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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解党话词语系列(38)

伍新:解夏明翰《就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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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12月28日讯】【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上):中共盗用国家政权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文化严重污染的语言,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反思中共、反思党文化、构思民族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用中共制造的语言批判中共,愤怒声讨中共的文章仍然称中共建政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除党话,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题记

砍头布要浸①,
毒药②主义嗔③。
耍了献命汉④,
忽悠后来人⑤。

注:

1、夏明翰《就义诗》,虽然很短,仅二十字,但因其被编入《革命烈士诗抄》与学生课本,流布很广,流毒甚深。

砍头布要浸:布,这里指共产党的血旗(红旗)。共产党说,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并称之具有“血染的风采”。

“砍头不要紧”,“砍头只当风吹帽”,“唯有牺牲多壮志”等此类红色“豪言壮语”所宣扬的,中共叫“无产阶级革命大无畏精神”,“革命英雄气概”,其实是“蒙汗药”,是在利用和邪变人的欲望和观念(包括善念和恶念),教人不知不觉地漠视生命,包括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以便为党所用,用作“武器”(炮灰、枪手)、“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活靶子”、“砖瓦”和“螺丝钉”。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位。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史达林迫害死2千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万,也差不多十分之一;赤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唯物主义造成了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解体党文化】之一: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

九评说: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后才是社会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很多是与生俱来的。而对共产党来说,人就是动物甚至机器,无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眼中都是物质力量。

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操纵人,逐渐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打倒”,“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化为物质力量”“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人性就是阶级性”。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内在的先天的东西,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社会人”,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费尽心思也不能诱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转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他从而寄希望于获诺贝尔奖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说它“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巨大意义”。托洛斯基更妄想条件反射不仅能从心理上,而且从生理上改变人,像狗一样一听到午餐铃声就流口水,让士兵一听到枪响就勇往直前,为共产党献身。(《【九评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2、毒药:按《说文解字》,“党”(繁体,上尚下黑)意即“尚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匿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份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份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

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份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付烈性毒药。(《【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3、主义嗔:嗔:怒,嗔恨。“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 神传文化,大纪元2017年11月19日)

以“恨”立国的共产党

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

“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像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是邪恶赖以维系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嫉、仇视、意欲斗垮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

“恨”造成了反神和排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嫉,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

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它又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里,把恨的物质因素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嫉、斗、暴戾、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

“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流氓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的共产党魁列宁、史达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此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嫉心紧密相连,而妒嫉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嫉心的方式,用“把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

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

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里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这种“恨”的物质使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充满暴戾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

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把学生和民众变成贪狠恶毒、没有底线的“狼崽子”。

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在玄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灵下地狱偿还罪业,被打入无生之门,下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已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无完整思想,只剩一股嫉恨之气。正是这一股嫉恨之气经千年等待,最后被邪灵看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罪魁祸首。

“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此过程中它自己也必然会被毁灭。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 以“恨”立国 国已不国(上),大纪元2017年12月04日)

4、耍了献命汉:献命汉,“夏明翰”之近似谐音。这里是指代,指代为共产主义献了命与发过献命毒誓的汉子及女子。

党文化用“迷信”二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篡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篡取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 邪灵篡位 文化沦丧(上)》,大纪元2017年11月30日)

九评指出: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欺骗了许多年轻人为了共产大同的理想加入党的队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资产的家庭。但83年之后,资产阶级又回来了,只不过这次变成了当初打着“大同”旗帜的共产党自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亲属中,不乏腰缠万贯的新资本家。不少共产党员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队伍。

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掠夺了他们的私有财产,现在党的新贵们贪污腐败,成了比过去资本家还更富的官僚资本暴发户。对于那些跟随党打天下的人来说,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流血奋斗了几十年,到头来看,只不过是把自己父兄的财产和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党这个邪教。(《【九评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

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当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三十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

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

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

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

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

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说,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说,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也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也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

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它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说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不了了之而已。

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 红魔阴谋 毁灭人类(下),大纪元2017年11月23日)

5、先给人点甜头,再让人吃尽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把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驴。“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忽悠起来了,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把种子粮都吃光了,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份子高兴得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多少精英吃尽苦头,甚至丢了卿卿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

到了今天,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也没有用,就懒得在乎,反正忙着捞钱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

这种“甜头”的后面,是让人的聪明用不到正道上,老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就是用的不是地方。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三十多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其实大都依赖进口?为什么航母、军机、高铁上的不起眼的螺栓全都依赖进口?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圆珠笔,可笔珠也要依赖进口?

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的,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挣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有了我华夏礼义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地偷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

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也没有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给人一点甜头,苦头还在后面呢。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法治(而不是法制)和信用(而不是关系)──恰恰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暴发;因为没有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

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点儿甜头就一头扎进中共的怀抱,那可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 红魔阴谋 毁灭人类(下),大纪元2017年11月23日)

附: 夏明翰《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责任编辑: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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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8 11: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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