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10日讯】为保空气污染治理“达标”，京津冀及相邻地区强制推行“煤改气”，但因工程迟迟未能完工和“气荒”，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已经并将继续在寒冬里挨冻。国内外舆论称之为“北方人道主义危机”或“中共管治危机”。
这场危机牵扯极广，既涉“煤改气”决策的科学性问题，又涉其执行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既含中共内斗、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因素，又含环保部与发改委能源局、“三碗油”“互掐”因素等等。
本文仅论强推“煤改气”的决策错误。扼要而言，“煤改气”只是治理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受制于大陆现阶段的现实条件，不能强推，更不适合作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手段。
其一，从节能角度上讲，在花巨资“禁煤”和“煤改气”之前，更应先提高农民房屋的节能保温性。
有研究表明，对农村房屋节能改造可实现节能近40%-50%。陆媒《财新》曾援引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的观点，他认为目前对农村散煤整治的措施脱离了发展阶段，也本末倒置——在农民房子还四处漏风的时候，他们只能烧得起煤，而要减少取暖耗煤，提高房子保温性能的性价比要高得多。
其二，从治理空气污染技术选择角度上讲，“煤改气”远非绝佳之选。
例如，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曾对《好奇心日报》表示，换上燃烧效率更高的新型燃煤炉一样可以达到治污目的，并且不会影响居民生活成本。他举例说德国也是在燃煤时代治理的大气，“我们要从煤炭时代跨到可再生能源时代，天然气只是一个过渡，我们应该用清洁燃煤。”
又如煤粉炉技术。在煤炭产地就把煤脱硫，除杂，打成极细的煤粉；然后用封闭的罐车拉到使用的地方，用管道输送到锅炉，吹进炉膛，通过低氮燃烧装置完全燃烧，全程不露天。最后废气经过除尘脱硫，实际排放比燃气锅炉都好。核算成本，仅仅是燃气的60-70%。
环保部门为什么对此都视而不见、偏爱“煤改气”呢？有评论者认为是环保部门“懒政”所致。因为燃气废气就算直接排放也不会超标；燃煤锅炉就不一样了，脱硫、除尘、低氮燃烧使用到位才能达到标准，这样监管执行太难，管不过来。
此外，从学术上讲，“煤改气”能否有效治理空气污染，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如王雅珍教授（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专家组组长）等还指出，“煤改气”或将加重空气污染，带来新的更难解决的环保难题。
其三，从天然气供给角度讲，“气荒”数年内都难解决。
2009年，大陆部分地区遭受冰雪灾害，曾出现天然气供给不足的现象。“每年到冬天都会有天然气缺口”，国家能源局一位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今年夏天就已知道今年天然气会有很大缺口。
在11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天然气行业市场化发展大会上，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天然气市场高级经济师徐博认为，“国内的天然气‘气荒’在近五年内难以解决。”
他说，按照目前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大约2300亿立方米计算，有效工作气量必须增至230亿立方米，才可以实现保供。而去年中国地下储气库实际工作量为76亿立方米，仅占去年天然气消费量的3.7%（全球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有效工作气量占比在10%-15%之间）。
进口气短时间之内对解决“气荒”也无多大作用。陆上方面，中亚天然气管已正式投产，但要达到300亿立方米的供应量，还需要多年时间。而中俄、中缅天然气管道还未开建。海上方面，尽管签了近3000万吨的LNG，但都是长期合同，并大部分集中在几年之后才能交货，对短期之内的“气荒”无能为力。
而天然气消费量却在迅速增加。中共发改委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预计超过2300亿方，增量超过330亿方（其中六成来自“煤改气”），同比增幅达到17%。这个增量和增幅，相当前5年年均增量的2倍以上。
第四，从国际经验角度讲，改善能源结构、治理空气污染绝非一蹴而就。
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曾对《财新》说，伦敦自1956年《清洁空气法》颁布实施（1968年修订），要求居民、商业和工业部门燃用的煤炭改为天然气和电力，经过13年才使50%的大伦敦区建成了无煤区，颗粒物浓度由1956年的280微克/立方米降到1969年的50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由320微克/立方米降到125微克/立方米。
事实上，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可以预见的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从污染治理和能源安全等角度来看，煤炭清洁化利用是必由之路。中国传统化石能源远未优质化，在开采、转化、终端消费等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清洁化空间。
在此宏观架构中，“煤改气”只能是选择之一，而中共竟敢搞“煤改气大跃进”，一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炼钢铁”、九十年代的三峡工程及南水北调工程，是无知？是疯狂？是别有用心？
这类决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人们还要忍受多久？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