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1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美国近3个月来公布了4起中共商业间谍案。这些案子所涉作案手法各异，但却曝光了中共的一个软肋，那就是飞机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落后。
中国专家称，中美发动机技术相差至少20至25年。分析指出，中美差异大，一个是中共急于看结果的心态，反而阻碍了中国的研发，更重要的是中共体制问题。
接上篇。
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 中共靠的是“举国体制”
中共把航天工业纳入“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十大关键领域。其目标是到2025年，也就是还有7年，中国的通用飞机和直升机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要达到40%和15%。
此目标令外界关注：中共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科技日报》去年9月引述长期从事军用发动机研制、中国工程院院士甘晓华的话说，国内军用航空发动机和民用发动机跟国外最先进水平相比落后一代（20—25年）甚至更多。中国航发商发总经理、民用航空发动机专家冯锦璋说：“我们航空发动机的铸造，基本上没有核心技术。我们做的几个里没有一个是合格的，最后只能是从不合格的里面挑一个。”
那么，中共如何让这20至25年的技术差距，以及目前难以造出合格发动机的现状在未来7年内发生质的突破，以便赶在2025年之前，实现其市场占有率的目标？《人民日报》说，要靠“举国体制”。
那么，光靠国家撒钱创建科研机构是否能解决问题？《南华早报》称，为了将去年首飞的C919发动机改换成国产发动机，北京于2016年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下投资1000亿元（144亿美元）成立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AECC）来开发与C919配套的长江1000A型商用发动机。
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进展缓慢，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找到合适的技术人员。冯锦璋指出，问题是，国内这些领域的人缺乏批判性思考、精确性和团队合作精神。
中共的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战略
中共在2016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战略。在“十三五”规划中，航空发动机被列为首要工程。
此战略是中共多年来惯用战略。党媒《人民日报》在2006年4月的一篇报导说：“实践证明，引进技术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引进方的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学习能力越强，吸收外部技术的能力就越强。”“在引进技术时，一定要注重加强学习和消化吸收。”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的第一步是获得外国技术。最常见的是通过与外企合作。但随着外国公司防范技术盗窃的意识越来越强，《南华早报》说，从外企获得技术的企图收效甚微。一个例子就是，CFM国际公司在2013年排除了与中共国企中国航发商发（ACAE）建立合资企业的可能，并停止了在中国建立飞机发动机装配线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对知识产权的担忧。ACAE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所控制。CFM国际公司是美国通用电气航空公司和法国斯奈克玛（Safran Aircraft Engines）公司的合资企业。中国的C919目前靠的就是CFM的发动机。
“即使我们愿意为（技术参数）支付更多费用，他们也不会把它卖给我们，” AVIC的一位工程师告诉《南华早报》说。
另一方面，中共通过收购美企获得技术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难。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估计，截至2017年的十年中，中资在美国12个航空相关的收购中花费不到10亿美元。
兰德认为，很可能由于受美国出口和外国投资管制的限制，中方收购的才都是一些小公司，其技术“与商用或军用飞机不是特别相关”。
在与外企合作以及收购外企收效有限的情况下，吸收国外人才，网络间谍攻击等战略成了中共获取核心技术的重要途径。
中共的吸收人才战略
中共不惜重金在海外招聘科技人才，一方面是诱引他们帮中共获得外企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是让他们带回自己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同时还解决了国内高科技人才缺乏的境况。
为吸引国际人才，中共在2016年发表的“一三五”纲要明确指出，要“发挥政府投入引导作用，鼓励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引进。”
纲要在提到“青年英才开发计划”，每年从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中筛选优秀人才到国外一流大学深造，进行“定向跟踪培养”。
纲要还提到了“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等人才招聘方式。纲要说：“引进1万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
这些计划已备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入选“千人计划”的技术人才因涉嫌盗窃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而被美国起诉的案例。
近期的一个例子是，曾入选“千人计划”的前通用电气公司员工郑小清（Xiaoqing Zheng，音译）于8月1日被美国当局抓捕。郑被指涉嫌盗取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涡轮机技术的机密电子档案，并泄露给中国公司。
中共急于看结果 反而阻碍了研发
中国的发动机研发为何难以突破？《南华早报》认为，中共在研发方面强调快速得到结果，而这正阻碍其获得成功。
文章说，在开发世界领先技术方面，中国缺乏美国所拥有的一个主要优势：美国既拥有支持关键领域研发的政府政策，同时也允许私营公司将所开发的技术商业化，这创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研发体系。这使包括波音在内的许多公司受益匪浅。而在中国，正好相反，政府追求的是快速得到成果，而这对研发并没有好处，因为不间断的积累知识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中国发动机专家们也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快速追求结果，导致基础不牢固的问题。甘晓华说，以前为了国防急需，都是测绘仿制，然后赶紧装备部队。以前搞测绘仿制，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说一千道一万，航空发动机的问题是基础不牢，核心在这个地方。”他说。
中美发动机技术差距大 更多是因体制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发动机技术差距大，除了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而比技术问题更难解决的，是体制问题。
《南华早报》说，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仍然由中共国企主导，这阻碍了该领域的创新。私营部门仅限于发挥支持作用，而不是推动创新。虽然目前的迹象表明，更多的私企被允许参与到航空有关的项目，比如飞机场和维修，但中共仍保持对该行业的控制权。
外界指出，中共国企中航工业垄断了国产军用航空发动机行业，缺乏竞争。而竞争压力恰恰会促使企业生产具有创新技术的产品，加快研制进度。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当时航空发动机领域普惠一家独大的情况，美国政府决定促进通用电气和普惠之间的合理竞争，此举使得美国战斗机在设计过程中可以拥有两家竞争企业提供的诸多动力选择方案，成果显着。
康奈尔大学材料学工程系荣誉教授萨斯（Stephen L. Sass）2014年曾在《纽约时报》刊文说，作为一位曾在中国教学的科学家，他不相信中共很快会成为凌驾于美国之上的科技强国。至少在中共体制文化从压制异见者朝着支持言论自由和鼓励批判性思维转变之前，无法在创新上占优势。
文章说，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创新——从1831年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伦敦用一个在磁场中运动的铜线圈发电，到20世纪40年代，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发明晶体管——都出现在政治和思想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为何会这样？
萨斯指出，首先，自由社会鼓励人们提出批判性的问题。萨斯教授2009年任教于北京一所大学时，学生们表示，他们很少有疑问。从童年起，大人就不鼓励他们提问。萨斯说，他知道在这些学生的父母那一代，文革毁坏了高等教育，普遍性地摧残了知识探索精神。
发动机专家冯锦璋表示，阻碍发动机研发的一个因素是研究人员缺乏批判性思考。
其次，从体制上来看，美国的很多创新技术都起始于少数人的好主意。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爱因斯坦1939年给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核裂变可以用来制作威力巨大的炸弹，此举导致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诞生。而萨斯的一位中国同行告诉他说，中共的科学研究则是靠一种自上而下方式启动的。
最后，萨斯认为，自由社会吸引外国人才，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中国，学术不自由。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夏业良因大胆敢言，被北大解聘。此事无助于激发大家对学术自由的信心。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美国纽约的美华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的话说，科技发展是跟社会紧密相连的。从中共整体社会来说，确实存在不能自由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对现成的所谓权威东西进行质疑然后创新。这种状态影响了科技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发展。
谢家叶说，中共为吸引优秀的海外科研人员回国服务，曾出台很多优惠政策。但很多海归回国后，受到中共社会体制和科研体制的制约，很难在科研方面有所创新和作为。
这就导致了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海归再归海”（指回国后再出国）的现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6年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显示，在对918名海归的调查中，68%的受访者表示有“归海”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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