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4%办公室”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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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9月24日讯】近期有陆媒报道,“在教育部北办公楼的五层,有一间‘4%办公室’”。据媒体所称,“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数字命名的政府机构”。既然如此罕见,大家就会猜想,它的存在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

对此,陆媒是如此介绍的: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在20世纪末达到4%”。“2012年,4%的目标终于实现”;“在这20年的努力后,国家才真正有了建立‘4%办公室’的基本资格”。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庆祝达到了4%的目标,并想借此向公众证实和炫耀自身对教育的有所作为,才特意打造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办公室。

我们且不说,公开财政预算和支出本就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义务,有必要为此成立一个办公室来加以注解和强调吗?相比“世界平均7%左右”以及“发达国家达到9%”的水平,中国有何理由对长达20年才最终实现的4%感到如此荣耀?此外,相比GDP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势头,中国在整整20年间,都无法做到将GDP的4%投入到民生之大计的教育中来。因此,如今这般庆祝和炫耀也只能反衬出中共多年来执政的失败与无能。

话说快要饿死的,终于吃上了饱饭,这的确值得庆祝一番。然而关键问题是,4%的教育投入真的弥补了中国孩子在教育上的短缺与不足吗?来自官方的说法是,“4%大盘子的分配,更多的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倾斜”;“国家有了这3万多亿,就能更合理的进行分配,在分配中体现更多的教育公平”。

相比官方所言,现实情况显然并没有那么乐观。就在今年6月,一项针对100个县9200多所农村学校营养餐情况的监测报告显示,有近半数学校的营养餐没有“基本达标”。要知道,这个营养餐计划是国务院致力于“消除贫困”,早在2011年就开始启动的,并且“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了1591亿元专项资金”。然而5年后的结果却显示,投入与成效呈现出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投入不够,还是执行上有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学生的吃饭问题?教育投入只需保证孩子有书念、有学上即可。然而,2016年官方的报告却指出,“中国大陆农村地区整个中学阶段学生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相比之下,这一数字在2005年时只有43%。也就是说,对教育的投入虽然多了(2012年已达到4%),但学生的辍学率却不降反升。显然,这与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学生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的现实难题一直未得到解决有关。于是,我们这才发现,相比投入金额的多少,如何一分一厘、恰如其分的使用这笔投入才是关键所在。

在中国,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是否达到了4%,甚至超过4%,其实并不是当务之急。对于教育经费,首当其冲应该解决的,是中央的投入一旦下拨到地方,这笔钱是否真的会分配到那些需要的人手中,而不是多半进了官员的腰包。此前已有人一语道出,“执行好不好,关键在领导”,由此足见,教育部大员对财政经费的绝对掌控力。

在如今“一党独裁”的体制下,部级大员们这种绝对的掌控力,负责拨款的中央又如何不知?因此,在反腐大潮中,来自中央的“如何守住4%的底线”、“4%能不能保得住”的设问或许更像是一种提醒和暗示。上述“底线”一词就已表明,4%既是教育部可以拥有的活动空间,又是其不可逾越的界限。这“4%办公室”就如同警钟,时刻警醒着教育部要牢记,无论为私为公,中央能给的就只有4%了。

说到底,中国人民上交的财政始终不能由人民来决定怎么用,甚至最终都用不到人民身上。从长久以来教育支出已成为中国父母们所肩负的大山之一就不难看出,中央的投入即便多了,也无法减轻学生家长们的负担。

要想4%的教育经费切实的“用之于民”,就不该在教育部的大楼里成立什么办公室,而是应在“权力”之外,公开设置由人民来监督的办公室。然而,成立这样的办公室却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权力中心本身也得由民选产生。因为与民主相悖的独裁政府是不可能心甘情愿来接受人民监督的。#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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