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雨堂主:林语堂与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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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10月11日讯】今年早些时候,我和内人游台湾。第一站自然是台北,数日内环岛转了一圈后,再度返回台北。在台北的自由行仅一天。那日天气晴好,宾馆早餐后,进地铁直奔台湾大学,先到傅斯年墓地作默默拜祭,之后在师大路附近的殷海光故居门前,作短暂停留,接着便到云和街梁实秋那幢日式庭院故居。不久,内人的表妹来电,于是应约匆匆赶到台北市政府,一同在那里用午餐。

午餐后造访中正纪念堂与国父纪念馆,接着赶到神往已久的诚品书店。只要一入诚品书店,感觉时间流逝加快。因次日必须随大巴前往桃园机场,原打算赴阳明山的计划,转眼竟城泡影。几年来每次出游,兴奋之余总会留下些许失望。这次未能到阳明山林语堂故居一览,成了台湾之行挥之不去的遗憾。文革前读书,林语堂、梁实秋的名字早已熟知,但在大陆,这二位仅作为“反动文人”供人们谩骂、批判。1949年之后大陆作家的散文,大概很难与他们比肩。“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名家中,鲁迅大名不能忽略。文革时期所有新华书店内,书架上除毛泽东的“宝书”外,《鲁迅全集》雄据第二。我在中学读书时,鲁迅的大作读过几篇,知道老先生属“痛打入落水狗的战士”,其实是胸襟略显狭隘,字里行间火气不小。“五四”后的名家中,林语堂与梁实秋,当然还有周作人的文章,我们这一代学生连一个字都未见。周作人不用说,因为是钦点文化汉奸,可发表一些回忆鲁迅的文字。

文革后的1980年代末,林、梁差不多同时获平反。其实“平反”二字也不准确。“反动文人”的帽子,从官方到学校虽早已“公认”,但从未见红头文件正式宣布。况且林、梁二位先后早已离开大陆,大陆也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可以将“反动文人”的帽子,正式戴在他们的头上。故除了文章和书在大陆完全遭禁之外,他们几乎未遭受太大伤害。当然也没人料到,林、梁各种版本的散文集,1980年代末起,竟又在大陆各出版社纷纷出版。由此推论,“反动文人”的帽子也已不翼而飞,故称“平反”大概也不算离谱。不过大学文学专业的师生,著述中也许难免沿用“右翼文人”一词强加于林、梁二位。我年轻时读书与经院文学无缘,也不受经院文学的规则约束,对“右翼文人”的说法颇不以为然。林、梁二位当年对民国政府的指责批评,丝毫不含糊。

所谓“右翼文人”,完全出于左翼文艺家妄自尊大的心理。左翼文人们大多有“学而优则仕”的雄心,这一点林语堂早已看透,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林的判断。林语堂与梁实秋在仕途上毫无钻营的欲望。在我看,二人俱属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文学家。

似乎没人将林与梁的名字并立一起,除了我之外。我将林的名字置于梁之前,绝非含文字高低的判断在内,而是因为林年长于梁8岁。林1895年生于福建龙溪(漳州)的牧师家庭,梁1903年生于北京一中产之家。二位同为散文圣手而风格不同,试图比较他们的文字高下,无疑是愚蠢的。周作人的文字虽淡雅冲和、令人叹服,但文中散发的士大夫情结于我有距离感。真正使我感觉亲切如沐清风者,是林、梁二位的文章。

林、梁都曾在清华园内留下过足迹。梁在清华前后共8年,其中1916年适逢林从圣约翰大学毕业,随即到清华当英文教师。梁在文章内,数次提到从北大毕业后在清华教务处当职员的余上沅,但未提到林。林在文章中亦从未提过梁,好像根本不知世上有梁实秋。据我所知,此后梁在文章中也仅有一次提到过林,而且也只是偶然。

1919年林语堂赴美留学,其间在哈佛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教授,4年后梁实秋也在哈佛受业于白璧德门下。白璧德是享有盛誉的新人文主义学者,他的学生中还有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梁实秋服膺白璧德学说,林语堂则转向叔本华。不久林又游学欧洲,于1923年回国,次年加盟鲁迅的《语丝》,文字生涯差不多由此开始。1927年林离开北平,不久迁往上海,寓居愚园路近江苏路的花园洋房。

通观林语堂的文字风貌,除散文小品外,兼涉小说、传记与译作。其散文谈教育、谈文化、谈读书与买书、谈西装与中装、谈女人、谈吸烟与戒烟、谈交友、谈椅、谈睡眠的床……。林下笔挥洒自如、轻松舒展,既清新活泼,又辛辣讽刺。鲁迅看不惯他“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品质,不仅文字上绝不让步,甚至在郁达夫寓所红着脖子与林当面争吵,吓得王映霞在慌乱中奋力劝解:“周先生请不要生气了!”王映霞是令郁达夫倾倒的美艳娇妻,那时与达夫住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弄堂内。林语堂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笔调,更是遭到左翼文艺家们的围攻。《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就公开攻击林“是为反动派服务的”。

这实在是“无独有偶”。1927年当林语堂在为《语丝》勤奋笔耕的时候,梁实秋回国到上海,被胡适、徐志摩拉入《新月》。新月书店起初在马当路,后迁往四马路(今福州路)。同年,梁在《复旦旬报》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遭鲁迅驳斥,从此与这位左翼旗手的笔战拉开序幕,继而笔战范围扩展到翻译乃至文学的阶级性等。“丧家的”“资本家的泛走狗”这一影响深远的骂名,正是鲁迅所赐。与林语堂一样,梁实秋也是孤身奋战,而左翼文艺家联盟正在谋划中。梁在上海笔战三年,接着赴青岛大学执教四年,其后携全家回北平。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全家流离颠沛,辗转终抵于重庆北碚。在重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大放异彩,一时洛阳纸贵。

梁实秋的散文选材不拘,寻常琐事、家长里短,皆可成文。诸如饮酒、品茶吸烟、听戏、麻将、请客、小吃、睡觉、下棋、打鼾、女人、男人、中年……凡能下笔,无所不写。梁文字里行间,流露出读书人悠然闲逸的气息,于诙谐情趣中,显出有节制的嘲弄,又不失亲切温良的名士风。我到中年后,才有幸读梁的散文小品。每当一册在手,难免“相见恨晚”的感叹。林语堂与梁实秋,两位同属自由主义文人,林的文字笔墨纵横,洒脱不羁;梁则俯察古今,左右逢源。若必欲分辨他们的风格,其实风格即其人——我的谬见是:林语堂近于李白,而梁实秋近乎杜甫。

1945年日寇投降,梁终于带着全家回到思念已久的北平。想不到4年后又无奈匆匆离开北平,南渡到台湾,而且这竟是一次永久诀别。台北云和街那幢日式寓所,离师大路很近,也是梁实秋自离别清华后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这与林语堂不同。芦沟桥事变的那一年,林应美藉女作家赛珍珠之邀,举家赴美,40年后的1966年回台北定居。

林语堂故居位于阳明山半山腰,由他自己实践的中西合璧的设计原则,与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我写照相符。1976年,林语堂因病作古。11年后,梁实秋也驾鹤西去。近10年的时间内,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为文化界所仰望,而他们之间,竟仿佛有点“敬而远之”的味道。其中原委,我无法探知,留给后人的大概也是答案难求的悬念。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却在不期然而然中,避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与腥风血雨的凄惨下场,远离了彻底丧失尊严的下跪、批斗、游街、羞辱、鞭挞与贱踏……。

反观当年围攻林语堂与梁实秋的左翼文艺家们,自“胡风集团”遭受残酷打击开始,多少人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巨浪袭来,他们已是齐刷刷地整体跪下听候发落。直至1966年文革,当年的左翼文艺家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牛鬼蛇神”,没人能躲过比死亡更惨的劫难。不知他们在牛棚中或自杀前,是否会想起曾遭他们口诛笔伐的“反动文人”——林语堂与梁实秋——各自在台北所享有的安然与宁静。

不知何日重游台北。到那时上阳明山,访林语堂故居,也算了却一个心愿。

责任编辑: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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