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7月15日讯】前些年，有中国的研究人员统计了一份历史资料，中国正史承认的四百多位皇帝中，差不多两百位是非正常死亡，占总数的四成多左右。这个结果显示，在中国特色的制度下，皇帝可能是一个最危险的职业。
其中，被外敌所杀的皇帝寥寥无几，大部分是被“内敌”害死的。翻开中国历史，为了争夺皇帝大位，兄弟相残、儿子弑父、父母杀儿子的故事代代皆有，比比皆是。这为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带来了一个特征，即被夺权的恐惧主要来自权力集团内部，而非外部。
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都围绕在预防和解决这个问题上。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个制度，是希望从价值体系上根本杜绝内部争夺皇权而造成的内部混乱。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儒家理论体系把它建立在全民认同的伦理体系中，借助全社会的价值观认同来巩固。
然而，至中共建政之后，继承大位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中共政权，既无法沿袭血缘传递的传统，也不愿意实行普遍选举。因此其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一旦继位，立即面对合法性的问题。
中共的逻辑是这样的：共产党暴力夺权，所以有了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最高权力掌握者由共产党内部产生。
即使抛开暴力夺权是否就天然具有权力合法性的问题不说，共产党本身是一个数千万党员的大团体，如何选择出最高权力的那个人，仍然是说不清楚的一个过程。
更为严重的是，中共所沿袭的专制体制本质是一个人治体制，而不是法治体制，因此还必须依靠一个绝对权力来执行体制运行的工作。而这个权力掌握者，同时必须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威，否则这个体制无法有效运作。
为什么是你？这个问题不但党外要发问，党内也要发问，而且党内的疑问比党外的疑问更为深切，威胁性也更为巨大。这种疑问，必然影响最高掌权者的绝对权威，因此也就必然影响到这个体制运作的有效性。
只有理解了这种制度的特性和其弱点，才能理解中共过去和目前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八十年代，中共内部一些理论家，参照新加坡的模式，提出了所谓“新权威主义”的概念。赵紫阳却认为，新权威主义难以实行，原因是“权威是依靠解决危机产生的”。
皇朝时代，权威主要依靠血缘传递，在西方社会，权威借助普遍选举产生。而恰恰在现代专制体制中，这个权威无法有效在内部传递。
于是，体制有效运作需要权威，权威需要危机，解决危机需要体制有效运作，遂成为现代专制体制的一个恶性循环。
现代中国的所有政治运作，基本上围绕着这个循环进行。坚决打倒内部的潜在对手；制造危机（最好是“可控危机”）以形成绝对权威；严厉控制舆论以免损害权威；其它如绝不承认错误，把最高行政长官塑造成为理论家和道德家，等等，也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进行。
因此，实行专制最高掌权者的职位终身制，就成了一个最低成本和最有效的办法，因为上述的政治工具不需要重复使用。
然而，这种方法似乎不太适用于一个开放型的社会结构。因为开放型的社会，有权力耗散的趋势，比如资讯公开，不利权威的形成，无法消灭社会质疑的声音，对掌权者的神话过程也难以完成。
最终，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七个常委，或者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或者三百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甚至是八千万个党员，还是仍然无法替代十四亿人解决那个“为什么是你”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