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4月28日讯】（接上篇）
3: 看清中共本质 远走他乡的国学大师
还有一些国学大师，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在大陆沦陷于中共之前，远走他乡。这些人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等。
胡适
1948年底，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抢救”的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胡思杜违心的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早在1919年，胡适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
对于蒋介石将中共从国民党内清除出去以及剿共的举措，胡适是非常赞成的。他在撰写的文章或演讲中就表示：“蒋介石进行清党的举动……是站得住的。”“我们不反对中央政府全力戡定叛乱（注：指中共叛乱）。”“国内不统一，剿匪需要很大的兵力。”“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
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重庆举行谈判，蒋介石提出缩编中共的军队，胡适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中共挑起内战后，胡适以国民大会主席的身份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并对记者称，中共比日军更坏，“我的家乡抗战八年未遭破坏，而共产党占领三日，即洗劫一空。”
1950年，胡适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文，认为共产党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共产党的管制之下是没有自由的。
傅斯年
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访问，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五千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
钱穆
国学大师钱穆在史学领域很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钱穆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钱穆在1949年选择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在回信中说，他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他万万做不到的。他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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