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记得自己的童年（4）：成为一个母亲
一知道怀孕，我就感觉到肚子里是个男孩，而且我知道他会跟他爸爸一样金发碧眼。（Fotolia）
怀孕是我做过最困难的一件事。我无法呼吸，无法坐下，也无法站立。搭飞机时无法放下餐桌。我无法趴睡，但是在我三十四年的人生里我一直都是趴睡。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天堂里的哪一种上帝，会决定让一个体重一百一十磅（约五十公斤）的女人身体里装着三十五磅（约十六公斤）的胎儿。我被迫在芮巴的陪伴下在附近无止境地绕圈散步，因为宝宝只有在我走动时才会安静。他踢我的方式不是“妈咪，我在这里”的温柔轻踹，而是用力地扭动翻滚，仿佛一个成年男性试图挣脱精神病患穿的约束衣。我不停走动，孤独而滑稽地模仿一场异教徒的生育游行。我想，我和宝宝都不喜欢这种令人窒息的安排。
有躁郁症的孕妇不能服用帝拔癫（Depakote）或癫通（Tegretol）或思乐康（Seroquel）或锂片或理思必妥（Risperdal），或是任何她多年来每天都得吃的药，因为不吃药就会因为幻听而拿自己的头去撞墙。确定怀孕后，她必须立刻停药（这也是发病的原因之一），站在躁郁症的铁轨上等火车头直接撞上来。统计数字简单明了：躁郁症的女性怀孕时严重发作的概率是怀孕前与怀孕后的七倍。让她停药靠自己的力量撑过前两个孕期是医生坚持的残酷事实。
怀孕初期，我经常醒来呕吐到瘫软在浴室地板上躺好几个小时，筋疲力竭地作呕和哭泣，到最后绝望地用头去撞墙和地板，想把自己敲晕。
我重拾小时候向耶稣求助的习惯，或求祂至少让我失去知觉。清醒过来之后，我能感觉到脸跟磁砖地板之间有一层冰凉的鼻涕、血液、唾液与泪水形成薄膜，但是我无法说话，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坚贞不移的丈夫慌乱地打着电话，他走进浴室把我抱起来、洗干净之后再次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让我住院，然后用之前试过的方法帮助我，但是一周后我将再度发作。我反复发作，到最后除了克林特跟芮巴之外我谁也不认得。
我带着决心上医院，一次住院好几个星期，在其他方法无效的时候被绑在床上。他们让我接受了无数次ECT治疗，因此我遗忘了二○○二年大部分的时光。我乞求医生跟护士告诉我为什么我会这样，他们没有回答。我们能做的只有计算天数，等待我能安全服药的那天到来。二十六周是一个神奇的日期：怀孕进入第三孕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准许母亲服用各种抗精神病药物维持健康。
一准许服药，我立刻接受各种医药治疗；慢慢地，比较严重的症状渐受控制。我开始拖着身体去上班，结果只是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一整天。我试着教书，却发现自己太过虚弱。于是我请了病假。怀孕八个月的某天早上，我脚步沉重地走进大楼正门，我先在行政办公室休息一下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拖着三十几磅的额外重量走进位在地下室的实验室。我当然不再处理化学药品，但是坐在嗡嗡低鸣的机器旁边检查数据，然后假装实验器材需要我的许可和鼓励才能进行下一项工作，都让我感到安心。
在我准备搭电梯下楼之前，我坐在影印机旁边的访客椅上，顶着巨肚向后靠。我说，“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新的我，他永远不会出来。十八年后会有一个成年男子住在我的肚子里。”虽然我不是在开玩笑，但秘书们依然同情地轻声笑了。
系主任华特（Walter）走进办公室，我自动站起来，就像士兵看见资深长官就会立正站好一样。我几乎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爬满常春藤的系所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终生职的女性。出于本能，我知道我应该隐藏任何伴随怀孕而来的体弱迹象。
不幸的是我站起来太快，血液从我的头部往下冲，霎时一阵晕眩。我自动坐下把头放在双腿中间，我知道晕眩只会持续一分钟左右。我对头晕并不陌生，因为我的血压向来很低又总是抗拒进食，把吃东西当成无止境的琐事。华特困惑地四下环顾之后望向我，而我的姿势像只搁浅的疲惫鲸鱼。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有人给我一杯水，但是我拒绝了。我蹒跚走向电梯，心里又多了一重挥之不去的莫名忧虑。
隔天晚上六点半左右，克林特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位在走廊两端。他表情憔悴，我怀疑他打算告诉我某人的死讯。他靠在门框上严肃地说，“华特今天来我的办公室找我。”他犹豫了一下，表情很痛苦。“他说，你请病假的期间不能再走进这栋大楼。”
“什么？”我大喊，心中的恐惧多于愤怒。“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做？那是我的实验室，我创立了那个地方⋯⋯”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丈夫叹道。“他们都是混蛋。”他语气轻柔地安慰我。
“我不知道他们居然可以这么做，”痛苦开始蔓延时，我说。“为什么？他们有说为什么吗？”我问。我想起我这一生中曾经问过掌权者非常多次“为什么”，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令我满意的答案，一次也没有。
“喔，就是那些跟负担和保险有关的废话，”他答道，接着他说，“他们都是原始人，我们很清楚。”
我怒气冲冲地叫嚷起来，“搞什么鬼？这群家伙有一半会在办公室里喝得醉醺醺⋯⋯还有跟学生打情骂俏的⋯⋯我居然成了负担？”
“我想实情应该是这样。他们不想看到孕妇，而你是这栋大楼里曾经出现过的唯一一个孕妇。他们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件事，如此而已，”他温柔地说，虽然生气但比我冷静。
我心中有一部分震惊难消。“他叫你来转告我？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告诉我？”
“我猜他怕你，他们都是胆小鬼。”
我一边摇头一边咬牙切齿。“不对，这样不对！”我坚持。
“荷普，这件事我们无能为力，”他的语气平静而悲伤。“他是老板。”克林特一脸哀痛，我看过一只美丽的老大象在失去三十年的伴侣之后露出同样的表情。他知道禁止我进入自己的实验室对我来说有多么痛苦，那里是我感到快乐与安全的地方，特别是现在，那里也是我真正的家。
我沮丧地抓起空咖啡杯，用全力摔在地上。它在地毯上弹跳，没有破掉，滚了几下后从容不迫地呈现侧躺姿态。这让我更加感到软弱无力，我连无意义的小事都掌控不了。我坐下来用双手摀着脸，趴在桌面上啜泣。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一边痛哭一边哽咽地说。克林特站在一旁见证我的痛苦，他心上的压力也愈来愈沉重。我渐渐停止哭泣，我们安静地坐在一起，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两年后克林特才告诉我，他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感情在那天彻底消失，他从未原谅他们那样伤害我。我们隔着安全的距离回顾并讨论这件事。或许是因为我被视为负担，这不是任何人的错；那时我们并肩作战，手牵手带着我们最爱的人和几样私人物品，搬到数千英哩以外的地方。
被下禁令的那天，我一整天无所事事，所以那天早上我安排了产前检查。护士与技师帮我量体重、照超音波，告诉我令我震惊的消息，那就是我比上一周又多怀孕了一周。陌生人问我怀孕“几个月了”，我回答“十一个月”时他们以为我会跟着一起笑，但是我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到。
我知道我应该很快乐、很期待。我应该忙着购物、粉刷、慈爱地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我应该庆祝爱的果实即将成熟，尽情享受丰满的子宫。但是这些我都没做。我花很长的时间用力哀悼这个宝宝害我失去的人生。我应该陶醉在期待里，不断想像这个神秘人物在我的体内慢慢成形。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早就认识他了。一知道怀孕，我就感觉到肚子里是个男孩，而且我知道他会跟他爸爸一样金发碧眼。
我知道他会跟我父亲同名，但是拥有自己的个性。他会跟所有的维京海盗一样吃苦耐劳，也会合理地恨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我的母性在成长过程中承受太多阴影，还没开花就已枯萎。我每天用力呼吸，大量喝牛奶，狂吃意大利面，睡很久很久；我努力告诉自己至少我可以跟宝宝分享有营养的血液，消极地暂时为他供应所需。我努力不去想自己下一次发疯是什么时候。◇
──节录自《树，记得自己的童年》/ 商业周刊
【作者简介】
荷普．洁伦（Hope Jahren），1969年出生，植物学家、土壤生物学家。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目前为夏威夷大学檀香山马诺亚校区的终身职教授。三度获颁傅尔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Awards），两度获得地球科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奖，只有四位科学家曾两度获奖，她是唯一的女性。2008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署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持下，成立了稳定同位素土壤生物学实验室，是美国少数主持实验室的女性科学家。
责任编辑：方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