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宪法是根本大法，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是根本大法，就应该具有一点神圣性。凡是法治国家，提到“宪法”这两个所表现出的敬畏，就反映出了这种神圣。我们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形成宪法权威，使宪法不但在字面上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然而，我们的宪法有权威吗！别的不说，仅仅从我们以往在宪法一词的使用上，似乎就可以看出来点问题。
众所周知(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过去在农业生产中，有“八字宪法”一说。所谓“八字宪法”，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种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方法的概括，在六七十年代特别流行，讲农业，必讲八字宪法。把近乎神圣的“宪法”一词用在这里，说明了宪法在我们一些人心中的地位。
当然，你可以说，宪法用在这里不过是一种比喻，借用，但为什么不用别的词汇呢？难道汉语的表达方式就如此匮乏，除了宪法一词再没有更好的词汇来表示农业生产中的关键因素吗？在我看来，“八字宪法”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宪法的某种看法，以及如何对待宪法的潜意识。
除农业有八字宪法外，工业也有一个宪法，这就是著名的“鞍钢宪法”。所谓鞍钢宪法，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对于鞍钢宪法如何评价拟另当别论，这里仅仅涉及一个问题，即与八字宪法同样的问题：这种管理手段与方法的概括，用宪法一词恰当吗？
而且，问题不仅到此为止。与鞍钢宪法相提并论的对立面，还有一个马钢宪法。马钢宪法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苏联的货色。在中苏决裂的大背景下，马钢宪法成为苏联“修正主义”的罪证，把这个批判对象也称之为宪法，宪法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毛泽东曾经把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作为两种工业路线的象征，尖锐地提出了“要鞍钢宪法还是要马钢宪法”的问题，显然，好坏东西都可以用宪法来形容。
有意思的是，马钢宪法这个名称，并不是苏联人命名的，而是中国人命名的。把本来不是宪法的东西冠之以宪法之名再来批判，更说明了宪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八字宪法和鞍钢宪法，以及作为批判对象的马钢宪法，统统都用宪法一词加冕，反映出了宪法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实际地位。确实，宪法是重要的，然而，只不过是工具性的。用则如珍宝，弃则如敝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八字宪法和鞍钢宪法，就是这样被视为珍宝并召来的，马钢宪法则也是同样被视为敝履并挥去的。
更为重要的是，宪法之所以成为宪法，是由其价值理念支撑的。任何宪法，都有基本的价值判断，比如公民权利的设定，政府体制的选择等等。离开了价值前提，宪法就不成其为宪法。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宪法最大的不足，不在于其条文的具体内容如何，而在于压根儿就缺乏某种价值理念。我们再看看，上面所说的八字宪法，其内容基本上是事实陈述，鞍钢宪法的内容，则属于管理方法汇编，宪法赖之于安身立命的价值判断，则不见了踪影。宪法一词的在中国特殊“语法”中的含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从语言习惯上，可以反映出相应的显现观念和潜在意识。1954年，共和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作为起草这部宪法的主持人，毛泽东说过一段有名的“宪法是根本大法”的语录。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到1955年抓胡风时，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毛泽东违宪问题时，毛泽东极为生气，以不屑的口气反问：“宪法是什么！我忘记了！”如果从共和国的领导人对宪法一词的使用进行分析，恐怕能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假设佛罗伊德在世而且诞生在中国，我相信，他有可能不会从两性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进行潜意识分析的，因为在中国分析政治素材比分析两性素材资料更多更方便。
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我这样论证有点小题大作，甚至会认为我是故弄玄虚。其实不然。中国实现宪政和法治的难度，正表现在这些地方。在这些不起眼地方，既有“主义”，也有“问题”。
转自《新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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