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2）
《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时报文化出版 提供）
附近街区原本就是为外来者建立的庇护处。一八四二年初次输掉鸦片战争后，清朝将部分上海市及其它港湾城市割让给西方强权。法国占领了城市的这个区域，将曾经广阔的稻田转变为专属街区，即一八四九年确立的法国租界。
打从那时起，法国就为一个个弱势族群提供庇护。比如一八六○年，由暴动农民发起对抗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时，此地就收容过成千上万寻求避难的中国难民。此后即便每任该市的中国领导都表示反对，剧场、电影院、舞厅仍在法国保护下繁荣兴盛。很快地教堂、寺庙、清真寺也多了起来。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将外国租界诋毁为受到外侮的耻辱象征。但在他们的政党宣传中却漏掉一个事实：一九二一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便是在法国租界深处的一间女子寄宿学校与其他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会面，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
毛和他的同志之所以选择这里，正是因为租界得以提供庇护。唯有在此，该市的中国掌权机构才不容易找到他们，免于被逮捕后遭审判的命运，那会使得中国共产党无法落地生根，将彻底改写中国的历史命运。
法国人依照典型巴黎城区的样貌建造此地街区：这些狭窄蜿蜒的道路两边植满了当地人称为“法国梧桐”的树木，意即“法国凤凰木”，但它们其实既不来自法国，也不是凤凰木。
正如同上海混沌的历史，这些树更四海为家一些：它们是伦敦梧桐，为原生自中亚的东方梧桐及美国梧桐的混种。此外，第一株伦敦梧桐其实是在西班牙发现的。
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男爵是使得伦敦梧桐举世闻名的推手。这位城市规划师热爱伦敦梧桐枝叶茂密的外型，于是十九世纪当他将巴黎从布满混乱的小街道变身为由两旁植树的宽广大道街区，便在整座城市内种满伦敦梧桐。
没多久，伦敦梧桐就在全球各地出现，直到今日，还占领着许多世界级的大城市，例如罗马、雪梨和纽约。它的叶子和枫树很类似，现在也是纽约市公园处的徽章图案。
上海路树中有三分之二都是伦敦梧桐。城市规划师将其称为“超级树木”，因为根系浅，而且对烟尘、极端温差、虫害的抵抗力极强。树与树之间的种植间距约五至七公尺之间，修剪时必须采取一种称为“重复截顶修剪法”（pollarding）的技法，截断一侧以刺激枝条往道路对侧生长，两边的枝条在路面上方纠缠形成两至三层楼高的深绿色隧道。这种绿色拱廊能为行人遮挡夏日令人汗流浃背的烈阳，也能阻挡从东海频繁席卷而来的猛烈暴风雨。
我在二零一零年搬到长乐路，此地的巴黎街区样貌犹存，但中国已重新为道路命名。
薛华立路（Rue Chevalier）改成建国路；贾尔业爱路（Rue Garnier）改为东平路，中文意思是建立国家及东方和平。其它用来纪念已逝法国名人的道路则改名为富民路、茂名路、瑞金路。
每当走在这个新定居的街区中，我总借着诵念这些听起来喜气的路名来练习中文，像是安福路、永福路、宛平路。我所居住的（路名）大概是听起来最喜气的一条：长乐路，代表“长久的快乐”，但我为了读起来更通顺，于是将其英文名修饰为“永恒的快乐”（Eternal Happiness）。
不过当地人看到街名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通顺或喜气与否。举我公寓南边的安福路为例，“安福”其实是江西省的一座小城名称，当地以加工猪肉成为火腿闻名。茂名路的“茂名”是一个繁荣的广东港市。我所居住的街名“长乐”，也是福建省一座海岸城市的名字，明朝探险家郑和就是从此出发探索了几乎整片亚洲。
当中国政府重新命名这些拥有法国名字的街道时，他们将南北向道路以中国省名或省会名称命名，东西向则以当时繁荣的各地城市命名，而这些名字早在好几个朝代前就已如此喜气。
这条狭窄的街道是这区少见的双向道，计程车常利用此街避开附近高速公路的车潮，但也得应付几乎从每个缝隙窜进来的电动机车。
这些电动机车通常会成群地逆向行驶，每当有车子要迎面通过时才会在最后一刻散开，好让车子穿过这片机车阵，弄得喇叭震天价响，一片车灯乱闪。
道路规则正是所谓的适者生存，路权永远属于体积最大、攻击力最强的车辆。位于食物链顶端的是上海市公交车，它们光靠体积就能得到机车骑士与汽车驾驶的尊敬，让路给这只庞然大物，如同动物避开横冲直撞大象的某种生存直觉。
正因为如此，脚踏车只能在路肩或人行道上自求多福，并为了发泄穿梭于路上的人流。
我选择和电动机车一起用路。我通常骑得够快能赶上他们，而他们的用路习惯（移动得像环法自行车赛的主车群）也能提供我必要的保护。但每天早上骑车，我还是得时时留心周遭环境。
尽管这些上路的车辆貌似一片混乱，许多驾驶却拥有状态良好的运动员般的专注力，遵循着路上的潜规则。他们彼此配合在路面上移动，沿着长乐路或加速或绕弯，看似混沌却自成系统。◇＃（未完，待续）
——节录自《长乐路：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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