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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从农民吃光“忆苦饭”看中国农村真相

1958~1962风调雨顺的三年里,中国发生大饥荒,至少有4,500万人死亡。当年活下来的人接受采访时说,人吃人很普遍,“几乎是村村都有吃人,有时候是吃自己的孩子。”(大纪元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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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3月13日讯】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非法政权,不遗余力地且迄今都未停止地通过媒体、教育等多个方面,向中国人灌输如下观念:“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事实当然截然相反,1949年前的中国,即便是民国时期,也要远比中共治下的中国美好、文明。

在中共多种形式的洗脑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荒诞的事情。本篇说说文革的“忆苦思甜”活动。按照中共官方的解释,“忆苦思甜”就是回忆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想想“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感恩“毛太阳”和“英明”的党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吃“忆苦饭”

所谓的“忆苦饭”,在中共语境下指的就是“旧社会”穷人饭食的模仿品,主要安排在传统新年、“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家人的生日或学生下乡劳动时食用。一般由学校、单位烹制,也有的是到农村请农民烹制,等等。当时人们认为“忆苦饭”越难吃、“忆苦思甜”的效果就越好,所以饭食的材料都是比较粗劣的食材,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用麦皮和玉米面混合后蒸成窝头;有的用烂菜叶、野菜等煮成米糠;还有的加上泥巴、沙子、煤炭等,有些做的连猪都不愿意吃。

吃“忆苦饭”前,先要听忆苦报告和唱“忆苦歌”或看“忆苦戏”,会请一些老农民现身说法,深情并茂地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听得人们留下热泪,再去吃“忆苦饭”好感同身受。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常常出现一些意外:老农民无意中透露出“旧社会”比“新社会”好,有的“忆苦思甜”活动还颇为好笑地变成了批评当下中共制造的苦难。

平时的家常饭比不上“忆苦饭”

据《极左笑泪录》中记载,1970年,中共一支军队开进了某地双窑公社最为贫困的窑前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搞“两忆三查”,先是忆苦思甜,接着是大批判,最后是军民同吃“忆苦饭”。“忆苦饭”是军队炊事班做的,用麦麸面、菜叶、豆渣搅和而成。火到饭熟,竟然也是焦香四溢。饭锅揭开,农民们举着碗盆蜂拥而至,转眼就把“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军人们一看一个个傻了眼。军队的指导员走过来,对大家进行现场教育:“同志们,请看看贫下中农觉悟多高,自觉地抢着吃‘忆苦饭’,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

站在一旁的老农民王宝林打着饱嗝连连摆手:“别学习别学习,我们平时吃的家常饭不比这强,还舍不得吃饱。今日子算是放开了回肚子!”

听完这一席话,军人们全都愣住了。指导员也不知说啥好了。

农民们为地主评功摆好”

网上有中学时曾在农村插队的单若水撰写的《忆苦思甜 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文中提到,受中共洗脑的他和伙伴们在农村的“忆苦思甜”会上,非常希望能听到“老贫农们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刻骨仇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作文课上,在每周一期的黑板报上写出高质量的“访贫问苦”报告。

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被请来做报告的农民们往往以抽象的“旧社会很苦,地主老财压迫剥削我们贫下中农”开头,但在讲到具体事例时,不仅听不出什么压迫和剥削,更像是在为地主“评功摆好”。

比如文章提到一次在一个生产队,他们找到了一位“三代老贫农”,并启发他回忆地主的罪恶。可这位农民却说自己“不敢喧谎(注:当地方言,意思是撒谎)”,“人家说起来也对我不错”。作者和伙伴们没办法,只好以老贫农的口气,代他来“控诉黑暗的旧社会和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来应付作文和黑板报的需要。

再如作者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忆苦思甜”,才发现很多人只是在那里闲聊,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诉的苦”,大家都在走个形式。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叫子德的农民被大家起哄,让他说说他的腿是如何让“万恶的旧社会”致残的,作者也提起了兴趣,但子德就是不说。僵持了一会儿,大家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别处。后来作者才知道,子德的腿和“旧社会”的“万恶”一点也没关系,而是自己出轨偷情被发现后,逃跑时摔断的。

在农村时间长了,作者发现在一次又一次的“忆苦思甜”会上,几乎见不到有老人们出面诉苦。他们不是说年成太久忘了,记不起来了,就是说,当年也说不上苦,人家工钱没少给,好吃、好喝的待承着。有的还干脆回忆起当年东家的好处和恩情,弄得这些干部下不了台,只好说他们是老顽固,“没有阶级觉悟,被地主富农的小恩小惠迷惑了”。

没办法,中共的干部们就找这些“老顽固”们的后人们出面诉苦。在这些没有真正经历过过去生活、又被中共洗脑的他们口中,地主们成了“吃穷人的骨头、喝穷人的血”的罪人,一件件被炮制的“血海深仇的家史”就这样呈现在众人面前。尽管这些被炮制的内容在台下被知情人悄悄地反驳、讥笑,当事人长辈也成了众矢之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出现在中共媒体上,成为了中共洗脑的新材料。

“再苦也苦不过六零年”

署名肖江的《“忆苦思甜”与“忆苦饭”》网文中也讲述了七十年代在儿时跟随父母下乡劳动时经历的“忆苦思甜”会。他们全家去的是距离淮河北岸大约二十公里、名叫“东南湖”的地方。在乡村读小学的肖江,除了每天的功课外,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洗脑活动,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批林批孔”等,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以及“反修防修”,“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等口号几乎成了小学生们的口头禅。

在他的记忆中,学校每一学年,特别是过年过节前,都要请一些贫苦农民来学校做“忆苦思甜”报告。刚开始,大家还能够认真听,但由于请来做报告的农民大多没什么文化,除了骂地主外,几乎没什么实质的内容,学生们也就渐渐失去了兴趣,常常在下边聊天、睡觉。报告会也因此不得不草草收场。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忆苦思甜”活动被彻底取消。

大约是在1974年中秋节,一个老贫农又被请来做报告。有意思的是,在讲到自己受冻挨饿的悲惨经历时,他突然冒了一句:“再苦也苦不过六零年啊!如果不是偷了生产队一口袋粮种,我这条命就没了。”坐在下面的老师和学生惊得目瞪口呆,校长赶快将其请下了台。

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1960年正是三年所谓的“大饥荒”时期,由于中共浮夸风盛行,上下瞒报,中国至少有3500万到4500万人饿死,而这样的惨剧前所未有。老贫农无意中的一句话,透露出的是骇人听闻的惨剧。

因为出了这样的“大事”,学校的报告会取消了,但吃“忆苦饭”却开始了。肖江记述了一次放寒假前的吃“忆苦饭”的活动。由于担心吃出了问题,学校做的“忆苦饭”的粥用的是大米和青菜,窝窝头里也没有掺糠,只是在玉米面里掺了些干菜。结果学生们都觉得好吃,现场出现了“一碗难求”的场面。学校领导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吃“忆苦饭”感恩当下的教育目的落空。

还有《回忆文革时一场有趣的“忆苦思甜”大会》一文也透露了“忆苦思甜”大会中出现的滑稽场面。那时作者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学校请来了60多岁的贫农李大爷来做报告。李大爷不识字,所以念不了学校特意给他写的发言稿,就自己随口说了起来。

李大爷先讲了“旧社会”因为家里穷,爹妈生病,所以不到10岁他就出去要饭了。有一年冬天下雪时去地主家要饭,被开门狗给咬了一口,鲜血直流。当讲到这里时,校长带头喊起了口号。

但是没想到的是,随后,面露得意之色的李大爷话锋却亦转,表示:刚才说的是最倒楣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常发生,有时我们要饭的也会很走运呢!有不少地主富农其实也很好心,常给我们热饭热菜。有一次,我们村里最大地主家的漂亮丫头,还夹了一个香喷喷的荷包蛋给我呢!

尴尬的校长马上和李大爷耳语了几句,他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跑题了,“忆苦还没完呢”。接着说道:“其实最苦的时候不是解放前,而是三年苦日子的时候。58、59两年田里多好的禾谷呀,可惜搞人民公社,劳动力都去炼钢铁去了,没人去收割,全烂在田里了。60年开始没有饭吃,那可比旧社会苦多了,旧社会还有地主富农,解放了要饭,大家都没吃的,你找谁家要去?”

透露了真相的李大爷自然很快被请下了台。而学校老师们则告诉学生们,不要写李大爷的报告了,让大家回家找父母“忆苦思甜”。

在“忆苦思甜”会上透露大饥荒真相的绝非上述两地,《变了味的忆苦思甜大会》一文也讲述了1964年11月发生在新庄大队“忆苦思甜”活动中的事情。一个叫李秀英的农民诉苦中提到她家一家五口,在1960年饿死三口,包括公公婆婆和丈夫,而公社马书记和几个干部却在大队食堂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李秀英趁人不备去食堂偷了个馍,却被马书记发现,强迫她女儿陪睡才可以拿走馍。李秀英恳求说女儿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自己愿意陪他睡。但是马书记看到瘦得不成人形的李秀英的身体后,将她骂走。没有将馍带回家的李秀英,回家后放声大哭。

而在活动中,利用职权侵害全村很多女人的马书记被农民暴打。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吊死在一棵树上,随后的诉苦会变成了“批尸大会”。

忆苦戏”后的搞笑

几年前大陆共识网刊登的一篇题为《“忆苦思甜”众生相》的文章,除了介绍“忆苦饭”外,还提及了“忆苦戏”,即在吃饭前演几个反映“旧社会”苦难生活的文艺节目,如“白毛女”。不过学校里无法演出那样的大戏,只能演一些小节目,表演“妈妈却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的凄惨场面。即便如此,一些学生也会不时搞搞笑。

一次,学校排练《不忘阶级苦》,选出全班最高最胖的同学演地主,他穿着不知从哪个箱底翻出来的长袍马褂,拄着手杖,带着一群跟班登场,演到“地主狠心,抢走了我的娘时”,那胖子潇洒地一举文明棍,几个男同学一拥而上,把那演“娘”的女同学生拉硬扯拖下了场。以后这一场景在学校广为流传,大伙儿经常背着老师,在哄笑声中重演这出“抢走了我的娘。”

结语

上个月,中共自由派元老、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去世,他在生前的日记中记述道:土改的时候,贫下中农不肯分地主的地,说这是丧天良的事。而从中共搞的“忆苦思甜”活动中不经意透露的真相,也证实了李锐日记所记不虚,证实了传统农村地主的形象,并非如中共宣传的那般,并非是“凶狠、残暴、贪婪”的代名词。

其实,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地主阶层,也就是田地所有者,在农村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大多受过教育,因此不仅承担着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担着灾年救济百姓、修建公共桥梁等设施、解决乡邻矛盾的责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的。1949年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双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么剥削的问题。当时“地主”的称谓蕴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羡慕,没有丝毫的贬义。

但是随着中共建政后的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数十万地主和家人被杀,地主阶级被全部消灭。农村传统意义上的士绅阶层被彻底摧毁,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农村逐渐消失。中共政权也达到了其对农村控制的目的。

不仅如此,中共经过几十年负面的宣传与政治运动,对民众进行洗脑,使“地主”成为一个贬义词,使民众脑中留下了是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和“南霸天”等地主“欺压百姓”的恶劣形象,“地主”也带上了浓烈的负面涵义。

而被中共欺骗的贫苦农民们,除了在土改时尝到一点甜头外,其余岁月则沦为二等公民,很长时间不得离开农村,生活也是越来越糟糕。大饥荒时饿死最多的正是农民。这也是他们“忆苦思甜”时为何脱口而出的是这段经历,因为这段经历最为惨痛,这无疑是对中共莫大的讽刺。

现如今,被中共欺压的中国人中,广大的农民依旧活在最底层,承受着最为深重的痛苦。如果今日中共再开什么“忆苦思甜”会,中共当是千夫所指,没有人会质疑,正是因为有了中共,中国人才如此“苦”;而没有了中共,迎来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才会真正拥有甜蜜、幸福的生活。#

责任编辑: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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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3 2: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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