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仕:说说我的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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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10月04日讯】我们一家人总算走过了文革。其间,父亲自己的磨难他不跟我们说,有些是事后听别人说的。

二则黑色幽默

一位俄语老师跟我说,你爸太幽默了!也够胆大的。67年文革,早请示、晚汇报,你爸一本正经地说:“亲爱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献上一颗红心。”旁边的红卫兵瞪眼呵斥他:“你,也配有红心!?”你爸说,那我再重新说一遍:“亲爱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献上一颗黑心。”红卫兵们又急眼了:“啊,你敢向毛主席献黑心!”

是啊,那该怎么说?红卫兵没辙了,“那以后你别早请示晚汇报了。”事后,你爸跟我说他因祸得福。你爸也真够胆大的。

俄语老师还讲了另一件事。68年底,学生把老师都关进大仓库。没有褥子,地上铺的是麦秸,不让拿枕头,让枕砖头。红卫兵锁门时,“就听咔嚓一声,库房里万籁寂静“。过了一会儿,听你爸爸说:“啊,我们这就算失去自由了。当我们获得自由的那天,我请大家吃饭。”蜷缩在麦秸里的老师们都偷着笑了。

你爸的“自由论”被一数学老师告发了,第二天把你爸拉去批斗:“你这资产阶级臭思想太严重,关都关不住!还想出去?”

所幸的是,之前父亲没被打成右派,之后没再定什么新罪名。他是历史反革命,是只“死老虎”,总算走过了文革,有了劫后余生。

“啊,他还活着!”

燕京大学毕业的廖阿姨和右派曹叔叔成婚,是我爸妈给介绍的。俩人去了邯郸小城。父亲说:一对苦瓜,相依为命吧。文革结束后,廖阿姨去省教育厅办事,她打听父亲,还留下一封信。赶上父亲学校老师也去办事,就把这封信带回来了。打开一看,抬头是“管兄”,落款是“廖”,父亲惊叹:“啊,她还活着!”

还有一同事也跟我说了件类似的事。他在石家庄街头,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一直坐在马路牙子上。他上前问:“您没事吧?”一听说话,俩人都是北京口音,就聊起来。同事问:“您是干什么的?”老人说:“我是教书的。”同事说:“我认识一个北京来的老师。”老人问姓什么?说姓管。老人惊叹:“啊,他还活着!”

我回家学舌,父亲想起来了,那是北京来的赵老师,在大学教书。父亲情不自禁地也冒出这句话:“啊,他还活着!”

文革中,教育系统,被红卫兵打死的、逼迫自杀的老师最多。象父亲这样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人能活下来,可谓死里逃生。

我妈是中共的牺牲品

我妈因是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在中共的“开国大典”上被请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做了北京宣武区妇联主任,可我爸还是被迁出北京,大哥暴病死在石家庄,瘸表哥被轰去陕西,四舅被发配到长沙。我妈自己重病缠身。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给她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近年曝出,对於潜伏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49年毛泽东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是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建国后的既定方针。中共对地下党“卸磨杀驴”,我妈也难逃厄运。

我爸的历史问题,也是我妈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妈不选择离婚,难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迟早会被清洗,淘汰出局。果然,53年前后,她就离开北京,去了石家庄和父亲团聚。没听爸妈说过离开北京的那段变故,他们肯定很困惑,作为被清洗对象,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中共会如此背信弃义。

我家住石家庄新华区。小地方一听说我妈是北京来的党员,就以为她如何呢,让她当新华区区委委员。我妈老闹病,又有了我和我哥,她常回娘家闲住。我哥记得,那个新华区委书记叫贾然,后来升任石家庄市市长,文革时被批斗。我爸说,幸亏你妈62年死了,要是不死,文革也得给斗死。66年红卫兵抄家,连她的骨灰盒都被打开了,怎么可能放过她?

父亲从来不说自己会什么

父亲从来不说自己会什么,但是他会做很多事。我不知道他会下象棋。那年回北京,二叔家大哥:“大爷、大爷,您跟我下盘棋,我是下遍全厂无敌手!”开局没几招大哥就被将住了,他耍赖,连输三盘。父亲说:“我这几十年都不下象棋了,哪有那个心情?什么无敌手?真笨!”

二叔说,骂你们笨,不冤枉,“大爷(指我爸)四岁能站在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前身)门口朗读园规,不打磕巴,不错字。八岁在你爷爷抄写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里偷写一个‘唱’字,敢以假乱真。十来岁给庙里抄金刚经,每天都抄,施主们排队等着他抄写。”

奶奶也说我爸不笨,聪明过人。“论念书,大爷是做大褂的材料,二爷是做裤衩的材料。让大爷读书吧!”

我爸的好些“本事”,都是二叔给抖搂出来的。比如说我爸会双手写反字。在玻璃上看到的字,如果是从里面写上的,而不是写好贴上去的,那里面的字必须是反着写,才能向外呈现出正常的字。能写反字的人,不多见。回去问了,才知道他有这手绝活。

不止琴棋书画,他在专业教书上也有智慧。廖阿姨跟我过:1955年汉语拼音方案一推出来,你爸一宿没睡觉,把汉语拼音搞得清清楚楚啊!我们不懂什么就去问他。什么样的偏旁,是什么样的韵母,学生一听就记住了汉语拼音。父亲说:那有什么难的,外语就是这样。

河北师大请他代课,问他能教什么?他说:“什么没人教,我教什么。”校方说,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汉语、现代文学没人教。他说:“那我就教这四门吧。”

外文怎么样?他可以流畅地看英文小说,与友人用日文书信往来。

这样的中国知识份子,博学多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却在谨言慎行中战战兢兢地活着。

老师的良心和责任心

我总听父亲讲故事,没听过他讲课。当对方知道我是管老师女儿时,张口就夸管老师的课讲得好。一个教数学的天津老师说,你爸书教太有意思了!上他一堂课,胜读十年书。我写了篇作文,有几个错别字。你爸说:“你这篇作文写得真好,就像一盆白米饭,香喷喷的。可惜白米饭上趴着几只绿豆蝇,你说恶心不恶心?”这话我记一辈子,拿不准的字,再也不敢瞎写,动手去查字典。

有个陌生人对我说,我对徐霞客游记感兴趣,是听了管老师的课以后。管老师说,中国的南北,以淮河秦岭为界。徐霞客说了,秦岭以南为橘,秦岭以北为枳。秦岭以北也长橘子,但个头小,酸的不能吃,秦岭以南的橘子甜如蜜。

在公园遇到原教育局干部,他说:“哎呀,全石家庄找不出来,我不能说全国啊,听你爸爸讲课那是享受!管老师讲课已经升华到艺术形式。

我想,如果他完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谁都不爱听,不会有这样的反馈。我问他现在给政法学院讲什么课?他说讲清朝对“逆伦”罪的严惩。如果一个县里出了“逆伦”重案,县令三年不准拿俸禄,还得拆掉城门西北角,再重新盖好,费用全部由县令自己支付。父亲说,下面听课的都是政法干部,他们不知道“逆伦”重案,违背人伦道德的严重性,是会遭天谴的!所以皇上亲自督办。现在的“逆伦”重案远比清朝多,对官员的惩戒远不如清朝严厉。

我担心他太出轨,惹麻烦。他说学生爱听,下次还让我讲点课外的,保证不泄密。我嘱咐他们:考试、作业,结论一定要回到那条红线上来。要是不回来,你们考不及格,不过关,我也出麻烦。

有一阵发现父亲忙于备课。他说是在被动的备课。因为每回上课都有学生跟他说,“您讲课的教案能不能给我?”要教案的学生排成队。“他们是师大的学生,将来都是老师,需要学写教案,所以我必须认真地给他们写”。

那时候,教育界师资青黄不接,父亲过了退休年龄,还在任课。学校允许他上课抽烟、喝茶、坐着。

他对学生的责任心,强到“过了头”的地步,我们常埋怨他,“就差您坐那替他们考了”。尤其他带的博士生,更劳神。一个学生,备一份课,给他们找资料,忙得不可开交。

父亲桃李满天下,学生从校长、局长、市长、书记到成群的博士。但是,他没有什么成就感,更多的是叹息:“现在的学校已然不是圣地了。”除了头痛的教材之外,社会上,教师队伍也都在日益腐化。

言传身教 告诉我们如何做人

“我告诉你啊,三尺头上有神灵,说话办事得对得起良心!”这是父亲的口头禅。

我刚进机械厂学徒,见到处是棉丝头,就揣一团带回家了。父亲帮我擦自行车,一抖搂棉丝:“哎?这不是咱家东西!”我说厂里人都拿。父亲:“国家的就是国家的,自己的是自己的。国家已经给了你18块学徒钱,公家的东西一分钱不能沾。家里不是有的是旧棉毛衫裤吗?真需要,自己拆点儿。”

北京的房产,拆迁分的房、钱,父亲对我们说:“你们也回不去,就别要了。”父亲过世后,有一笔补助金,家里几个人都不要,都往外推。这是父亲对我们教育成功的结果。

到了八十年代,父亲的因循守旧,显得“不上道”了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请他教课,说用车接送。他说:“不行。我为人师表,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学院的车得花油钱,司机的工资不都是公家的钱吗?你们付给我报酬了,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去。”他不但每次讲课坐公车去,而且提前一个小时到。我们劝他没必要。他说:“不能让几十人等我一个人,我去等他们多踏实。”

到了九十年代,他大公无私得“不可理喻”了。他患胸膜炎、肺气肿已经呼吸困难,不得已住进医院。学校给了张5千元的支票,说不够再来拿。支票花完了,我又去学院拿了5千元的支票回来。父亲知道了:“啊?我都花了公家5千块钱了!我这条老命不值啊。你得找医生,咱们出院!”我们把他按住了,现在哪有您这样的人?拔下管子都喘不上气来,怎么出院?等钱花到8千块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我这条老命不值8千块,我不能再花公家的钱了!”没办法,依他出了医院。没多长时间他就走了。

父亲卧床时,二叔从北京过来陪他。二叔身体好,心眼实在。老哥俩都当爷爷了,但依然“哥俩好”。他守在床前,象个仆人似的伺候哥哥,就听二叔问:“你疼吗?”我爸:“我不疼。”过会儿,二叔又问:“你疼吗?”我爸:“我不疼。”等问到第三遍,我爸嚷:“我真的不疼!”二叔跟我们说,奶奶、二姑都死于肺癌,最后疼得死去活来。

父亲临走时说:“牢里没犯人,医院里没病人,我这就算小善终了。”意思是:儿女正常,没犯人,没病人,他可以安心走了。

父亲走后

那天早上,我哥打电话来说父亲走了。我出门去医院,见家属楼里的人都在院子里纳凉。等晚上回来,见满院的花圈。

找到楼里年轻侯老师问,这都是谁送来的?他说:“我跟那些人说的,管老师走了。他们谁觉得和管老师好,谁就送花圈来了。”

我们还没跟任何一个人说父亲的死讯,“侯老师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当天是教育学院开学,他正接待各县来进修的中学老师,就听见一个声音说:“管老师没了。”他抬头没找到一个人,“可是我清清楚楚听到这句话了”。

侯老师说,他确信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就告诉了那些年轻老师们,他还确信,他们都非常敬重这位前辈。于是,院子里送来这么多花圈。

侯老师又告诉我:你爸临走前对我说过:“小侯啊,我要真走了,你抬我一扛啊(抬灵柩)。”侯老师声音哽咽地说:“我答应过管老师,我一定要抬他一扛!”

火化那天,殡仪馆悼念现场来了很多高级轿车,“局座”(局长级别的轿车)就不知道有多少辆,他们大部分做过他的学生。不少人含泪献花圈,有磕头的、鞠躬的、作揖的、默哀的。有人过来说管老师是不可多得的前辈,书教得好,人也好;有人说管老师的离去是教育界的真正损失;有人深表遗憾没能和老师最后见上一面;有人说道歉的话,因从会议上跑来的不宜久留;有人声明代谁谁来送花圈致哀的……

作为老师,父亲受到了尊敬。作为一个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他不被共产党认可。他曾多次绝望地说过:“共产党没人性,专杀我们这样的人!”

(全文完)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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