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访问学者、上海副主任医师被迫留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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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5月31日讯】“我选择了留下,留在了美国。因为我向往自由……我选择了放弃,放弃所有的金钱、名誉、地位和安逸。因为我是一名医生……”

2015年5月,法轮功修炼者、上海副主任医师左赛女士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期间,因在研究课题“中国人的孤独感”的演讲中提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及她参加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左赛被单位领导逼迫写悔过书放弃修炼,要求她提前回国,并撤除她的行政职务。左赛8岁的儿子甚至被要求带离母亲进行单独谈话,而受到惊吓。

左赛以泪洗面,在步入生命的不惑之年,事业的巅峰之际,为寻求自由和良知,在极度痛苦的抉择中被迫放弃中国的一切,与亲人分离,选择留在了美国。

这是去年发生在左赛医师身上的真实故事。以下是她亲笔细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医院推荐 访学哈佛医学院

由于工作努力,经医院选派推荐,我参加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Fogarty国际中心资助、哈佛大学医学院牵头的“构建研究能力,增进中国各年龄段人群精神健康(Building Research Capacity to Improve Mental Health in China across the Lifespan)”的项目(NCD-LIFESPAN)(D43 TW009081)。

2015年1月28日我抵达波士顿,在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学部访学四个月,我的指导导师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部前主任 Byron J Good和夫人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学部教授Mary-Jo Good。

由于遭遇百年不遇的大雪耽误了培训课程,4月份时,经Good教授夫妇与医院共同商讨决定,将我和同行的上海同事的访学期延长一个月,于6月底结束。此行我带着儿子和父亲同行。

*再闻法轮大法音乐 泪水夺眶而出

在波士顿安顿下来后,一天,我带儿子去中国城买菜,意外地看到几位法轮功学员正在炼功。他们围坐一圈,仿佛一朵喧嚣都市中盛开的莲花,伴随着悠扬的炼功音乐,在蓝天白云、明媚阳光映衬下,显得格外端庄、祥和。听着那熟悉却又久违的炼功音乐,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后,这音乐就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听到了。我一把拉上儿子席地而坐,和大家一起打坐。虽然春寒犹在,但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流淌着,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伴随着音乐炼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2015年,左赛医师在哈佛医学院访学。(本人提供)

其后我在网上欣喜地得知,法轮大法已洪传全世界五大洲114个国家,跨越不同种族、语言国界。上亿人亲身见证了大法让人身心受益的奇效,深切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好。

同时,大法也受到世界民众和政府的欢迎与赞誉。波士顿市长马丁华殊(Martin Walsh)2014年宣布,每年5月13日为波士顿市“世界法轮大法日”。

得知这一切,我喜出望外。由于国内网络封锁,我对外面世界的真实消息知之甚少,独自在黑暗中苦苦挣扎、摸索了19年,如今终于重见光明,激动之心难以言表。

*儿子童真之言 最好礼物是大法

那天,从中国城回家的路上,儿子高兴地问我:“妈妈,你知道你给我的最好礼物是什么吗?”“是什么?”我疑惑地问。“是大法!”儿子纯真的目光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辉。我紧紧抓住他的小手,哽咽地说不出一句话。

2006年,我儿子出生。从记事起他就看我在家炼功,我也经常结合“真、善、忍”的法理和修炼小故事给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

在国内,我想让儿子炼功,可我先生不让,怕孩子年幼无知说出去闯大祸。哪知在他幼小的心田,早已埋下大法“真、善、忍”的种子,一旦沐浴自由的阳光雨露,便马上生根发芽。

*主题演讲得到哈佛知名教授赞赏

2015年5月8日,我访学所在的全球健康与社会医学部在哈佛举办名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Care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中国日”活动,所有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都将就自己的研究课题做主题演讲。

我研究的课题为“中国人的孤独感”。随着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孤独体验”与日俱增,导致多种心理、精神障碍频发。

Byron Good教授建议我结合在哈佛期间的学习所得,应用人类学观点,从社会、历史角度对研究背景进行介绍。

在演讲中,我介绍了中华民族自古相信“因果轮回”,拥有历史悠久的璀璨传统文化与儒、释、道三大信仰;49年以后,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此后实行改革开放、“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中国宗教信仰和人权现状等。

并阐述了在当代中国,老年人面临的“空巢”、“看病难”、“啃老”等,中年人面临的“过劳死”、“中年剪刀”、“婚外恋”、“裸辞”等,青少年面临的“小皇帝”、“宅娃”、“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

同时也谈及了官场腐败、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正义律师与数万国民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控诉热潮。

报告中,我引用了Byron Good教授的老师、美国人类学界最高荣誉——美国人类学会“Franz Boas 奖”获得者、前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部主任和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现任哈佛研究生院及医学院终身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他名为《如何忍耐》(《How we endure》(2014))一文中令我震撼的一段话:

Each of us at some point must learn how to endure: the act of going on and giving what we have. And we need, on occasion,to step outside ourselves and look in as if an observe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to acknowledge the strength, compassion,courage,and humanity with which we ourselves endure or help to make bearable the hard journeys of others.

(某些时刻,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会忍耐:行动起来并倾其所有。而有时,我们需要从自我中走出来,如旁人般审视自己–从个人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审视自身,认识到我们在忍受过程中所获得的力量,善心,勇气及人性,抑或是从他人的艰难历程中获得忍耐的启悟。)

演讲结束,Byron Good教授微笑着对我说:“I am proud of you!”(我为你骄傲!)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用流利的中文对我说:“你讲得真好!”

美国崇尚自由,尊重人权,百年名校哈佛的校训便是“真理”。我天真地以为,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在哈佛的讲堂前,作为一名学者,我可以吐露心声,正如凯博文教授所述“走出来检视自身”,因为这些中国老百姓所经历和面对的真实历史和现实问题,与不同年龄层人群孤独感的产生息息相关,也是该NIH项目“改善中国的精神卫生状况”的意义所在。

然而,我错了,我的噩梦随即而来。

*参加法轮功交流会 受严厉警告

2015年5月13~15日,国际法轮大法心得交流大会在纽约举行。不巧的是,由NIH举办的专业学术会议也于同期在华盛顿召开。炼法轮功19年,我从未见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行将回国,我多么期待能亲眼见上大师一面。于是,我向我们医院的副院长李春波教授请假,不能参加华盛顿的会议,但没说明具体原因。李副院长同意了。

作为该项目高级访问学者成员之一,李副院长也在哈佛同我们一起访学交流。

在纽约期间,我突然接到李副院长的电话,问我是否参加法轮功,要求我向Good教授说明不参加NIH会议的原因。我当晚写了邮件给Good教授夫妇,向他们致歉,并表示将在他们返回波士顿办公室的当天,当面向他们说明我请假的原因。Good教授夫妇同意了。

5月18日一早,他们刚到办公室,我就主动把此次赴纽约参加交流会以及我炼法轮功19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们,并请求他们原谅。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非但没有指责,反而安慰并拥抱了我,令我非常感动。

当天下午,李春波副院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表情严肃地问我5月13~15日期间在哪里。我心里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如实地告诉他事情的原委。万万没想到,一向平易近人的他一反常态,严厉警告我:“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你在波士顿参加任何法轮功活动!”

我很不解,法轮功在中国被禁止,难道我在美国炼功也不行吗?回到住处,我通过视频把此事告诉了我先生。我先生立刻紧张起来,责怪我怎能把实情告诉李副院长,一旦医院党委知道此事,那篓子可是捅大了!

我先生出于极度恐惧与担心,自己去了我医院找我的导师、医院院长徐一峰教授求情,希望他看在师生的情份上高抬贵手,不要追究此事。岂料,徐院长竟无奈地表示,这件事太大了,他也实在无能为力。

*8岁的儿子被要求单独谈话 悔过书 撤除职务

此后,李副院长天天找我长时间谈话,转化我的“政治思想”。

每逢周末,我会带上儿子到中国城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炼功。

5月23日周六,炼功刚结束,我便接到李副院长的电话,说他马上要来我住所。我们随即赶回住处。李副院长要求与我父亲单独谈话。之后,他一再要求把我8岁的儿子带离我们的住处进行单独谈话。我拒绝了。我极度恐惧,不知道他要对我年幼的孩子做些什么。

因为我的拒绝,李副院长厉声警告我:“不允许让孩子修炼法轮功,也不允许你带他去中国城和其他人一起炼功……”同时他还要求我回国后必须写“悔过书”,并称我将不能再担任医院行政管理部副主任之职。

当天夜里,儿子因为白天受到惊吓突然发起高烧,一夜噩梦惊叫不止。儿子就读的学校老师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记录备案并提醒我应该报警。

2015年5月,左赛医师和另一位印尼访问学者合影,摄于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学部办公室。(本人提供)

*16年前往事不堪回首

悔过书!撤职!眼前的这一幕,不禁使我回想起16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上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几乎家喻户晓,有超过1亿人炼功,人数远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因而引发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产生强烈恐惧与嫉妒,偏执狭隘地认为法轮功与其“争夺群众”。

1999年7月,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出于个人嫉妒和急于掌控所有权利的欲望,江泽民动用国家机器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

大陆的电视、报纸铺天盖地开始诋毁大法和功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警察搜走了家里的大法书籍和炼功录像带,并和居委会的人天天上门逼迫也修炼法轮功的父母写“悔过书”;父母进出都有人盯梢、跟踪;不写“悔过书”,单位就不让他们正常上班。

父亲一位炼功的同事,由于拒绝悔过而被抓,不给吃饭,不让睡觉,被关进低矮的牢房,终日直不起腰;警察还唆使其他犯人对其拳打脚踢,将他双手大拇指吊起,只能脚尖着地……最后,他屈打成招,又被劳教两年后才回到家中。此时的他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沉默寡言,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突如其来的迫害使我不知所措。由于表现优秀,我大学一年级就被推荐加入共产党。迫害开始后,党委委派好几位老师轮番找我谈话,“转化思想”,胁迫我写“悔过书”,并且一定要公开声明“大法不好,保证不再修炼”,否则他们无法向上级领导交代,我也将无法在毕业时拿到学位证书。

恐怖笼罩着整个家庭。从小听父母话、听老师话,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成绩优秀、一路当班干部长大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即将面临毕业却受到学校的威胁,我陷入极大的恐惧与痛苦之中。

法轮大法对我和家人身体和心灵带来的巨大改变真真切切,可是为什么国家要禁止炼功?为什么把善良无辜的炼功人抓进监狱?电视天天播着那么多恐怖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难道“真善忍”有错吗?做个好人不对吗?我不想写“悔过书”昧着良心诽谤大法,因为心中对大法和李洪志大师充满感激。

然而,周围的恐怖局面俨然已经把我们当成罪犯,难道我真想和父母一起坐牢吗?违抗老师和学校的意愿,意味着我多年的寒窗苦读就将白费,难道我真想毕不了业、自毁美好前程吗?我人生第一次感到如此担惊受怕。

父母苦劝我:“孩子,算了,不要犯傻了。爸爸妈妈都经历过文革,共产党整人很狠的,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都被折磨得含冤而死,最后落得草席裹尸。你一个黄毛丫头算啥?”

最终我无奈的妥协了。我想,不应该固执己见,让父母辛苦一辈子养育我的心血付之东流,让老师因我受到牵连。但是我如何做到“真”呢?我这不是在说谎、在欺骗吗?最后,我还是写下了“悔过书”,但我的笔似乎有千斤重,心头仿佛压上了一座大山,死沉死沉。

写完后,老师满意地笑了,父母长舒一口气,可我却暗自流泪,我的心在滴血。我彷徨。我迷茫。问世间,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人究竟该信仰什么?该如何生活下去?我感到人生失去了航向。

此后的日子,我苦苦思索。修炼法轮功以来,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处世为人,结果都非常圆满。

《转法轮》这本当时才十元的书却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给我带来了无上的快乐。我实在舍不得放下,我不想回到病魔缠身、怨天尤人的过去。“真善忍”不会有错,“做个好人”不会有错!于是,我决定继续修炼。

16年过去了,如今,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悔过?

难道一个访问学者来到哈佛,把她努力求学的成果向指导老师汇报就要“悔过”?

难道一个精神科医生对她热爱的事业当前所面临的真实现状感到担忧、想为此付出的行为就要“悔过”?

难道一个多年来受益于法轮功身心修炼、努力提升自我、回报社会的修炼者持守心中的信仰就要“悔过”?

难道一个母亲教育自己的孩子相信善恶因果、尊崇传统,少做坏事多做好事,将来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就要“悔过”?

中国有句古话“头上三尺有神灵!”当人们昧着良心背地里干坏事的时候,不要以为无人看得见,无人会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因果不爽,善恶自明。正因如此,古人才讲“慎独”,教我们“君子日参省乎己而行无过也。”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深深知道,如果一生都要生活在谎言之中,我的人生将多么悲惨!我内心所经历的冲突与扭曲、所承受的精神折磨及其对自身与社会的影响有多么可怕!

*被要求提前结束访学立即回国

5月27日,李副院长向Good教授施压,要求教授提前一个月结束我的访学,以便6月3日把我带回中国。5月29日,Good教授与我谈话,劝我和李院长一起回国。

我可以感受到Good教授所面临的两难。然而,当时我已将6月的房租交给房东,并且早在4月就为我、儿子和父亲预定了6月30日的回程机票。我向李副院长说明了情况。他却坚持说:“这没有关系,你重新买票,损失的机票和房租钱医院来出!”

我不明白一个月之差对于医院有何特殊意义?为什么就不能等一个月后我访学结束如期回国?提前回去对我将意味着什么?

对此,李副院长解释说:“你是中共党员,上海三级甲等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哈佛的访问学者,你炼法轮功的事一旦传扬出去,将对医院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你必须尽快回国。”

我回想起院长们因公出国前都必须接受上级单位组织的“行前培训”,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出国团组和人员不要在法轮功活动现场停留、围观,不与法轮功学员接触,不参与其组织的活动,不接、不信、不传反动宣传品,更不能接受不明不白的起诉书。”

我猛然意识到,虽然事隔16年,江泽民使用的最高行政权力迫害法轮功所造成的政治压力自上而下依然弥漫全国,行政职务越高,承受的政治压力越大。也许正是这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医院领导极度的恐慌,从而一定要迫使我尽快回国。

我答应Good教授提前回去,但访学期间我没有做任何违反美国法律的事,因此我要求医院保证不能撤除我的行政职务,同时不再逼迫我写“悔过书”。

2015年5月,左赛医师在波士顿 Byron Good教授家中的院子里。(本人提供)

6月1日,Good教授再次与我谈话,并递给我一张李副院长代表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以及他本人签字的保证书。大致内容是保证我到达上海之时保留原职不变。但对于“悔过书”之事却只字未提。对此李副院长表示,他能保证他本人、党委书记和院长三位不要求我写,但不能保证党组织、党委那条线的行为。

既然连党委书记、院长都无法保证,这张保证书于我又有何意义呢?

*先生赴美 全家人以泪洗面

我没有随同李院长6月3日回国。他抵达上海的当天,就立即联系我先生,竟荒谬地告诉他,我在波士顿受到法轮功的恐吓,目前处在“惊恐状态”,要求他尽快到波士顿把我带回国。

我先生在他再三要求下,于6月下旬来到波士顿。一家人于这种情形下在他乡异地见面,百感交集。相聚的一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以泪洗面。

迫害16年以来,有多少大法弟子仅仅因为拒绝“悔过”、拒绝违心地诽谤法轮大法,被迫失去工作、妻离子散、锒铛入狱、倍受酷刑折磨,甚至于被迫活摘器官、失去生命?万万没想到16年后的今天,那些耸人听闻的不幸竟然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即使身在中国大陆之外也难以幸免!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

*体弱读医学系 学法轮功身体强健

19年来的人生经历如同放电影般,一幕幕回映到我眼前。

我出生于1976年12月,正值“文革”刚刚结束。“文革”期间,母亲被迫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整整十年。出生后在上海没有户口的我由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地拉扯长大。

我自幼体弱多病,经常流鼻血,严重时低头洗脸、系鞋带都会血流不止。由于失血过多导致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精神萎靡,并继发贫血性心脏病,小小年纪就早搏频发。

父母为此很着急,带我四处求医,中西医药物试过不少,还动过两次鼻部手术,但都收效甚微。因此我经常需要卧床休息,整天病怏怏的,学习难以坚持。

1996年,法轮大法在中国洪传,我们全家有幸得到了大法。那一年我19岁,就读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二年级,住在学校宿舍。每天早早起床炼功,学习之余就看大法书学法。

冬天寒风刺骨,夏天蚊叮虫咬,虽然炼功辛苦,但不知不觉中鼻血不流了,身体也慢慢强健起来。我觉得大法好神奇,便天天坚持。

*学“真、善、忍” 生活充实快乐

随着修炼的深入,我渐渐被法轮大法高深的法理所吸引。大法告诉我们,由于人们心智的迷失,心灵受到侵蚀,体魄遭受折磨。虽然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人们的道德品行却不断下滑。人想要有强健的体魄,拥有美好的人生,首先要有美好的心灵、良好的心态。

大法要求炼功人做到“真、善、忍”,处处做一个好人。做真事,说真话,以慈悲心事事为别人着想,遇到困难、受到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无怨无恨、不记不报。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做到却并不容易。

我试着处处、事事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渐渐发现自己心态上发生的变化:原先想不通的事想通了,看不明白的事看明白了,内向孤傲、好强刻板的我变得随和开朗、顺其自然了,身边的好朋友越来越多,学习、生活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压力山大”,变得充实又快乐了。

每周回家,我都会和父母一起交流心得,我发现自己渐渐长大,爱父母却不再过度依赖他们,离家的住宿生活也不再漫长难熬了。

*法轮功遭受迫害 成大陆“禁区”

1999年迫害开始,我的修炼也只能转入“地下”。学校大草坪上不能炼功了,我发现食堂顶层清晨无人,我就在那里炼。每天天刚亮,宿舍同学还在睡梦中,我就轻手轻脚起床炼功,结束就和大家一起上课学习。父母对我在学校炼功很不放心,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怕我被发现。

由于凶残的镇压与恶毒的宣传,在中国大陆,“法轮功”霎时间成为禁止谈论的话题,炼功人也被丑化或妖魔化。记得1999年底,经人介绍我结识了一个男孩,他自己开公司,有房有车,也非常喜欢我。但当我如实告诉他我炼法轮功,第二天他就提出与我分手。

*把修炼融入工作 用心治病救人

2000年我大学毕业,修炼后对心灵的探索,促使我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浓厚兴趣,立志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

2003年, 左赛医师在上海工作的医院节庆时弹奏钢琴。(本人提供)

工作中我看到,“十年浩劫”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丧失殆尽,紧接着国门打开,经济飞速发展,特别身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令老百姓眼花缭乱,不知取舍。水泥森林中,夜灯辉煌下,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大。

失去信仰的中国人,终日为生计奔忙,精神空虚,心灵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困惑。国内的教育重“教书”而轻“育人”,课业繁重、拥有各种专长却不懂与人相处之道、“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独生子女一代,看似幸福却活得好苦好累。临床上,病人情志扭曲,饱受折磨。

我非常难过,我为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忧!

于是,我把修炼融入工作,以真诚、尊重的态度善待每位病人,用“心”解救他们的疾苦,不计时间,不图回报;不断总结治疗成败的经验教训,看自己哪里应该提高;把大法的法理运用到临床,药物治疗的同时鼓励病人排除幻觉、妄想等精神干扰,把握真正的自我,与他们共同克服治疗中的困难,赢得了病人的尊敬和信任,还奇迹般地治好了不少跑遍全国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疑难病例。

看到病人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我感到由衷地快乐。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我深知,没有修炼、没有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作指导,不用说治病救人、指点迷津,恐怕连我自己也早已陷入生活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了。

*为自由选择留美 被医院除名

2015年,当我即将步入生命的不惑之年、事业的巅峰之际,却面临人生的严峻抉择。

我选择了留下,留在了美国。因为我向往自由,向往卸下背负了16年之久的精神包袱。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不再遮遮掩掩,不想背弃良知,不愿茍且偷生!当我回首往事,扪心自问,终于可以心安理得,无愧于心!

我选择了放弃,放弃所有的金钱、名誉、地位和安逸。因为我是一名医生。我心中铭记着被奉为一代“医神”的中国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留下的医训:“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李副院长曾郑重劝诫过我:“留在美国,你不可能再当医生,不可能再与体面的主流人群交往,你是医院重点培养对象,之所以选派你到哈佛访学,是因为医院领导对你寄予厚望;留在美国,你将难以获得合法身份,随时可能被驱逐遣返、面临判刑蹲监狱的境遇;留在美国,你儿子将居无定所,不可能再像在国内那样养尊处优、接受上等教育;留在美国,你将与先生远隔千山万水,十年的婚姻可能面临破裂,与母亲长久分离,让老人老无所依,为你牵挂…”

然而,我还是选择了留下。

哈佛的学术演讲,是我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热爱自己民族,热爱自己职业的医生发自心底的呼喊。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整个中国的民众被欺世谎言所蒙骗,十几年饱受人性和心灵的摧残却全然不知!

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来到美国哈佛访学,为我竖起一面明镜,帮助我看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我打开一扇窗,唤醒我尘封已久的觉知,不仅看到中国,更看到世界。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探究,使我“寻获了智慧”,从而懂得“人是社会的人,有其历史、文化的承传。”

我无意于谈及政治。但是,脱离历史背景,隔绝社会环境,根本无法真正医治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说真话,我是不合格的,我的职业是失败的,我的人生也将因此残缺不全!

6月30日,我的先生独自登上了回中国的航班。他难过地对我说:“真后悔当初让你来哈佛!”目送着他渐渐消逝在人群中的背影,我泪如雨下,久久伫立,不愿离去。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一个月以后,我收到单位人力资源部发来的邮件,我被医院正式除名。

*寻获光明

黑暗赋予我黑色的眼睛,透过这黑色我终将寻获光明。(Darkness brings me black eyes, through which I will search for brightness.)我钟爱的诗句真切描述了此时我的感触。

我的选择艰难而无奈。

我很抱歉,让年迈的父母老来无伴,天各一方!我很抱歉,让年幼的孩子过早地承受这不该承受的一切,让我的先生备受煎熬、孤枕难眠!我很抱歉,让我在国内的亲人、朋友、恩师、同事为我担惊受怕!我很抱歉,我不能遵守与病人们的约定,如期回国继续为他们看病!

写出此文,我由衷感谢美国政府和我的老朋友、新朋友在我和家人危难之际给予我真诚、及时的帮助。2016年初,我获得了工卡,可以在美合法工作。

我也无意责怪李副院长、徐院长和医院其他同仁,经历了这一切,我终于了解江泽民使用的最高行政权力给全中国造成的巨大恐惧与压力,我的领导、同事们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同我一样胆战心惊。

天理昭昭……

我相信,这场比“文革”历时更长、手段更残忍卑劣、席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浩劫终将结束!

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摆正心中良知的天平,走出罪咎的苦楚,唤回沉沦的道德,重新拥有人性的尊严,拥有心灵的良善与纯真!我也真心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们能在自由的世界有权主动选择,从容地安排他们的人生!

尽管我们医院有传闻说“我已被(中国)安全局控制”,今年过中国新年时,一位医院以前的同事还是给我寄来了远方的祝福。他写道:“说出来可能不相信。昨晚梦见你了,就在医院的走廊里,你迎面走来,盈盈一笑,还摆了摆手打招呼,我呆住了……”

经由我们“从自我中走出来,检视自身”,我深信,“力量、良善、勇气和人道”终将得到世人的认可,“真善忍”在中国也终将得到尊崇与珍视;历尽沧桑的中国人会由此得到上天的赐福!

我翘首以待,因为那一天也将是我和所有亲人、朋友重逢之时! #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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