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档】文革中软禁刘少奇的背后

武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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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8月31日讯】编者按:曾任两届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作为中共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中共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1950年,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立威,鼓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鼓励杀人,消灭地主阶级。血腥残暴的酷刑在土改运动中非常普遍,造成中国村村流血,户户斗争。1956年,刘少奇追随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直接导致和平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的惨剧。1964年,刘少奇践行者毛泽东发动的“四清运动”,大搞阶级斗争,逼死干部群众7万多人。

文革初期,刘少奇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派出工作组,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共的《5.16通知》发出以后,毛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去了南方。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领导文革。经过毛泽东同意,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在这三个月中间,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十五、六个文件,点了近200个党内的重要干部。包括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也是刘少奇点的,还有乌兰夫等等,还有近50个大学校长、领导,包括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等,都是刘少奇亲自点的。

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对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讲话,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这样,中学校长及党支部书记刘超就被定性成“反党”了。

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刘少奇批示:“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

刘少奇在学校搞工作组,主要方法延续了中共搞运动的方式,主要是“反右”的经验和“四清”的经验。就是给校领导定性成“反动学术权威”之后,组织积极分子进行口诛笔伐的大字报围攻,这样就引发了红卫兵的滥施暴力。凡是给工作组提意见的都打成了“反动学生”。

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了冲击。据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工作组就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

文革初期,刘少奇计划在清华大学再创“桃园经验”,王光美被以“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

王光美指挥的工作组一进清华,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就全部被打成“黑帮”,所有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都“靠边站”、“上楼”批斗。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500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占70%之多,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或者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立刻就成了“反革命小集团”。清华园内“右派”丛生。

据文革后统计,10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当时年仅20岁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蒯大富差一点自杀。

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

1966年6月初,中共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赴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到校后,制止乱批乱斗现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要求“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破坏”。

1966年6月18日上午9时至11时,北京大学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给他们脸上抹黑、戴高帽子,并且罚跪等,当时工作组予以制止。

20日,根据刘少奇意见,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批语指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类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连续听取了各方面汇报,看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很不满意,认为学生受到压制,运动冷冷清清。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的批语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7月24日、25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提出不派工作组为好。他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

7月26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

在毛看来,派工作组不单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问题,而是“害怕学生运动,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认为,这里的问题很多,很大,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会议作出决定。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找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目蒯大富谈话,两次谈话长达6个小时。蒯大富给周恩来提供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周恩来详细做了记录,并向毛做了汇报。

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天,刘少奇作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报告,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由我在家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接着,陈伯达讲话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大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触犯”。毛插话:“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1号,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你们的大字报(即三张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1]这封信没有送出,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于是社会上迅速传开,大中学校中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立刻普遍成立起来。

8月4日,毛召集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刘少奇提出更尖锐的批评:“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什么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又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造反”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2]

刘少奇在家遭软禁

第二天,8月5日,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周恩来见蒯大富之后向毛做的汇报,为毛的大字报提供了素材。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5日下午,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赞比亚代表团。回家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会见外宾。刘少奇被软禁在家了。

刘少奇儿女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1967年元旦,刘少奇次女刘涛和三子刘允真去看望生母王前,根据王前的揭发,写了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大字报写到:“江青跟我谈话时也指出,必须和家庭划清界线,真正跟毛主席干革命”,姐弟俩“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

大字报还写道:“刘少奇在政治上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说把刘少奇揪出来,是“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刘少奇确实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7年1月3日,姐弟俩的大字报一式三份分别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后来经过红卫兵小报大量翻印、辗转传抄,很快就流传到全中国,轰动一时。

林彪取代刘少奇

8月4日,在毛召集的常委会上,毛说,“中央主席的接班人的问题已经很紧迫了。万一发生战争,发生突然事变,或者我马上见上帝,谁来主事?得从我们中选个最年轻的,林彪就可以。”刘少奇率先表示赞成。全体常委投了赞成票。

8月6日,周恩来到毛住处开会,商量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名单。会后,周恩来提议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后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毛泽东同意。

林彪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开幕式,他在大连养病,会前曾打电话请假。

8月6日晚,毛泽东叫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通知林彪立即返京参加大会,林彪执意不来北京。他正在读《曹操传》,深知曹操当丞相后骑虎难下之困境,他眉批“不要轻易骑上去”。毛泽东又让周恩来给林彪打电话,并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乘专机去接,同时宣布休会,等林彪来后再开会。林彪当日晚到京,毛泽东赶到浙江厅林彪住处看望,单独谈话,要他当党的第一副主席、接班人。林彪不接受,并写了书面意见。毛很生气,批评他:要做出家和尚,脱离红尘吗?一定要林彪干。林彪最后接受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到11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常委排名顺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毛泽东将刘、朱、陈排在陈伯达、康生后面,就是不想再保留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他想设林彪、周恩来两位副主席。周恩来主动提出:只设林一人为副主席,以突出他的接班人地位。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从第二位下降至第八,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

8月8日,林彪主持大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艺术、改革一切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会后,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鼓励他们:鼓足干劲,“搞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军队“文革”工作也抓得很紧。

9月中旬,毛泽东在大会堂送林彪《郭嘉传》(见《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范晔传》(见《宋书·范晔传》)两篇。郭嘉是曹操重要谋士。随曹操征战多年,帮助曹操灭了袁绍,立了大功,英年早逝,留有善名。范晔是南朝宋国人,颇有文采,著有《后汉传》,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掌管禁旅,参与机要。后转入了反宋文帝的反叛漩涡,以谋反罪抄斩满门。林彪看后口述了感谢毛的信。他领悟到毛送书的用意,要他做郭嘉,不要做范晔。感到毛已表露出对自己的不信任。林彪立即改变态度,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周恩来主持。

评语:

1967年8月5日,刘少奇被批斗会后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不知刘少奇当时有没有想到,文革初期他派工作组,违背法律程序,把上万名学生、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时候,宪法在哪里?在土改、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大搞阶级斗争,宪法在哪里?刘少奇追随毛泽东整治彭德怀等人,有没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在破坏宪法?

直至文革初期失去自由前,刘少奇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支持赞成的。即使他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也难以推卸他对文革这场浩劫的责任。

注释:

[1]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
[2]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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