学生会，组织抗议活动。此后为保证有效成果而建立的对话团，虽然没有明确要求如何推举人选，但北京大学（北大）和其他一些院校仍然启用了某些“竞选”和投票机制。即使是脱离北高联组织、以个人名义发起的绝食，当自愿参加者人数从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时，发起者也立即诉诸组织形式，在成立绝食团指挥部的同时，建立起绝食者内部以学校为单位的代表会议，对有关绝食期限或转移场地等动议付诸表决。由于绝食发起当天晚上，统战部长阎明复就联络安排了与学生的对话，北高联当时采取了尊重绝食者个人意愿并提供一切可能支持的态度，在组织上与绝食者做出区分，结果，此后再无缘参与任何绝食团的表决程序。不过，在五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日凌晨的绝食期间，北高联和绝食团基本处于平行状态，后者比较单纯地保证绝食场地内的秩序，前者则承担起协调（并非指挥）每日上百万人次前来广场的烦杂重务，双方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安无事。（对话团活动在此期间遭中途叫停，具体情况有待另文分析）
绝食结束时，正是戒严第一天。身体虚弱的绝食者大多不再出面（事实上坚持多日的声援和纠察队同学同样虚弱），但被激怒的北京市民却几乎是倾城出动。通向广场的主要路口人山人海，阻挡可能进城的军队。那时还非常少见的直升飞机向广场散发传单，激发起更多聚集在广场上的抗议者。在并无心理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北高联成为事实上的广场指挥中心。在疲于应对之中，北高联（由我本人主持）曾召集北京四十余所高校代表在纪念碑西侧开会。可以说，这类举措等于公开承认北高联并没有坚持广场抗争的意图和目标，也直接刺激了不愿立即结束广场抗争的“外高联”（外地赴京高校学生联合会？）的成立。戒严第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间，休整后重返广场的前绝食团指挥部成员，召集“广场各校”代表开会，人员远多于上述北京高校代表，遂高票决议要求北高联将指挥权暂时移交“广场临时指挥部”，回校进行“四十八小时”整顿。这应是那一年整个抗争过程中第一次出现“广场指挥部”的名义。【注】
这几天的变动，可以视为因绝食结束而凸显出广场领导权正当性的真空期。耐人寻味的是，“表决”成为当时争夺并确立正当性的法宝。无论当时在策略态度上多么激烈的学生，不管是柴玲、李彔，还是封从德、张伯笠，都没有说过，“我以个人名义，
⋯⋯”。所有人都在试图证明，自己的立场获得了多数群众代表的支持，因此有无可辩驳的优先权。只不过，这里存在着代表基数上“广场各校”和“北京高校”的区别，双方出现潜在对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北高联从没有公开否认过“广场各校”参与行动决策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当时也没有发生以“广场各校”名义明确否决北高联代表性或领导地位的情况。上述几位学生带头要求高联整顿的借口，是广场管理混乱。显然，在积极使用表
决机制的同时，这几位也需要抓住最容易获取赞同的理由来争得多数支持。
广场营地会议的恶质民主
如果说绝食结束和戒严开始的关键几天，暴露出北高联特别是我本人对全民抗争缺乏认识和准备，甚至在意识到运动的全民性质时，仍固执坚守校园基础的狭义学运，那么，紧接着的变化则暴露出知识界完全无视这些至关重要的“民主”游戏在广场上已经有所表现。王军涛去年评论香港争取真普选抗争时说，八九年的情况是“谁能往前冲，谁就能成为运动的领导。如果你不冲，你很快就被边缘化”（类似看法也见于社会学学者赵鼎新研究天安门抗争的专著）。然而，绝食结束时波澜不惊，已经表明这种说法有简单化嫌疑。实际情况毋宁是王军涛和他知识界的朋友们当时已经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没有看到学生们在运动中多方利用“民主”规则的关键作用。结果，他和他的朋友们最终竟被别人利用“民主”游戏排斥并边缘化。
五月二十三日，知识界牵头成立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首联）在北高联回校的同一天，在自身缺乏代表性基础的情况下，自行授权成立了取代临时指挥部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广场指挥部）。五月二十四日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时，新指定的总指挥柴玲领头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的广场不可丢”。一方面，誓师达到重振士气并明确领导架构的目的，有效整顿了此前已开始陷入混乱的广场秩序。但另一方面，多位参与其事者后来回忆说，首联的目标始终是要将学生带离广场，只是因为柴玲李彔两人变卦，才使得本已取得共识、要在一周后五月三十日撤离的计划流产。且不说这里存在着动机与手段的分裂（让抗议者坚持期望与广场共存亡，还是通过庆典仪式让他们接受领导权并盲从撤离？），也不说还存在着回避直接面对群众的责任伦理问题（为什么让柴玲个人承担面对公众宣布策略立场大变卦的责任？），问题是柴玲李彔等人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否决首联开会通过的决定。改变立场时，他们很清醒地搬出了“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作为坚强后盾。这个从原来“广场各校”现场会议脱胎而来的新机构，为他们提供了具备“民意”的正当性掩体，令首联诸君只能暗地切齿，无法公开谴责。如果今天还看不清这一点，只能说我们的自我反思还差得太远。
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从北高联到首联，其实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柴玲、李彔等人借助营地联席会议改变他们曾在其他场合接受的、本应具有协议效力的决定。问题在于，我们当时都未能紧紧抓住问题的根源。为了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有必要明确，这个营地联席会议实际上只具备虚假的“民主”表象，并以这个虚假表象劫持了基于多元民意的高校“民主”幼芽。
首先，所谓“广场各校”代表，并不能代表各自的学校。当然，假设某校只有少数学生愿意出头参加抗议，跨校学生自治组织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即使如此，营地联席会议的代表仍有与本校环境割裂的问题，以致无法被视作其本校的少数。当这个机构声称每晚有数百名各校代表参与决策性会议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地进京学生，其代表性的不可靠更为明显（我本人参加五月二十二日和六月一日两次夜间营地会议，观察到的参加者人数最多一百人上下，至少这两天里并没有指挥部人士所声称的两三百人的情况）。结果，当六月一日清晨发生绑架柴玲封从德事件后，经香港人士从中斡旋，指挥部四位总指挥副总指挥与北高联代表郑旭光、王丹，以及我本人，于当天晚上举行联合记者会，目的是对外展现学生内部的团结统一。换言之，当内部分裂的传言高涨时，外地学生代表从来没有被邀请加入共同重建公共形象的努力（李彔是极为个别的特例），从反面证明这个营地会议民主代表性的虚妄。在北高联方面，如果当时没有在回校整顿期间明确要求各常委院校必须在本校重新认定常委代表个人资格，则指挥部也不会想到要借助我这个想必已经被彻底边缘化的温和派来重建正当性（王丹没有参加高联整顿，亦属极为个别的特例）。同时也必须承认，这次北高联参与共同露面，不过是与首联一样的昙花一现。内部统一的形象保证了香港方面继续财物支援，指挥部就开始再次消极抵制广场上的合作，特别是排斥北高联参与介入营地会议等决策程序。
其次，营地会议议程内容本身，也暴露出其“民主”性质的不足甚或虚假。据李彔回忆，最后一周时间里，撤不撤几乎是每晚会议的唯一议题。讨论局限在可能的行动方案，而结论总是通过表决再次确认不必改变占领现状。这种议程缺乏不同立场的政治表达和辩论，将“民主”程序的工具本质推向极致。由于搁置了目前行动方案以外有关长期目标的辩论，营地会议限制并剥离了表决者与现实政治生活的直接联系。其中隐含了对大多是外地学生参与者的不信任，进一步削弱了营地会议及其表决机器的代表性。（封从德声称曾有过长达两三个小时、数百人出席的半夜会议激辩，迄今并未见到任何旁证，令人难以确信其真实性。毕竟所有人都已十分疲倦，对时间的感觉和后来的记忆极有可能出现误差。）
最重要的是，营地会议完全没有相对于指挥部的独立性，反而成了指挥部成员拒绝外界要求政治讨论的挡箭牌。这是为什么那些在政治上对指挥部言行提出质疑的人，总是找不到辩论对象的根本原因。指挥部的中心人物，当时就不注意政治辩论；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在政治上积极回应批评意见这方面，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改善。批评当年知识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民主”因素，也必须认清这个“民主”因素的恶质一面。
记忆者需承担责任伦理
去年纪念六四，境外媒体格外重视，当事人也因此获得不少言说机会。在谴责屠杀并支持“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要求的同时，也有对当年情况的回忆重述。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当事人的说法极不慎重、不负责。这里仅略举一二，以作澄清。笔者对本人言论负责，竭诚欢迎有不同记忆者回应。
首先，关于抗议者对西方国家介入的想像，绝对不是当时的主流。例如，导致高联绝食结束后回校整顿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吾尔开希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广场广播站呼吁学生撤离，并在答问时说应该撤到使馆区，当即惹起不满喧哗。即，虽然学生呼吁国际关注，但他们当时也有强烈的民族自信，拒绝相信示威群众只能求助于西方政府。去年六四前夕美国国务院举行纪念仪式时，当事人代表却在英文演说中声称天安门学生在屠杀迫近时极度渴望美国的援助。这是公开臆造，也是公开侮辱天安门抗争者以及今日仍在坚持的难属群体。
其次，学生组织的财务与“贪污”可能，并不足以构成对学运的指控。例如，查当时港台媒体报导记载，六月一日绑架事件内部争议的起因，是怀疑指挥部人员财务不清，捐款自肥。当时以及其后最初几年里，包括张伯笠回忆录为绝食团指挥部每人分发一千元人民币保命费辩护在内，几位当事人都没有提到过那时曾有“每天清账”和“财务公开”。这个“财务公开”的说法，出现甚晚，但其实和保命费一样，并无他人追究。去年却出现当事人封从德著文指责北高联有贪污嫌疑。且不说北高联负责财务和受人之托保管现钞捐款的两位外界不知名同学后来都为此付出坐牢受迫害的代价（现钞被警察起底），只说该作者本人当年财务记录尚有疑云，在政府坚持拒绝认罪二十六年的时候，在大多数流亡同仁都曾度过经济艰困时期的事实面前，这种指责及其用意，令人无法接受。
再者，封从德去年文章主题，其实是指责首联要为学生最后没有撤出广场负责，认为首联鼓励学生中的个人野心倾向，造成撤离困难。二十五年来，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已经相当丰富；当时大批港台记者在京，两地媒体逐日报导如今也还能查得到。所有证据都指向首联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后失去直接影响力的事实。该作者是否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五月二十八日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学生仍然没有能够撤离广场，直到六月四日凌晨该作者才主持最后一次依声音大小判断的撤离决定？笔者上文重点梳理当时学生群体当中事态发展的内在逻辑，目的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所得结论却与封文完全相反。如果反思只是流于在扭曲史实基础上指责同受迫害的当事人，那和直接帮助刽子手粉饰罪恶，恐怕已经相去不是太远了。
纪念六四，为受难者发声
中共当局拒绝还权于民，以正规军坦克机枪杀伤进行政治抗争的民众，导致当时参与决策的领导人个个都急于洗刷自己的责任。二十六年之后，新一代中共领导，不愿继续背负这个包袱，在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拒绝与驻港解放军部队联谊之际，通过其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试图为六四屠城提出新的官方解读。但镇压带来的社会分裂影响长远。这个分裂并非如某些人士所想像，仅仅存在于少数流亡者和中共高层官员之间，只要这些人能采纳“和解”就可以解决。社会已处于深层断裂，今天官场普遍腐败、而民众却难以保障最基本的法律救助，就是最明显的病征。这个断裂，只有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得到尊重和补偿的时候，才会有弥合的希望。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六四的枪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当年为了追随理想主义而奋斗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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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张伯笠在《逃离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多有误记。他以为戒严前三天我们已设立“广场临时指挥部”。事实上，那几天只有纠察队或组织广场活动的“总指挥”，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高联的“指挥部”。而且，这天半夜的会议并非如他所说由高联召集。当时高联常委郑旭光等人也在广场，但只有秘书长王志新和我两人与会。此外，这次产生的临时指挥部，并没有指定“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只是资格平等的七位成员。我本人是在第二天清晨正式辞职，返回北大主持高联整顿，并非当场谢绝任命。同时，张着说高联从这天开始才执行常委轮值也是错误的。院校常委制和主席由院校常委轮值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就确立了。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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