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5月16日讯】
前文说了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造假掩盖大饥荒的真相，本篇说说另外两省书记的所作所为。
吴芝圃自承欠河南人民的债还不清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哪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省就是如此。
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却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也因此，河南饿死了不少人，民间估计有几百万，仅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很多村子成了绝户村。据信阳地委官方的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而这一切都与时任河南省省长、书记的吴芝圃密切相关。
吴芝圃是在中共建政后到河南任职的。1957年，他先是通过“反右倾”运动向早已与自己有分歧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以及支持者发难，将他们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后，在毛的支持下，吴芝圃成为了河南一把手，在河南大力推行“大跃进”的同时清除异己。
为了博取毛的欢心，吴芝圃大放卫星，并很快成为“大跃进”的“标兵”。在农业“大跃进”方面，吴芝圃治下的河南在“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就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不久，“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
吴芝圃紧跟毛的“大跃进”行动赢得了官媒的赞扬，毛也在讲话中对河南工作中的“轰轰烈烈、高高兴兴”赞赏有加，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很快，吴芝圃又在河南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而粮食产量放卫星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前边所言，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还曾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随后，河南各地亩产都大放卫星，如信阳鸡公山公社，省委于是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
…… ……
灾难很快降临。1959年河南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的灾祸开始显现，全省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尤为严重的是密县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可怕的是，深知内情的吴芝圃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大跃进”之歌，并狠批吐露真相的彭德怀。
随着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河南的粮食越来越少，农民连糊口的口粮也没有了，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吴芝圃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
当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向吴芝圃报告当地有人饿死时，吴芝圃却不以为然，称中国历史本来就是“人相食”的历史，饿死农民是很正常的。在吴芝圃的支持下，路宪文搜刮走了信阳地区最后一粒粮食，并严令不许农民逃荒要饭、严禁家里冒炊烟。信阳沦为了人间地狱。
最终，河南饿死人的真相被捅到了北京，“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1961年1月，吴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欠河南人民的债还不清”，“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是否是真心话没有人知晓，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其随之被降为第二书记。
1962年4月，吴芝圃被免去在河南的一切职务，并被贬到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文革爆发后，河南人打算借着“造反”的狂潮，开始清算吴芝圃的罪行。他们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计划最终没能实行，1967年吴芝圃最后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批斗。
据说在今天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吴芝圃当年建造的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其最初用意是为毛建造行宫。而这座背后由累累白骨堆砌的别墅群，也成为吴芝圃饿死老百姓的见证。
山东人口减少500万 舒同认为饿死人不必大惊小怪
曾在1954年至1960年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更多的是以其书法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治下的山东饿死了几百万人。
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主编杨继绳在其撰写的《墓碑——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对山东饿死人的状况有详尽的描述。
书中提到，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则告诉赵健民（时任山东省第三书记）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但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当年因讲真话被舒同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赵健民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表示：“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
除了批判赵健民等省级领导外，舒同在“反右”结束后又以“整风补课”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
1958年“大跃进”，山东青壮劳力都被派去炼钢、修水库，当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好在1959年老天帮忙，夏粮长势很好，但因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
8月庐山会议后，舒同紧跟毛，继续“大办水利”，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此外，共产平均主义盛行。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可随意从老百姓家里拿走。农民的积极性更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舒同不顾事实，继续高报农业产量，如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变成了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实际只有160亿斤。其中还有不少水分。
粮食产量的虚报导致大量人员饿死。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卫生部报告则称，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
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
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它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当有人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地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事实上，舒同认为粮食缺乏的问题在于各地普遍发生的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因此，他下令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蒐查粮食。老百姓饿得都到了吃人的程度，又怎么会查出私藏的粮食？
舒同的问题被不少人反映到了中共中央。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1960年12月中旬，山东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指出：“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显然，这样的说辞是不符合事实的，毛对此需要承担首要罪责。
舒同被免职后，被降为章丘县县委书记，但在1963年又升为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舒同被打倒，被批斗和长期监禁，焉知不是报应使然？
结语
直接造成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饿死几百万人的中共高官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舒同和张仲良，不过是中共官场中为迎合上意、罔顾老百姓死活、撒谎成性的官员们的缩影。他们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罪魁毛泽东一起，载入了中共罪恶的历史，也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而这样的官员迄今仍有不少，归根究底，是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层出不穷地打造了这样畸形的官员，而这样官员销声匿迹的前提就是解体中共。#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