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清朝乾隆时期，一天，台湾诸罗县县令正在公堂裁判民事，一只狗突然跑进来，咬住县令的衣袖叫个不停，像有什么话要说。县令觉得奇怪，便叫一衙役随这只狗去看看有什么冤情。那狗好像懂得县令的话，松了他的袖口，带着那个衙役出了东门，在一排篱芭前停下来，一面汪汪地叫着，一面用前爪在地上扒来扒去。
衙役见了这种情形，晓得地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便向附近人家借了把锄头，掘开来一看，却是十八具尸首。惊骇之余，便立刻跑回去禀告县令。
县令听了报告，便带相关人员到现场验尸。只见十八具尸体，个个全身伤口，面目全非，手里握着一把缺口像锯齿一样的大刀，贼兵不像贼兵，官兵不像官兵，心里觉得非常奇怪。死者身上又没有任何证件可以查考，只好回到衙内公布认尸。
第二天，便有人向县令报告，说是十八义士的尸骸，同时把他们出城英勇杀敌的事迹，描述了一遍。
原来，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天地会成员林爽文组织声势浩大的人马，先后占领彰化、淡水署和凤山县后，自封为皇帝，并派“王作”为征地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领兵去围攻诸罗。诸罗县的武官“董启挺”、“李中扬”等先后应战都被王芬所杀。
乾隆皇帝接到“台湾全部沦陷”的奏章后，命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率二万兵由安平、鹿港登陆征剿，把林爽文队伍逐至山上，诸罗之危解除。第二年（1787年）春天，天下起倾盆大雨，日夜不停，河川泛滥，平地水深数尺，田野村庄全被洪水淹没。
这时柴大纪所领的清军，扎在低洼地区，被洪水卷去十之八、九，所剩无几，作战能力丧失殆尽。林爽文的人马在高山上，一点损失都没有。因此他们去而复返，又把诸罗城团团围住，昼夜攻打。同时要求城内官兵投降，威胁说若不投降，将会被全都杀光。
城内官兵及百姓们听了，都非常害怕，终日惶惶不安。不过，有一位壮汉高喊：“我们不能坐着等死，要活命，只有出城杀贼！”随即，有十七个壮汉跟着他，每人握一把大刀冲出了城。他们来到敌阵左冲右突，锐不可挡。王作把令旗一挥，所有敌兵都向十八人拥去，把他们困在核心。
由于敌兵人多势众，十八人由上午直杀至下午，杀得精疲力尽，最后全被杀害。由于他们慷慨战死，唤起了诸罗全城的民心士气，在粮尽援绝的状况下，军民同心，上下一志，誓死不降。直到陕甘总督福康安率九千人赴台讨伐，诸罗之围才告解除。
福康安平叛后，把诸罗军民苦守危城的事迹上奏朝廷。乾隆皇帝对诸罗军民之忠义大加赞许，并昭令将诸罗改为嘉义。同时命令台湾府筹建福康安生祠，以表彰他的功劳。但，十八义士好似被人遗忘。
县令听了很是感动，就拨出一笔专款，为十八义士兴建忠祠庙。在落成的那天，县令亲自主持祭典。正在拈香膜拜的时候，先前那只狗又来了，绕着县令摇头摆尾，好像依依不舍，又像是感激、惜别的样子。接着又对十八义士的灵位“汪、汪、汪”的叫了一阵，便一头撞在石阶上，死了。
“有义士，更有义犬!”县令慨叹地说。
于是命人把狗也埋在十八义士旁边，一齐享受千秋的香火、祭祀。因此，后人便称他们为“十九公”。
十九公的庙，现在还在嘉义市内，仍然香火鼎盛。庙内有块“为国救民”的匾额，还有一副“忠心御贼除民书 义气捐躯报国恩”的对联。
沿革记载死者为李甲、萧等、高长、陈车海、陈寿木、吴用、吴远、吴仁寿、廖金、车勇、车寿海、刘胎、林桩、刘礼、王马、陈米寿、林忠、林小本。
台湾民间更相传清朝皇帝嘉庆君游台湾时，途经嘉义夜宿东门城内土地公庙，翌日见城外墓碑祭祀众者，经垂询知其缘由后，乃于原名十九公加封“忠义”二字，从此名曰“忠义十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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