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1月18日讯】魔鬼没有脸。魔鬼也不要脸。魔鬼的嘴很大很大，下嘴唇在地上，上嘴唇在天上，用暴力和谎言编织了一个世界。我们都长期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就更看不清魔鬼的嘴脸了。好在，我们知道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和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文艺戏曲等等，都是它的喉舌。所以，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试着描述一下魔鬼的嘴脸。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条目下，这样写道：“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指导思想上从全党整风转向反击右派—一场波及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速地开展起来了。”“到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被划为右派的有55万多人。”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一）导致轻率地改变“八大”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二）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关系；（三）使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内作风的进程遭到中断。”
中共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
大家看清楚了，中共的“嘴”说：反右派斗争，确实是右派借中共整风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被迫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错误是扩大化了，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就是说，中共吃人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吃的太多了，有点消化不良，有点“严重后果”或“不幸的后果”。
一、是扩大化了55万人，317万人，461万人，还是511万人？是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78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全国确实划错的右派分子552877人，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也就是说，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扩大化了55万多人，99.98%都是扩大化的。
另据郭道晖先生（1948年加入共产党）的文章《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刊登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上。文章说：“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二者合计是461万人。
再据李锐老先生（毛泽东秘书，1937年5月加入共产党）的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登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上。文章说：“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再加上这50万人，就是511万人。
以上两条转引自闫桂勋先生的文章《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闫桂勋说：“当时划右派317万多人，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其中有的死在农场、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枪毙、有的自杀、有的病死、有的饿死。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劳教农场，如黑龙江北大荒的劳教农场，甘肃酒泉夹边沟的劳教农场等等。”
夹边沟，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像的“右派”苦难史。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迁到高台明水农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大家看清楚了：中共为了反击96个右派，扩大化到55万人，317万人，461万人，511万人，还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而不是说自己错了；中共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而不是给这55万人，317万人，461万人，511万人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不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在20年间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现在知道魔鬼长什么样了吗？
二、是中共“被迫反击”还是蓄意迫害？
李锐讲述《毛泽东为何要发起反右派斗争》，人民网[微博]李锐2013-03-05 01:54，为我们作了详细的说明。李锐写道：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就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被列为“臭老九”了！
李锐说：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三、是“猖狂进攻”还是“设计陷害”？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有人列举了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之后，这些知识份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邓力群自述：1915—1974》中，“左王”邓力群这样记述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党中央、毛主席当时担心的不是人家进攻，而是人家不讲话。所以，毛主席本人一路上动员，要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又鸣又放—面对这些蛇出洞，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是让他们出来，让他们讲话，会上讲，报上登。特别有一条，凡是骂共产党的话，都不扣住，在报纸上发表。很多报纸都如此。《人民日报》对这条想不通，毛主席派胡乔木去整顿。我那时看这些东西，越看越生气，希望党中央赶快下命令进行反击。这种情绪，在党内，在工农群众中，是普遍存在的。
等到6月8日《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一发表，全国就很自然地形成反右派斗争的热潮。毛主席采取的办法是，凡是反对共产党的话，不要替他保密，公之于众，让群众来辨别。应该讲，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2015年12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
大家看清楚了：明明是请知识分子提意见和建议，提的也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李锐语），却说是“猖狂进攻”。明明是“引蛇出洞”，蓄意迫害，却能蒙骗天下人，说中共是被迫反击。
现在知道魔鬼长什么样了吗？
四、是扩大化了还是缩小化了？
下文转自冯锡刚先生的文章《毛泽东为焚书坑儒辩护：我们超过秦始皇百倍》，2012-10-25 光明网
1966年4月，正是“文革”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暮春时节，毛泽东读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4月12日编印的《文电摘要》上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于14日挥笔写了一则长达七百余字的批语，愤懑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
批语的结论是：“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不知何故，批语并未下达。是激情过后的再行斟酌，抑或另有更紧要的举措而无暇顾及？毛泽东在4月14日这天第三次书写《焚书坑》的同时，还写下许多关乎大局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即后来经毛多次修改和增写大段文字的《五一六通知》的初稿）的批语和修改，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也许是巧合，正是4月14日这天，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议上即席发表讲话，称自己几十年来所写的几百万字的著作没有一点价值，要全部把它烧掉。
“文革”的烈火烧起来了，它毁灭了多少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
反右派之后，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破除迷信的讲话。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似有异议。毛泽东当着一二千与会代表的面发表了这样一番高论：“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文革”之后，毛泽东死了。如果他还活着，也一定会发表这样一番高论：秦始皇算什么？他才烧了几本书，我们超过秦始皇一万倍。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光烧书行吗？骂我们是独裁者，
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在毛泽东和中共眼里，“反右”从来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从来就是不彻底的问题。到后来，极左的刘少奇、邓小平都成了走资派，极左的林彪都要投靠修正主义的苏联，只有“红卫兵”紧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也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大风大浪里茁壮成长。直到现在，中共和“红卫兵”依然坚持着这条路线。维权律师讲《宪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法制，依然是要推翻共产党，依然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依然会被关进监狱劳动改造。
为什么在毛泽东和中共眼里，“反右”从来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从来就是不彻底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和中共反对的是“知识”而不是知识分子，是打倒一切知识和一切文化，才能把“党文化”建立起来。因为毛泽东和中共反对的是“人性”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是消灭古今中外的一切人性，才能把“党性”建立起来。之后，中国人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就只能一边遭受着毛泽东和中共的迫害，一边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了。直到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死了的时侯，一个是人民的好总理，一个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如果不是魔主席、魔总理，怎么能把人–从肉体到思想、到情感、到灵魂，残害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共产邪灵即魔鬼本身，怎么能把人残害到感恩戴德的程度？
毛泽东和中共是为了消灭人性和文化，农民和中国人却认为是要消灭地主，等到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时，再讲“耕者有其田”，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毛泽东和中共是为了消灭人性和文化，工人和中国人却认为是要消灭资本家，等到国有企业建立之后，再讲“按劳分配”，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了。毛泽东和中共是为了消灭人性和文化，知识分子和中国人却认为是要消灭和尚、道士和乡绅，等到反右派残害死大批知识分子时，再讲“独立之精神”，就是大右派了。毛泽东和中共是为了消灭人性和文化，党员干部和中国人却认为是要消灭右派，等到“文革”迫害死–至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时，再讲“我不反党”就是“死不认罪”，而被逼承认“我反党”就是“供认不讳”了。毛泽东和中共是为了消灭人性和文化，红卫兵和中国人却认为是要消灭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到红卫兵全都被抛弃的时候，等到毛泽东死了，中共要灭亡的时候了，红卫兵和中国人还在质疑：“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
现在知道魔鬼长什么样了吗？魔鬼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识分子，也不代表党员干部。魔鬼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也不是极左派，更不是中间派。魔鬼是“邪”灵。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它的样子，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却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存在。
下面，请允许我把《从三年大饥荒真相看中共的魔鬼嘴脸》中的几段话转录如下：
地主与贫下中农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中共先残害地主后残害贫下中农，就是要在残害中国人生命的同时残害中国人的灵魂。右派知识分子与左派知识分子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中共先残害右派后残害左派、走资派、牛鬼蛇神，就是要在残害中国人生命的同时残害中国人的灵魂。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中共先残害有神论后残害无神论，让唯物论者再也不敢用物质、用事实决定自己的意识，让思想这个大脑的属性，再也不是自己大脑的属性，就是要在残害中国人生命的同时残害中国人的灵魂。
中共邪灵在意的根本不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不是有神论和无神论，而是为了让“有魔论”成为盲点，让共产邪灵隐藏在这一切灾难的背后，让中国人背弃神佛时还在喊“哪里有神佛？”让中国人在地狱中还在喊“哪里有地狱？”
佛说有魔，道说有鬼，佛道都被打倒了，信佛信道都成了愚昧、迷信，谁还相信魔鬼的存在？更别说看清魔鬼的嘴脸了。要想看清魔鬼的本来面目，敬请拜读《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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